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巴:横断山中的历史活化石
横断山脉地区在历史上是所谓的西南夷所在之地。《后汉书》中说“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今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部），东接交址（今越南），西有滇国（今云南昆明一带），北有邛都国（今四川西昌一带），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今思茅一带），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地区），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东北有都国（今大渡河中下游四川泸定、汉源一带），东北有冉国（今四川西北部嘉绒藏族地区），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东北有白马国（今四川西北、甘肃南部的平武、迭布一带），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夷，是古代对中原以外的异族的一种称谓，也有封闭的意思。汉代西南夷的地域很广大，主要包括今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和四川的西部、西北部地区。这里部落众多，族属复杂，有的从事农耕，有的以游牧为生，语言和风俗不同。其中主要有夜郎、滇、邛都、、昆明、徙、都、冉、白马等大的部族（即所谓的“国”）。这些部落各有自己的首领（君长）。西南夷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司马迁所撰的《史记》，源于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开西南夷”事件。《史记》中“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汉武帝为了打通“蜀身毒道”（从巴蜀经滇至印度之路，即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和南越道（从巴蜀经夜郎至越南之路）而派兵招抚了这些部国，建立了7个郡的史载，让我们今天能知晓西南夷的大致面貌。
在中国的文化格局中，文化的主流方向是向东的，“逐鹿中原”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隐喻，同时也是正统的主流文化的一贯方向。而西南夷地区，作为西部的边缘，一贯被视为文化上的“不毛之地”，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对其一直采取“怀柔”、“羁縻”政策，实行“因俗而治”，主流文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十分微弱。而当地作为多民族和多元世界观的丰富的精神和文化世界则往往被“不毛”所遮蔽。只是在20世纪末期，当现代化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主流，中国传统生活世界的丰富性日益在现代主义的标准化中消失的时候，人们才蓦然发现，在中国西部那些一贯被视为落后封闭的地区，古代世界创造的生活、精神和文化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令人震撼的天真、丰富和朴素。对于历史上的每一次现代化运动来说，西南夷总是太晚甚至错过，但对于中国世界关于人生的终极价值来说，这个地区总是为我们保留着丰富的启示。但在现代主义高歌猛进的今天，西南夷正面临着覆灭的命运，因为“横断”已经越来越不再是庇护那些民族伊甸园的天然屏障。主流文化的再次统一以及必然发生的单一化与古代的不同在于，异常发达的现代技术将令古老的西南夷文化完全失去修复其多元性的基础。
据学者们考证，丹巴是西南夷中的冉国所在地区，是西南夷与内陆最接近的地带。照理说汉文化的影响应相对强烈，但就是在今天，虽然外部世界的渗透对此地已经无孔不入，但这里仍然保留着一些西南夷的遗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冉夷地方：“贵妇人，党母族……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今天这里不仅“贵妇人”之风犹存，还延续着“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的习俗，而且仍然是“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至十余丈的“邛笼”（藏语称为“宗”的碉）仍然随处可见。此地素来属于身体强壮、勇敢无畏的民族，生活与文明的核心在高山上，只要一上路，也得往高处上坡或者下山，哪怕是到自己家的果园或水井去也如此。习惯一马平川、高速公路、“丝管日纷纷”的人们在这里会感到腰酸背痛、恐惧腿软、无所适从。海拔较低的章谷镇只是丹巴县物资集散地和行政中心。造山运动造就的那个梅花状的漩涡日夜旋转，令丹巴在低处四通八达，在高处险峻封闭。无数人从高原而下或者从内陆迁移来此，要么登山累石，雄踞一方，永远住下来。要么晃一圈，然后一挥马鞭永远失踪。丹巴位于西藏、古代的西南夷和蜀地之间，各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无数年代中被影响、渗透，又顽固地坚持着本土的特性，已经被时间磨砺成稀有的宝石。丹巴人说流利或生硬的四川方言，同时也说发音复杂的藏语，一个5万多人的县，百分之七十为藏族，藏语有5种方言，隔一座山彼此的话就听不懂。复杂的语种只有寺院里的高僧可以完全精通，岭钦寺的喇嘛巴丹说起他的上师最自豪的是，老师会说5种藏语。就是在最偏僻山寨，也可以用汉语交流，但并不影响人们信奉最原始的苯教。必须攀登险峻山路四五个小时才可以抵达的寨子，人们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女国的遗风
200多年前，丹巴县巴底乡邛山土司官寨，曾发生了一次反抗土司统治的暴动，史称“邛山农奴暴动”。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巴底土司病故，其妻白利拉姆独揽大权。《丹巴县志》记载“白利拉姆喜好面首，经常强抢一些相貌漂亮的男子，禁闭在官寨中随意玩弄。青年男子拉斯毕姆达相貌英俊，已婚配，被土妇相中，抢入官寨，其妻不服，被活活打死”。并且横征暴敛，害得当地农奴民不聊生。又遇上连年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最终农奴们在娃子德甲木卡布绒的领导下奋起反抗，突破防卫，冲进土司官寨，活捉了白利拉姆。但白利拉姆逃跑后引来清军，使起义失败。这种故事在男权为中心的中国内陆恐怕只会令人想到武则天那样的例外人物。但在西南夷地区，自古以来，与汉地女子必须遵守“三从四德“的传统风气不同，女性一直有着古代延续下来的更高地位，某种母系社会时代的遗风从未在这个地区散去。这种风气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所谓母系社会的历史，也会感觉到女性们在此地与内陆非常不同。
在古代的记载中，西南夷地区曾经存在过女性掌握权力的“女国”。《隋书》记载：“女国， 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国王，王姓苏毗。女王之夫号为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理国政。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又《北史·女国传》记载：“其地五男三女，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还有《旧唐书》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这些女国显然与汉代的西南夷人有着某种联系，也许汉代“贵妇人，党母族”、“累石为室”者在隋唐时已经成为“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的一个女国了。
我们养成只有文字记录才是证据的习惯，然而历史在西南夷地区并不是以我们习惯的方式记录的，虽然东女国后来在记载中消失了，并不意味着一切就烟消云散。在这里，某些时候，你得相信那些口口相传下来的，听上去完全是超现实的、甚至荒诞不经的传说、神话和种种现象。
在西南夷地区，女权时代的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在云南，汉代以及更早的滇青铜器的许多造型中总是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女性形象。而在通过雅砻江与丹巴地区相联系的居住在泸沽湖边的摩梭人，至今依然保持着母系氏族时代的阿注婚形式。这种蛛丝马迹，被探险家洛克感觉到了，他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西南夷地区，精通了纳西语言，他认为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就是东女国：“大约在公元750年，在丽江地区北部有一个苏巴（SAMPA）王国，此即东女国。”东女国的“后裔”们给洛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大胆而敢作敢为，成群结伙，手拉手地在山坡上漫游，唱着歌，挡住经过的青年男子的路”，“当共产主义者来到纳西人的区域时，纳西妇女如鸭子奔向水流一样地去加入他们的军队”（《论纳西人的“那珈”崇拜仪式》）。20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俄罗斯探险家顾彼得对此也深有感触，在《被遗忘的王国中》他写道：“由于她们多方面的活动，由于她们把货物从一地运到一地的沉重劳动，丽江妇女已造就了优越的体格，妇女高大结实、胸宽大，臂力强，她们自信、果断、勇敢。她们是当家人，是家庭繁荣的唯一基础。娶个纳西女子人生就获得了保障”、“她们把自己培养成强壮的人种，直到完全奴役了男子。”顾彼得讲到一个女头人“年轻美丽，身穿深蓝色的百褶裙和红色上衣，骑在一匹大黑骡子的银鞍座上，由身披黑羊毛披毡的卫兵领路，两个赤脚，然而全身挂满银首饰的女 子跟在后面。”“我是鲁甸阿俄卿的女头领”、“你应该去鲁甸，也许我们可以结婚”，见面才几杯酒的工夫，女头人说“有个外国丈夫会大大提高我的威信”。
在丹巴，女权时代的遗风依然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丹巴县文化馆馆长益西桑丹先生告诉我，就是在今天，在中路的许多家庭中，女性依然在家里主宰着家庭大事。某些寨子依然保持着走婚的习俗。村子里许多男子都是上门到女家去。男人作为苦力挣钱干活，把经济和买卖交给女子掌管，相当普遍。就是在汉文化影响日益深入的今天，女子们依然打扮得像是女王，穿着高贵的裙子劳动或者跳舞，佩戴着各种金银珠宝玉石打造的饰物。当整个西南夷地区的男子服装都基本汉化时，女子们依然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着她们古代流传下来的盛装，我们仍旧可以从服装上轻易地辨别不同民族的女性。男人们当然也会盛装参加节庆，但只是一个节日中的象征罢了。服装的复杂与简单，肯定暗示着女性与男子的不同地位。衣着简陋的男子们看起来更像是战士和民工，这与“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记载颇为相似。
有个独特的传统，丹巴的藏族女子到了17岁要举行成人仪式，献哈达，戴珠宝，扎式样复杂的辫子，穿繁琐讲究的盛装，在全村人民的簇拥下进入成年，完全是一次女王的登基，而男子却没有这样的荣光。在丹巴，众山之王墨尔多山被视为女性神山，“在藏匿着女性形象的大地上……在那具有女性形象的峡谷中，埋藏着苯教经典”（《墨尔多神山志》）。在梭坡地方，从前人们每年七月初四都要祭祀一个叫“哲姆娜”的女妖，据说哲姆娜尤其喜欢相貌俊美的男子。如果俊美男子去祈愿，一般都能灵验。祭祀女妖的地点在梭坡乡弄中村东南面穿越原始森林后的一处绝壁上的洞穴中，下面是深渊，开凿了一条小路通行，里面供奉的“哲姆娜”女妖是一个黑面神灵。若希望“哲姆娜”知道是谁来朝拜她，就要在上山时带一根木棒，放在洞口，祈祷时大声说出自己名字，“哲姆娜”就可以听见。梭坡乡的村民泽郎格绒说，那一带的峡谷中还有“毛都龙”修行地，许多岩石、山洞都被非常具体地分类想象为女性的生殖器各部位，是用古老的藏语命名。据说混进女王纱孟坐吉布家的女妖被镇压在“毛都龙”的一个塔下，她是被金刚乘大师巴果·白若扎斩首的。女妖说，她的祖先来自后藏一个叫“年”的部落。这故事令我想到，女国的消亡是否与藏传佛教的扩张有关。在梭坡，许多村民曾经看见这样的海市蜃楼景象，在5月割麦子的时候，黄昏的光芒中会看见女王的马队，人嘶马叫，前面是猴子在带路。而且人们相信，那些原始林莽中的垒石废墟，一定是女国的遗址。
丹巴最近被旅游宣传说成是“美人谷”，有人已经从血缘上寻找美的渊源了，“美人”这个已经庸俗化的词，用于丹巴高山中沉默于劳动之辛苦与丰收之喜悦的女子很不谐调，丹巴妇女继承的是古代女性的传统美学，而不是电视台通行的巴黎时装模特儿和美容院的唯新标准。她们并没有因为外地人的“发现”而受宠若惊，大多数女子依然素面朝天，保持着劳动和土地创造的天生丽质，令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失所望。巴底乡的卢阿姆被视为丹巴美人的典型，几年前被“发现”，她的画像印刷品被作为“美人”高高挂在公路边。她的家已经成为生意兴隆的客栈，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我们见到了这位丹巴妇女，她高大、健康、自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主持着客栈的日常事务，正在忙着招待客人；丈夫骑着摩托飞驰，负责采购和运输。有个叫拉姆的姑娘帮她照应着倒茶端水的杂务，拉姆19岁，刚刚从广州回来，她去那边打工，继续着“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的传统......（编辑 贡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