香港电影三问
第十放映室
就爱瞎说大实话
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5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落下帷幕。
出道25年，演了100多部电影的古天乐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奖。
这位低调的“盖学校狂魔”顶着“烂片之王”的帽子在金像奖陪跑了这么多年之后，终于靠一部动作片修成正果。虽然这尊「最佳男演员」的小金人远没有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来的有份量，但依然沉甸甸。
于一个香港演员而言，这是一次来自香港本土大家庭的首肯与称赞，意义自然非凡。对于一个拼搏25年的职业演员而言，这也是时间给予职业最体面的慰藉。
每次看金像奖都会很感动，看颁奖台上一幕幕对香港电影的深情告白。我一个听不懂粤语的人，也常会被打动。
把37岁的金像奖比作是一个中年人的话，那么比起90岁的奥斯卡，54岁的金马，71岁的戛纳，76岁的威尼斯。他其实风华正茂。
但我常常感觉到金像奖已垂垂老矣。十几年的影帝提名名单老是梁家辉、刘德华、梁朝伟、刘青云、谢霆锋等老面孔。我当然也喜欢这些演员，但是对于一个电影奖项而言，这并非幸事。
今年戛纳拒绝了张艺谋，洪尚秀，锡兰这些大师，努力拥抱新生力量以保持电影节的活力。戛纳和金像奖当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两者也有诸多区别，但戛纳积极革新的精神金像奖真的值得学习。
金像奖的危机其实早在港片式微，合拍片风生水起之时，就已经显露无疑。
变革还是坚守？
香港的电影金像奖还是香港电影的金像奖？
这个围绕金像奖命运的诘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答案也并不难找寻。
变革。
台湾金马奖已经为香港金像奖指明了方向，同样在困于台湾电影市场低迷之时，台湾本土电影数量稀疏，良莠不齐之际。
金马奖毅然决定改革，敞开怀抱，打破地域限制。把致力于台湾电影发展变成致力于整个华语电影的推介与扶持。
特别是文艺电影。变革后的短短几年，金马奖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就大大提升，目前已经是华语电影圈最为重要和最具含金量的电影奖项。
坚守。
先看一组数据：2017年香港地区电影总票房15.2亿人民币。
票房前十，皆为好莱坞电影。
华语片方面仅以《春娇救志明》的3062万票房排名18。单片最高票房成绩是《美女与野兽》7166万港币。整个2017年，香港电影产量在60部左右。还还算是近年来高产的。对比黄金时期的年产量300多部减少了80%。
这就像选美，以前可以在300个女孩里面选，现在只能在60个女孩里面选。底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选择坚守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只会变得越来越小众，最终偏安一偶，沦为份量越来越轻的小奖。
让人不解的是，两任金像奖主席尔冬升和陈嘉上给出的答案却都是坚守。
金像奖就是香港电影人自己的一个小奖而已，不会扩大成华语片奖。
尔冬升更表示“香港电影市场也不至于萎缩到一年连十部片都拍不出来。”
香港电影当然不会沦落到一年拍不出10部电影来，只是尔冬升的话里多少带着执拗与心有不甘的落寞以及不愿正视时代大潮的顾影自怜。
如果金像奖真是他的孩子，当该让他走的更远，接触更大的世界才是，何必只困于香港了。何况今日之香港已非昨日之香港。
金像奖的这种固执还表现在他的另一条不成文的“明规”——影帝必须是“自己人”。
矛盾的地方在于源头没有活水，香港电影已经失去了造星能力，青黄不接。
“自己人”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人。
而这种状况，又会掉过头来反噬金像奖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如果不是合拍片大潮，为金像奖“影后”输送了不少内陆演员，金像奖的处境会更尴尬。
《一代宗师》里面的宫宝森借一张饼问叶问：“拳有南北，国有南北么？”
叶问答：“其实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强求全等于固步自封，在你眼中这块饼是一个武林，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所谓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进步，真管用的话，南拳又何止北，你说对么?”
与其让张继聪和蔡卓妍唱着《不死》的主题曲，金像奖何不顺势而为，放手一搏？
变革还是坚守？
这是对金像奖的追问，何尝不是对香港电影的追问。
我悲观的看衰固执的金像奖，但我保持乐观的期待香港电影。
港片虽然式微，但电影人犹在，点一盏灯，香港电影的香火就会延续，香港精神就不会远去。
千禧年后，大导演纷纷北上。
徐克，吴宇森，陈可辛，王家卫，许鞍华，陈嘉上，关锦鹏，周星驰等等。
留守本土的则多是新生代导演，毕国智、黄精甫、翁子光、黄修平等。
前者声名显赫，后者籍籍无名。
单单以变革者或者坚守者两个词来串联或者分类这一长串的名字，既不准确也不妥当。
首先大导演们的合拍片之路本身就是一种冲破旧有文化语境的变革之路，「合拍」说到底还是文化上的合拍。
北上的陈可辛从05年的《如果·爱》开始到14年的《亲爱的》，10年5部片子口碑都不错，而且类型各异。
《武侠》所表现出来的全新特质，可以说是对传统武侠片的一种颠覆，你可以不喜欢这种表达和叙事，但谁也无法否认这是对武侠片这一重要华语电影类型一次脱胎换骨的革新。
《如果·爱》则大胆尝试了歌舞片这一偏门题材，并大获成功。以至于我想起来华语歌舞片，能想起来的就是《如果·爱》。
合拍片一度是烂片的代名词，香港导演们靠自我变革取得成绩一步一步扭转颓势。
从《一代宗师》到《扫毒》《寒战》《西游降魔》，再到《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香港电影精神辅以许多年积累下的成熟电影制作经验以及积极创新，终于让这些香港大导演们重新站在了华语电影的巅峰。
合拍片的水准某种程度上就是华语电影的最高水准。
《红海行动》的水准已经不输好莱坞战争片；《智取威虎山》让我们发现，原来主旋律还可以这么拍；《寒战》依然是最熟悉的香港警匪题材，但又玩出了新花样。
电影审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合拍片的底色，是镣铐，也是每个导演身后的朗基努斯之枪。
它与“自由、创新”的香港精神相悖。
转身快的，能学着渐渐适应这镣铐；转身慢的，折戟沉沙。
例如陈果，这位香港最另类的导演，也是香港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
北上拍了一部不知所云的《谋杀似水年华》，口碑与票房双输。
不会有观众永远追随你，要在观众没有背叛我前，我先背叛他们。
背叛观众的陈果，不知道算不算一种破执？或者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变革？不再苦苦追问“我是谁？”不再迷惑于“身份认同”，不再恐慌于“规则更迭”。
跟他以往电影里的这些小阿祥、阿芬、小混混中秋、弱智男、绝症少女阿屏、退伍军人家贤、黑社会家旋统统说声再见之后，那么似乎陈果也不复存在。
这些影像构筑起来的陈果才是导演陈果。
陈果的特别在于，陈果电影里的香港是内陆观众不了解的香港，甚至是香港本土市民刻意忽略的香港。
他跟我们以前在电影看到的香港迥然不同，他代表了香港的B面。所有的这些苦涩艰辛、迷惑困顿、漂泊荒诞也都是香港的一部。离开本土的陈果电影就像中了失心咒。
喜忧参半的还有杜琪峰，《毒战》和《三人行》让观众看到了银河大佬的凛冽还在，故事虽然是在内陆，不见香港却处处香港。
《华丽上班族》虽然票房失利，但在电影形式上也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我喜欢杜sir的恣意张狂、洒脱桀骜。我知道观众不是都是对的，不然你怎么解释那些动辄把烂片捧上好10几亿的行为。杜琪峰对新影片类型和拍摄手法摸索创新，不迎合也不僵化。依然是香港导演中最特立独行和最独树一帜的一位。
变革还是坚守？
每年的金像奖，在关于香港电影未来的存续与发展上，新一届最佳新导演的新作与大导演们的新作，无论在题材还是制作规模上，都像是两个不对称的双面镜，但又互相映照。
坚持本土创作到了每届必讲的程度，然而近10多年来，除了凭借《野狼犬》和《打擂台》两夺金像奖的郭子健，还有《志明与春娇》的导演彭浩翔，其他新晋香港导演从表面上看似乎建树并不大。
但换个角度来看，香港本土电影在类型上已经开始多元化起来。
有《我们的6E班》这样讲少数民族在港读书的青春片，有《音乐人生》这样堪称香港最具人文关怀的纪录片。
还有《一念无明》这样把香港又拉回我们熟悉的市井香港的写实片。有《狂舞派》这样以舞蹈题材抖擞青春活力的励志片。
还有不得不提的本届金像奖的新晋女导演彭秀慧，这位新导演堪称一个全能型创作才女。她先是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舞台剧《29+1》，接着又自编自导了电影《29+1》。
这群新导演在面对更多的创作困局与市场压力时，以各自独有的创作力，在前辈“北上”的格局下，立足本土并逐渐探索出新语境、新美学、新的港式人文理念。
他们资历未够，但锐气更足。他们在港片电影工业的重塑期寻找落脚点，亦是困厄之际的接棒者，他们是香港电影未来的新面相，星星之火或可燎原。
变革还是坚守？
这不是一个香港人关于寻找身份认同最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这甚至不是一个问题。
我想不用回答，市场和时代已经给出了回答。
今天的记忆注定会变成明天的回忆。世界也不是非黑即白。
古天乐在金像奖颁奖台上说了一段动情的话，我记得最后一句是说：
我很想多谢家里人，我这么大人了，还是跟家里人住，每天都是我妈妈叫我起床的。我不可以不跟家里人住，一个人最重要有家里人支持。
香港电影也一样，有香港人的支持，才会更加好。
但我想，仅仅有香港人的支持，显然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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