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毛氏传疏》版本源流考
《诗毛氏传疏》是清代学者陈奂的名著，此书道光二十六年始有刻本，光绪七年后刻本骤然增加，流传甚广，影响较大。本文通过比勘各刻本间版式及文本内容等，梳理出《诗毛氏传疏》三个版本系统。
陈奂(1786—1863)，字硕甫､倬云，号师竹，又号南园老人。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师从江沅､段玉裁。平生所交如高邮王氏父子､栖霞郝懿行皆当时学界名流。一生治学不断，生前所创颇丰，刊刻有《诗毛氏传疏》三十卷､《毛诗说》一卷､《释毛诗音》四卷､《郑氏笺考徵》一卷､《毛诗传义类》一卷､《公羊逸礼考徵》一卷､《毛诗九谷考》一卷､《师友渊源记》一卷､《三百堂文集》二卷､《说文部目分韵》一卷。尤以研究《诗经》见长，因著《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更为后世称作清代《毛诗》学三大家之首。据陈奂《师友渊源记》载:“窃谓墨庄治诗有年，于毛氏经传必为完书，故己所治诗，特编为《义类》。及其病革之日，遗言属校《后笺》，《鲁颂·泮水》下无稿本，并为补篇，乃知所治《毛诗》条例章句，不为完书。奂遂奋焉。以揉《义类》作疏，乙未有此志，至是乃得坚。丙､丁､戊､己四年而《疏》成，惜乎墨庄还道山，不能重与细论也。”陈奂看到胡承珙(号墨庄)《毛诗后笺》原稿后，发现胡所著“不为完书”，故于道光十四年(1834)始有作《疏》想法。
陈奂致何绍基的两封函中，第一封云:“承询鄙作《毛诗传疏》，大略以先秦初汉之微言发明《传》意，与墨守东汉诸儒蹊径稍异。卷中门户，觕为安排，近欲揉成作《疏》，删去芜词，力加润色，须于明年方可告蒇。”第二封云:“拙作《诗疏》，但于舟次略观梗概，道涂辽远，不得时领教益，深为可惜。剞劂之事，原可纵缓，奈精力衰而卷帙多，一朝悬崖撒手，竟无接气者，不得已与同志相商，先于今三月请工写样耳。知承绮注，用以附闻。”第一封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知《传疏》尚未完稿。第二封作于道光二十年(1840)春，由函中“先于今三月请工写样”及《师友渊源记》载:“道光二十年庚子，《诗疏》稿已定，子仁､子范曾倡言趣刻……英夷事起，旋寝废。”可知《传疏》于道光二十年即已成稿，并计划刻印，却因鸦片战争爆发，刻书进程不得不中止。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月，陈奂之友刘芝山(仲来)为《传疏》题记。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八月，《传疏》刻竣，于篆写书名《诗毛氏传疏》下小字作“道光二十七年秋八月硕甫自题”。下钤“硕甫”印。
《诗毛氏传疏》于道光十四年(1834)开始撰写，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即已刻录成书，该本后由海宁杨芸士珍藏，卷首衬页有友人对《传疏》的题记，最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八月，由陈奂在书前亲自题记，终成定文，历十一年之久，近百万言。《诗毛氏传疏》三十卷，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硕甫以极谨严的态度演绎他，而又常能广采旁徵以证成其义，极洁净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了”。王欣夫评其“发明西汉微言，尤精于训诂名物”。关于《传疏》版本源流，柳向春简单罗列搜寻到的版本，林慧修从版本､印行书局及藏书处三处着眼，对《传疏》版本有所整理。杨晋龙[8]比对台湾坊间流行的五种《传疏》版本后，梳理出“漱芳斋”和“文瑞楼”两个版本系统。惜林､柳二文只罗列《传疏》版本，而未予以分析，杨文虽梳理出两个系统，但笔者在校对《传疏》时，则归纳出“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和“鸿章书局石印本”三个版本系统，故深感杨文关于《传疏》版本系统的成说有可商榷之处。兹将《传疏》版本源流略述如下，不揣简陋，求证于方家。
一､《诗毛氏传疏》版本概要
《传疏》自问世以来，便得到陈奂亲友的重视。光绪七年(1868)皇帝“谕”对《传疏》的流传更起到推动作用，刊行版本骤然增多，如光绪九年(1870)覆刻翻雕本､光绪十年(1871)点石斋石印本､光绪十四年(1875)《皇清经解续编本》汇刻本。
(一)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此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小字同。细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上鱼尾下记卷数，下鱼尾下记页码。《续修四库全书》已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卷首题“道光二十七年秋八月硕甫自题”十三字，次“吴门南园扫叶山庄陈氏臧版”牌记，次西吴费丹旭绘“陈石甫先生六十二小像”及“弟子长洲汪献玗敬书，吴县潘遵祁作谨赞”文。十九卷末乌丝栏外有“武林爱日轩朱兆熊镌”九字。据柳向春考证，咸丰十年(1860)四月十三日，太平军攻入苏州，陈奂所撰文集底稿､手批群籍､师友手简均遗在潘氏馆或南园，仅《诗毛氏传疏》书版及新刻四种携出[。同治元年(1862)陈奂《复马芝荪》云:“曾相亦未见过，而拙著《诗疏》曾从令兄远林下询，去年将剩纸刷印十部，后刻四种亦既刷印。”
可知，《传疏》曾重印，且有合订“毛诗五种”之举。据翁同龢记:“是日与伯寅联衔奏进陈奂《毛诗传疏》，奉旨发南书房阅看。次日递奏片，有明发一道。”徐子静仿写覆刻翻雕的《传疏》后即附此“谕”:“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上谕，前据潘祖荫､翁同龢呈进故孝廉方正､江苏贡生陈奂所著《毛诗传疏》一书，当交南书房翰林阅看，据称陈奂于嘉庆､道光年间积三十年之功，乃成此书，笃守毛氏，专力研求，无过之者。该贡生研精诗学，于毛亨诂训颇能阐发，洵属有裨经义。所进之书，即著留览。钦此。”此后《传疏》更受人推崇，刻印渐多。重刻的《传疏》多为五种合刻本。如光绪九年吴门校经山房覆刻本，为陈氏后人所刻。笔者所见上海校经山房重刊本现藏于山东大学图书馆，卷前有光绪九年十二月仁和方德骥序:“惜版存陈氏家塾，流播无多，坊间亦未有别本，吾友徐子静慨然集二三同志，命工仿写覆校翻雕，出而问世，予既叹君用志之笃，服古之勤，更幸是书沾溉四方，从此家絃户习，洵足以推广朝廷，崇奖经术，嘉惠艺林之意，即质诸陈先生自叙所言，极毕生念虑，荟萃于兹，将以达治乱之原，怀圣贤之教。竢诸天下后世者，亦不无少裨焉。刊既竣，为缀数语于简端。光绪九年十二月，后学仁和方德骥谨序。”序中称此刻本为“仿写覆校翻雕”本。后有朱字“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上谕”，四周红龙纹。光绪十年槐庐家塾本有吴县朱记荣《后序》:“青溪席丈冠甫，潜心古籍，博极群书，尤精于经学，为陈先生入室弟子……喆嗣孟则明经濡染家学，尤嗜陈先生《毛氏诗传疏》，朝夕讽咏，朱墨交施。原刊尚有误字未经校改者，一一为之校正，其用心颇挚。
荣见而爱之，劝徐君子静､孟则明经同志重付剞劂氏，并独任校勘之役，孟则欣然允诺。荣复偕孟则息息雠校，以成善本……光绪十年，太岁在甲申，孟夏之月吴县后学朱记荣懋之甫识于白堤孙谿槐庐家塾。”可知，槐庐家塾刻本即以徐子静覆刻翻雕《传疏》本为底本。文中所提“青溪席丈”正是扫叶山房主人，朱记荣则为扫叶山房主事者。1930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丛书铅印《诗毛氏传疏》8册本，书前“重刊《毛诗传疏》序”内容即光绪十年槐庐家塾本吴县朱记荣《后序》。同槐庐家家塾本相比，商务印书馆所印《传疏》仅前无“陈硕甫自题”､牌记､六十二岁小像及赞文，仍竖体排列，其余均同。商务印书馆又于1933年再次铅印《万有文库》版《传疏》8册本。1934年《国学基本丛书》2册本于“重刊《毛诗传疏》序”前印有“本书系用《万有文库》版本印行，原装分订八册，每册画数各自起迄。今合订二册，面数仍旧，读者鉴之”。之后的《国学基本丛书简编》3册本只是将2册本序中“合订二册”改为“合订三册”。可见商务印书馆所印《传疏》底本即槐庐家塾本。
(二)南菁书院汇刻本
光绪十年(1884)，王先谦提督江苏学政时，仿照阮元《皇清经解》体例继续收集清人经学著作，历时三年，于光绪十四年(1888)江阴南菁书院刊刻《皇清经解续编》，比《清经解》新增111人209种著作，集清代经学著作之大成，其中就包括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南菁书院《传疏》刻本列于《清经解续编》卷七百七十八至卷七百八十三卷，共6册。每册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注文双行小字同，左右双边。单鱼尾，鱼尾上刻“皇清经解续编”六字，鱼尾下记“诗毛氏传疏”及卷数，书口下部记页码。内容依次为作者自序､目次､正文。《传疏》每卷首下刻“南菁书院”四字，卷末均列校勘者名。光绪十五年(1889)，蜚英馆缩印南菁书院《清经解续编》本。蜚英馆是光绪十三年(1887)由李盛铎在上海开设的石印出版机构，该机构规模很大，内部分工较细，备有当时先进的石印蒸汽机，大量印行科举相关用书，后因科举制度废除而停业。蜚英馆《清经解续编》前有序云:“《皇清经解续编》后先辉映嘉惠士林甚盛举也，惟卷帙繁重，翻阅良难。本馆不惜重赀购取王刻初印本详家校核并广搜各家专集，逐一参订，然后缩影泐石印成善本，分订三十二册，使巨帙顿归简易，便于取携循览，得是编者，纵意博观藉资考证以上副。”体例有文:“是书缩印若用直行则字形太小，故仍分上中下三层，眉目清朗，其截裱接筍处皆悉心校正，毫无遗憾。”可知蜚英馆所选《传疏》底本即南菁书院汇刻本。其《传疏》半页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三节版，狭行细字。四周单边，单鱼尾，鱼尾上志“皇清经解续编”六字，下志《传疏》所在该丛书中总卷数及“诗毛氏传疏”。
(三)鸿章书局石印本
1920年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文瑞楼所藏《诗毛氏传疏》，半页十四行，行三十字，注文双行小字同。细黑口，单鱼尾，鱼尾下记卷数，书口下部记页码。内封后“文瑞楼藏版鸿章书局石印”牌记。内封篆写“诗毛氏传疏”五字，于下“道光二十七年秋八月硕甫自题”及“硕甫”小印一枚，次西吴费丹旭绘“陈石甫先生六十二小像”，次“受业弟子长洲汪献玗敬书，吴县潘遵祁作赞”文，次目次，次叙，次“条例十凡”。(四)道光二十六年刻本所见《传疏》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即1992年山东友谊出版社《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是搜寻版本中最早刻本。该书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经传单行，注文双行同。天头地脚较开阔，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上鱼尾下记卷数，下鱼尾下记页码。目次“坿”下小字刻“以下未刻”。第二､五､十､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卷末乌丝线外镌“武林爱日轩朱兆熊镌”九字。内封背面有“苏城南园扫叶山庄陈氏臧版”记。卷端题“诗毛氏传疏”五字，四周双边。左钤“硕甫知交垂三十年矣，向邃于西汉人之学，世罕匹俦。今观其书锓版以流誉于无穷也。因乐为之记。镶白弟仲来芝山氏拜题，”右钤“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春三月”十三字。题签右下钤“每部工价纹银陆两”八字。目次页右下有“海宁杨芸士藏书印”及“北京图书馆藏”二枚印。笔者经眼的版本中，《传疏》最早的版本是影印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但流传不广。现坊间所见《传疏》多以道光二十七年刻本为底本。诗毛氏传疏》刻本据上表“附”中内容变化可知，《传疏》文本内容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大致可将《传疏》版本归纳为四种，即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书院汇刻本及鸿章书局石印本。
二､《诗毛氏传疏》版本源流
自然，最能区别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书院汇刻本及鸿章书局石印本四者间关系的还是文本间内容的详细比勘。通过比较，四个版本间存在着大量文字的异同，如《陈风·泽陂》“荷，夫渠也”下《疏》，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作:“荷一名夫渠，此茎､莲､花､实之总名也。”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书院汇刻本及鸿章书局石印本作“此茎､本､花､实之总名也”。《桧风·素冠》“《素冠》，刺不能三年也”下《疏》文，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书院汇刻本作“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鸿章书局石印本作“子生三年，然后母之怀免于父，夫三年之丧”。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列于下表:表所列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书院汇刻本､鸿章书局石印本文本内容出入情况有四种:一是其他各本内容相同，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不同，共16处，即表中序号一､二､四､五､八､十一､十三､十四;二是道光二十六､二十七年刻本､南菁书院汇刻本相同，鸿章书局石印本不同，共12处，即表中序号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六､二八､二九;三是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相同，南菁书院汇刻本､鸿章书局石印本相同，仅1处，即表中序号三;四是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书院汇刻本均不同的仅有1处，即表中序号二七。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各本所据底本不同，可将异文归纳为“讹”“脱”“衍”“倒”四类，如表中序号十二，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南菁书院汇刻本“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下阙“夫三年之丧”。又如表中序号二七，三种版本间内容相差较大。核查原书，版框､栏线完整，并未找到任何挖空的痕迹。二是刻板时手民造成的讹误，如表中序号六､七､九，“冰”作“泍”，“文”“又”“亦”三者相混淆。
综上所述，《诗毛氏传疏》诸本间存在着版本形式及文字内容上的差异，差异形成的原因，不仅与刊刻者有关，更多的因据不同底本造成。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将陈奂关于《诗经》研究的其他四种著作合刊，基本是以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为底本。南菁书院汇刻本所据为漱芳斋刻本，而漱芳斋刻本不论从版式还是文字均与道光二十七年本同。鸿章书局石印本与道光二十六､二十七年刻本差异较多，故而合理推断，《诗毛氏传疏》存在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及鸿章书局石印本三个版本系统。（魏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