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强院士：如何打造“第四类城市”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标志性载体，很多城市在不断挑战过程中，进行自己迭代和更新，我把城市发展形态，归纳为四类，最理想的是第四类，”25日举行的“2021城市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吴志强就信息技术如何赋能城市发展发表主旨报告。

如何打造“第四类城市”？与会专家热议。

“第四类、具有不断反思、学习、总结、提炼治理能力，可以说是聪明的城市，智慧的城市。”

“城市是一个生命，不断提升人类文明的最高点，”吴志强看来，在城市成长过程中，面临多项危机。

首先是自然灾害，包括洪涝水旱、气象灾难、地质灾难、森林火灾、外部生物灾难等。

其次是事故灾难。1785年开始的工业革命造成大量的事件，工矿、火灾、交通事故、特殊装备、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工业社会以后诞生的可能对城市运行人类生命造成打击的事项。

第三是公共卫生事件。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交通网络不断延伸，当下人口在城市的集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为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放大提供了温床。

第四是社会组织的问题，不管是粮食、能源、金融、突发事件等等，都是社会管理事件，可能对城市生命造成严峻挑战。

面对这些冲击，城市形态有四种可能，吴志祥将其归纳为：

第一类、根本无法经受冲击，冲击一下子就死亡，整座城市毁灭。

第二类、冲击过后，似乎社会运行逐渐恢复，但由于没有学习能力，灾害依然可能发生。

第三类、完成复原后进行思考。应急越做越好。

第四类、具有不断反思、学习、总结、提炼治理能力，可以说是聪明的城市，智慧的城市。

“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直接刺激，是我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进入大规模人工智能城市规划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因，”吴志强认为，在新一代城市规划中，几件事情是可以尝试的，包括埋设具有感应功能的城市管道，使城市“自我感知”；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城市“自我感知”“自我判断”。更重要的是，不完全依赖机器，人与机器共同学习。

坚持“文化韧性、技术韧性、管理韧性”的同步发展

“我们做风险防控研究的，最怕说的准，人家说你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但我们更怕说得太准，预言成真，人家说你乌鸦嘴。谁都不愿意看到风险事故的发生。”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孙建平说。

在他看来，在城市这一“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领域，“韧性”不仅仅强调“对干扰、冲击或不确定性因素的抵抗、吸收、适应和恢复能力”，还强调“在危机中学习、适应以及自我组织等能力”。

孙建平认为，锻造城市韧性，需要完成五个转变。

孙建平教授现场图片

一是从单一到整合。比如，由单一风险分析转变为多风险耦合评估，由单个部门孤军作战到模块化综合城市治理等。

二是从短期到长期。由“短期止痛”转变为“长期治痛”，城市治理的理念要实现“工程思维”向“生态思想”的转变。所谓“工程思维”，强调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原状；所谓“生态思想”，则强调不断更新、协同进化。

三是从响应到适应。由“亡羊补牢”转变为“未雨绸缪”，由被动的应急响应转变为主动的风险防控，要始终让城市风险保持在城市发展可接受的水平之下。

四是从静态到动态。由终极蓝图式的静态城市发展目标转变为适应性的动态弹性城市发展目标，应对城市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五是从刚性到柔性。由刚性的城市危机处理及抵御对抗转变为柔性城市风险防控与消解转化，并且能够从外部冲击、风险或不确定性中获益成长。

“刚才吴院士谈到，城市像人一样，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孙建平提出，安全韧性城市建设，要立足人民城市，将资源聚焦人民的利益，从人民中吸取智慧，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发挥好每一个微小个体的作用。坚持“文化韧性、技术韧性、管理韧性”的同步发展。其中“文化韧性”是根本，“技术韧性”是手段，“管理韧性”是方法。 

中国人说多难兴邦，中华民族不仅有坚韧的品格，亦有柔韧的智慧，在风险和灾害中凝聚力量、积累智慧、探索新途，这就是根植于我们民族基因的、面对风险的文化韧性。

“技术韧性”更加具体化，可以将其理解为：利用一系列技术提升城市在面对突发灾害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能力。比如疫情暴发初期，一些企业能够快速地针对防疫抗疫一线需求去研发并批量生产相关设备设施，就是一种技术上的韧性。当前，要用好城市数字化转型契机，搭建一个“平时风险防控、特时精确预警、急时高效处置”的综合平台，提升灵活应对风险的能力。

“管理韧性”是方法，主要涉及运行机制和相应的体制。当前要做好制度设计，加大基层赋权的力度。要强化市场机制，加强保险等风险分担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