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 | 漢唐題額書法的文化史考察

漢唐題額書法的文化史考察——以敦煌題額等資料爲例

中國古代建築懸掛木質牌匾以爲標識,據可靠的文獻記載最晚西漢就已出現。汉唐时稱之爲扁、署、題署、額、題額、榜、牌、牌額等。兩漢魏晋南北朝的題額實物均已不存,也不見于這段時期的圖像、石刻或雕塑,唯有東漢以來的石刻題額與建築題額多有相同之處,可據以推想。在書法史上,著名書家多有題額之作,某些書家傳記中還有特善題額的記載,而且往往與大字書寫密切相關。

近年有關漢唐題署書法的研究逐漸豐富,但是對于題額本身的物質特性、製作過程關注不足,例如題額使用什麽材質,飾以什麽顔色,文字如何書寫,如何布局,使用什麽樣的毛筆,題額尺寸與字徑有何關係,舊額如何摹寫複製,如何鑒藏,無署名的題額作品如何記録書家及其本事,又是如何爲後人所知,題額與社會生活之間有何聯繫,題額怎樣體現文人的文學創作和地方官吏的德政,以及題額與行政管理、政治鬥争之間的複雜關係,則罕有涉及。筆者認爲這些問題對于梳理唐代題額形態,深入探索題額背後的文化史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但限于學力和眼界,尚多不足之處,敬希方家指教。

01.

漢晋題額的材質、製作工藝對于書體的影響

題額是建築名稱和功能的標志物,其尺度隨建築本身體量大小而定。城門、殿堂、樓臺等體量較大的建築,需要字徑巨大的題額,一則與建築相稱,一則方便觀者在較遠的距離上就能看清題額文字;即使一般體量的官署、閭閻題額,其字徑也遠比日常書寫字徑爲大。西漢以來就形成利用木板書寫題額的傳統,在木板上書寫大字徑的文字,所用的工具與日常書寫不同,木板的材質及加工工藝也對文字書寫有影響,使得書迹呈現與日常書寫不同的效果。以往研究多從文獻資料記載出發研究題額書迹和書論,但是離開題額的物質載體和製作工藝,往往窒礙難通,故本節重在結合材質、工藝和書迹重新討論文獻記載的題額問題。

題額所用的書體,秦漢以來稱爲“署書”。署書是秦代八書之一,大致有三種用途:其一,書檢、書楬;其二,書寫懸法;其三,門户題署。書檢實例見于甘肅敦煌馬圈灣遺址出土的漢代封檢,書楬實例見于馬王堆漢墓竹笥所附木楬,甘肅敦煌懸泉置月令詔條是書寫懸法的實例,而門户題署的早期圖像則不得而見。署書的重要特徵是字徑較大,簡牘檢署較之通常書寫稍大,而書寫懸法和題署門户的字迹則必須更大,其用途在于高展示性,令觀者在一定距離内可以看清。漢代官府門署的記載見于衛宏《漢官舊儀》,所述爲西漢制度:

丞相門無塾,門署用梗(楩)板,方圓三尺,不堊色,不郭邑,署曰:丞相府。東門、西門長史物故,廷尉正、監守。
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内,門無塾,門署用梓板,不起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

丞相府門署爲邊長三尺的方板,漢尺三尺合今69.3釐米,書“丞相府”三字,推測字徑上下約漢尺七八寸,左右約一尺餘,正常視力者在六十米距離之内都可以看得清楚。“丞相府”三字書作一行,字形當與檢署文字一樣,作寬扁之形。御史大夫門署木板衛宏未記尺寸,不會大于丞相府,容五字,字形當然更爲寬扁。雖然秦漢日常書寫的隸書是横向取勢,字形稍扁,但是在限定範圍内直行書寫多字,勢必較之日常書寫更扁。

衛宏所記中央官署的題額如上,而當時宫殿、城門、官署、倉廩等公共建築當皆有題額,其形制當與丞相府、御史大夫寺的門署相近。漢代宫殿門署的情况缺乏資料,南齊蕭子良《篆隸文體》云:“署書者,漢高祖六年,相國沛人蕭何之所定也。時天子初基,人謀後諝,方怨猶勤,征師未凱,何秉均贊業,留字關中,疏龍首之山,作未央宫殿,披秦圖書,參其篆法,述爲此體,以署蒼龍、白虎二闕云。”又云:“復篆書者,史籀之所作也,而重複之,其法類于夏篆,漢武帝以題建章、鳳閣也。”此書所存署書的字例是特殊的篆書形態,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認定這是漢初署書的基本樣式。一則南齊距漢初年代太遠,其可信度不高,雖有其他文獻也持此觀點,但均出自子良一家之言;一則與南北朝石刻題額相較,可以證明《篆隸文體》的署書字形其實是南北朝時期創立的新體,與秦漢篆法無關。梁庾元威《論書》曰:“余經爲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絶筆。”其下列舉百體書,其第二十七種爲署書,當是蕭子良《篆隸書體》所舉字體。蕭所創署書字體雖難以取信,但是西漢初年宫殿已有題額當無可疑。據《水經注·穀水》載“昔在漢世,洛陽宫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字”,是爲東漢洛陽宫廷以大篆題額之事。東漢地方城門、官署的題額,可以二世紀中葉的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所見爲例,舉凡畫中的城門、官署皆有榜題,如甬道北壁有“幕府門”,前室南壁有“左倉曹”“右倉曹”“尉曹”,中室東壁有“寧城南門”“幕府南門”等等,頗可推測這些城門、官署建築皆懸掛門署。漢代各地鄉間街巷之門是否皆有題額尚不確定,但是確有特定原因而懸掛門署的,劉增貴舉出以下事例:沛郡劉長卿妻以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恒釐’”,汝南袁秘等七人捨生取義,故得旌表門閭曰“七賢”,鄭玄家鄉之門號曰“通德門”,并且説明鄉間住宅多不向街開門,爲了顯示旌表的意義,提高關注度,就將其移置于街巷或鄉里的大門,于是這些本無題額的地方也因表彰鄉賢而安置了題額。以上各等級的題署文字在二字到四字之間,其布局當與衛宏所記相近,爲直行書寫,字形寬扁。

以上兩條材料還告訴我們西漢門署的材質和製作工藝,并進一步瞭解背後的寓意。首先門署用楩木或梓木,都是質地堅硬的木材,是木之珍品,暗喻丞相、御史是國之棟梁。其木板三尺見方,三尺是漢代法律簡的長度,故三尺爲法律的代稱,或者暗喻丞相、御史依法治事。丞相府門署“不堊色”,“堊色”是指以白堊涂平木板并上色,因爲漢代平木工具十分簡單,平推刨尚未傳入,使木材平整如鏡十分困難,需要用白堊或大漆涂平,再上色裝飾,同時也爲了和所在建築的裝飾顔色協調。“不郭邑”或 “不起郭邑”,是指門署邊緣不加裝飾。郭邑本義是城墻,這里指如同城墻一樣的邊框。衛宏特别強調這兩点,説明當時較高等級的門署是堊色、起郭邑的,而丞相府、御史大夫寺這樣做可能是爲了表明清廉謙退之意吧。木板施涂白堊的工藝,與房屋墻壁上的涂堊工藝完全相同。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元始五年四時月令詔條》正是在泥墻上涂堊書寫的,完全符合漢簡上常見的政府詔書法令皆須“白大扁(或編)書鄉亭市里高顯處”的規定。所謂白是指清晰明白,當然泥墻白堊之後以墨書之最爲清晰,扁書則是與門署用書體一樣的字體,特徵就是字徑較大。而泥墻上文字若白堊脱落則會造成政令文字缺失和錯誤,故《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誤。永建中,兖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别,改著板上,一勞而久逸。”這書寫詔書的木板也是需要涂堊的,也是白底墨書,其扁書書迹與題額署書書迹相同,不過題額署書字徑更大。

敦煌莫高窟第六十一窟五臺山图(局部)

漢代還没有製造書寫大字毛筆的技術,在木板上書寫大字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漢代的毛筆以居延筆爲標本,構造簡單,筆毛成束塞入木質或竹質筆管之中,既没有捆扎,也没有膠粘,如果增加筆管粗度和筆毛毛量以加大含

墨量,筆毛勢必脱落。從文獻記載,書寫巨大字徑的工具可能是毛刷、掃帚之類。從情理上推論,無論泥墻還是木板,塗堊時用的都是毛刷,書者的毛筆不足以完成大字的時候,自然會借用涂堊的毛刷。這類毛刷、掃帚類型的工具,因其形態方扁,與毛筆不同,含墨有限,其墨迹自然較爲特殊。毛刷類工具固然能滿足書寫大字的需求,但是一次蘸墨僅能書寫一兩筆,書寫筆畫較多文字需要多次蘸墨;當書寫速度較快,或者書寫潦草時,則書迹之中墨色往往不滿。這正好與古人對于飛白書的定義相符:“王隱、王愔并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宫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無獨有偶,中古時代關于創製飛白書的記載都提到了涂堊匠人的啓發意義,如唐張懷瓘云:“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悦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并以題署額閣。”唐崔備指出此條出自蕭子良《古今書體》,即《篆隸文體》,然今本此條文字闕訛,賴唐代諸家引用而傳世。蔡邕創製飛白雖不可信,但是因使用“堊帚”而寫出墨迹輕微不滿的文字確實事實。本來這種情况是書寫的瑕疵,但是經有心之人用于再創造,就形成了新的飛白書體。除了蔡邕之外,羊欣提出東漢師宜官及其弟子的飛白書譜系: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

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宫殿題署,多是鵠手。

師宜官的方丈大字或許就是用“堊帚”書寫的,正如上文所論,書壁與書板的情形相同,故其弟子梁鵠以師宜官法題曹魏宫殿之額著稱。這個時代還有著名的書家韋誕是題額高手,曾爲魏文帝書凌雲臺題額。東吴的張弘好學不仕,“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至于東晋,則是“二王”飛白的天下,有記載云:

(王)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

以上師宜官、梁鵠、王獻之都是飛白高手,王羲之甚至將其子獻之以堊帚、泥汁書寫的方丈大字直接稱作“飛白”,可以推測飛白的書寫工具就是毛刷類工具。因爲這樣的書迹後世不得留存,所以前人僅從文獻入手研究飛白書法問題,則終究未達一間。

魏晋名家書寫宫殿題榜,有以下三事可堪研討,其一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宫館寶器,皆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榜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絶此楷法,著之家令。

其二劉義慶《世説新語》云: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

其三張懷瓘《書斷》云:

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廟諸門,并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榜,獻之固辭。

及使劉瑰以八分書之,後又以(韋)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

按,韋誕書榜、子敬拒版故事的真確性頗成疑問,但可能表達了士族書家的一種真實的共同觀念,即題榜是匠人之事,不當使士族爲之。至南北朝晚期,士族當中更有勿以書自命的觀念。顔之推云: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實際上“二王”在木板上書寫的技法非常精熟,多留墨迹,爲當時人所寶藏。據傳建康東晋太社額、荆州定水寺額,皆爲王羲之所書。鑒于題額不能署名,且難以長久保存,故六朝名家書額極少見于史傳。明謝肇淛《五雜組》云“師宜官、韋仲將大字徑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堊帚爲書,觀者如堵,惜其墨迹今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既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可謂切中要害。

02.

唐代題額的新工藝和新書體

東漢建築題額今已難尋其蹤,僅存若干碑額,可藉以推想題額的形制。“漢代碑額的章法版式布局,在整齊美觀、莊重肅穆的前提下,多以竪排兩列分布,只有個别爲横排分布。根據内容及用途在結尾分别綴以碑、銘、表等顯示了立碑的用途;在撰寫碑額内容時爲臻齊偶數,通常用'之’字填補顯示在章法布局上的構思巧妙。”可以補充的是某些奇數字的碑額也存在以“之”字補足的現象,道理相同。例如晋辟雍碑的碑額作:“大晋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頌”,總共23字,分四行書寫。這四行當中,中間兩行滿行爲7字,兩側滿行爲6字。因爲“皇帝”“皇太子”需要提行以示尊崇,前兩行都没有寫滿,分别爲4字、6字,後兩行皆爲滿行,爲此第4行則必須以之字補足,成爲“之頌”。故整個碑額雖爲奇數字,但仍有之字的原因在此。

後代題額遵循漢代以來的傳統,多爲方形,其文字布局取四字“趁方”,或有六字、八字及以上者,則取縱高的長方形。無論幾字,凡其布局皆爲偶數字,以顯示整齊莊重之美。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漢代以來的石刻題額布局已經遵循這樣的規則,如果文字不足則補以“之”字。以“之”補足凑足偶數的題額,筆者所見最早者北宋後期鑒藏家米芾所記的“葛玄天台之觀飛白”,北朝中期鄭道昭所書“此天柱之山”,後四字恰好構成題額趁方之式,是最早的實例。北周武帝宇文邕敕令編纂的《無上秘要》卷五四《黄籙齋品》,其齋儀中十方之榜皆爲六字,如“東方榜題青華元陽之門”,皆以“之”字趁方。正是因爲這種補之字以凑足偶數的題額自魏晋已降處處可見,以致于唐代曾有人誤會單行書寫的之字也是爲了“趁方”。《南部新書》云: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趁方,從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書止,但合題蕭望墓,何必加'之’字。”

“趁方”一詞的原典出自此書,後來對日本入木道文獻也有影響。

追溯趁方的制度史背景,宋人馬永卿的考證最爲精當,其《嬾真子録》云:

今印文榜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黄,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于陝洛之間,多見古印。于蒲氏見“廷尉之印章”,于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字本意。

按,馬永卿所引正是顔師古《漢書注》,此條“注云”爲顔氏承用曹魏張晏注,對于印文、榜額以“之”字補足的傳統作了非常恰當的解釋。唐代額題加“之”字凑足偶數,正是爲了在方形木板整齊書寫之故。以上《南部新書》的故事讓我們可以推知唐代春明門在内的城門、宫門、殿堂的題額都是偶數字取齊,不足需加“之”補足。例如春明題額當是“春明之門”,含元殿題額當是“含元之殿”。此外,寺院、道觀、樓閣等建築也都遵循這個規則。例如唐代青州龍興寺題額作“龍興之寺”,相傳爲開元中名書家李邕所書,行楷書。原額不存,金代皇統六年(1146)摹刻于《北齊臨淮王像碑》之背。石刻每字徑尺五寸(約67釐米),推算題額大約2平方米,反映懸榜之建築物規模巨大。晚唐宣宗大中年間(847-860),台州國清寺經歷“會昌法難”之後復建寺院,請求柳公權書“大中國清之寺”的匾額,後亦刻石。遼代“真寂之寺”石刻則是直接刻于石窟窟楣的石額。

敦煌藏經洞出土題額實物“大聖彌勒之院”

敦煌藏經洞出土題額實物“大聖彌勒之院”(S.2202,高130釐米、寬30釐米),六字摹寫飛白書,其上端猶自遺留了爲了懸掛用的紙繩,據此推測本係直行題署是懸掛于立柱之上的榜額,但是保存了方形牌額趁方的之字和飛白書體。莫高窟第六十一窟西壁的《五臺山圖》保存了五臺山多所寺院的名字,如“大佛光之寺”“大竹林之寺”“大法華之寺”“大清凉之寺”“天壽之寺”“永昌之縣”,皆直行書寫的榜題形式,也是保存趁方的之字。

魏晋時期,韋誕曾因御製筆墨書寫宫觀題額不合用而感慨:

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宫觀始成,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曰:“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晋紙今存有吐魯番出土有西晋元康紀年的寫經和樓蘭出土西晋尺牘,其尺度可測。此條云韋誕書額僅涉及筆墨,没有涉及紙,至于所發感慨則是泛論,并非針對題額而言。與魏晋時代相較,隋唐時代書寫題額的毛筆有所變化,紀事見于道宣《續高僧傳》:

自(敬)脱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绝大,粗管如臂,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紙但一字耳。風力遒逸,睹之不厭,皆施諸壁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脱所題。隨一賦筆,更不修飾。

僧敬脱是隋代東都門額的書者,長于榜書。能用一紙滿書一字,也常在墻壁上題字。至于他的毛筆“粗管如臂,可長三尺”,可書方丈一字,當是史傳作者的推想,從考古發現的唐筆和日本正倉院保存的奈良時代毛筆看來,當時并不具備製作如此之大毛筆的工藝。敬脱書額的高明之處在于書寫巨大字徑的墨迹,能下筆皆成,不需修飾。這也讓我們知道一般書額者都需要修飾,大約是指由匠人製作題額時對書寫墨迹再作增减,多餘的墨迹可以白堊遮蓋,不足之處可以再加描潤。

日本奈良東大寺西門“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題額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題額

日本保存的早期奈良時代的題額實物,即奈良東大寺的“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十字額和唐招提寺的“唐招提寺”四字額,給我們提供了難得的製作工藝物證。這是盛唐時期傳入日本的工藝,題額製作時需要先在木板上雙鈎書迹的輪廓,再將書迹輪廓之内的木板刻成淺淺的凹槽,然後在凹槽内涂上顔色或貼上金箔、銀箔等裝飾材料,形成金銀字或墨書、特殊顔色的文字。這樣的製作前提是模勒工藝的普遍使用。唐初,唐太宗、高宗、武后等帝王的書迹上石都使用了模勒工藝,所以御製碑上往往有模勒匠人題名。另外,興福寺僧人懷仁集王羲之書法刻《聖教序》,也必然應用模勒工藝。同樣,御賜題額也需先模勒,後上板。米芾云歐陽詢所書“道林之寺”題額也是勾勒而成。淺雕工藝製作的題額如果歲久書迹褪色,只需在原来的浅雕凹槽中重新上色、重貼金箔就好。筆者所知最早的模勒題額是隋代重模的東晋太社南門額,係王羲之所書,平陳之後自建康模來。而後官方頒賜的題額多用摹搨書迹的方式發到各州,再由各州模勒上板,製作成統一樣式的題額。例如開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頒賜御書開元寺額,就是首先“御書開元觀寺額,令集賢搨以賜諸州”。如杜光庭求賜“聖壽觀”額時就説:

但以荒凉既久,門額全無。敢祈雨露之恩,特飾神仙之境。其化伏乞聖慈,依濜口舊名,仍賜給聖壽額,許臣自製造懸挂。庶使琅書銀榜,長懸日月之輝;漢水仙山,永祝聖明之壽。

所謂“許臣自製造懸掛”,就是依據原書迹模勒製成題額。宋代李畋詳記成都昭覺寺保存的唐代文物,其中就包括翰林待詔模勒的昭覺寺額:

寺之勝迹,有僖宗幸蜀放隨駕進士三榜題名記,陳太師塑六祖像,蕭相國文建寺碑,會稽孫位畫行道天王、浮丘先生、松竹,張南本畫水月觀音,翰林待詔(失名氏,今寺額始自長安降到)模昭覺寺額,俱經亂不亡,爲唐故事,斯皆化感利捨護持之力也。

可以推想唐代昭覺寺利用翰林待詔摹本再次模勒上板,正可與開元二十六年玄宗集搨頒賜御書開元寺額之事互證,瞭解賜額在長安和各州的製作過程。木板上的書迹,也可以再摹搨之後刻石,例如米芾就曾用這種方法摹刻過唐代沈傳師的《道林寺詩》。

昭陵番君長像之于闐王題刻    殷仲容書

唐初,殷令名、殷仲容父子和王知敬以題額書法著稱,今雖不存,但是殷、王二家均有書迹傳世。殷仲容曾書昭陵十四番君長像題刻,今陝西昭陵博物館存于闐王石像底座,其書迹與褚遂良《伊闕佛龕碑》相似,筆勢勁利,結字開張,有北朝之風。及至盛唐,題額書風爲之一變,張懷瓘《書法藥石論》云:

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者,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猪。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爲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

石刻中,唐玄宗《石臺孝經》石柱額及易州、邢州《道德經》石幢額皆屬于肥密的類型;寺院題額中,傳爲李邕所書的“龍興之寺”額也屬此型,略帶行書意味。據朱關田梳理,李邕還曾書寫處州“大唐開悟之寺”額、“薦福院”額、福州“大同愛同之寺”額。

米芾《海岳名言》云:

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唯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算勾,其勢活也。

米芾評價唐代名家題額書法云:

唐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牌,右在潭州道林寺,笔力險勁,勾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種種可愛。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爲“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杜老不能書也。

米芾還以自己所書題額爲例,詳加講解:

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顛教顔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03.

小結

本文嘗試從漢代史料分析早期題額的物質形態以及代表的政治文化意涵,探究了書寫題額的工具和製作工藝,認爲題額的載體,即表面不甚平滑的木板,以及與建築尺度相配合字徑需求,决定了題額書迹的基本樣式。木板題額中毛刷所書筆畫墨迹不满的情形本来是由工具和工藝造成的瑕疵,經後代書家的反復推敲和改進,形成新的飛白書體,除了常見的隸書飛白之外,還逐漸形成了篆書飛白、楷書飛白、行書飛白的新樣式。這些新書體除了用于題額之外,也曾用于書寫屏風等同樣高展示性的書法作品,我們可以從日本正倉院所藏多件鳥毛書屏風得到證明。魏晋之後趁方形態的書法布局日益普遍,尤其在唐代得到普遍應用,今天還能看到若干文物實物和圖像。日本所存題額,給我們提供了難得的製作工藝的物證。國内的“龍興之寺”和“大中國清之寺”雖然是由題額摹搨的石刻,仍是保留了重要的文字布局和書法樣式的珍貴實例。

匾额是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匾额中的“匾”字古也作“扁”字,《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解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而“额”字,《说文解字》作“额”字。即是悬于门屏上的牌匾。也就是说,用以表达经义、感情之类的属于匾,而表达建筑物名称和性质之类的则属于额。因此合起来可以这样理解匾额的含义:悬挂于门屏上作装饰之用,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义理、情感之类的文学艺术形式即为匾额。横着的叫匾额或牌匾,竖着的叫对联,或抱柱“瓦联”。

中文名匾额别    名门额价    值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应用位置一般挂在门上方、屋檐下历史地位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材    料石刻匾额和木刻匾额及灰制匾额等

目录

1 简要概述

2 历史介绍

3 传承发展

4 匾额材料

5 历史意义

6 漳州匾额

▪ 产生及特点

▪ 各地特色

▪ 堂号匾额

▪ 闽台民居匾额

▪ 闽台匾额文化

7 匾额题材

8 御赐匾额精品

9 作品赏析

简要概述编辑

匾额

匾额

匾额一般挂在门上方、屋檐下。当建筑四面都有门时,四面都可以挂匾,但正面的门上是必须要有匾的,如皇家园林、殿宇以及一些名人府宅莫不如此。许多匾额的四周边框上,雕饰各种龙凤、花卉、图案花纹。有的镶嵌珠玉,极尽华丽之能事。民国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乱平后,因地址西与书院(袁可立府第)毗连,故遂假书院为治所,而门楼匾额照旧悬焉。”

历史介绍编辑

匾额

匾额

匾额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几千年来,它把中国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指点江山,评述人物,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传承发展编辑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匾额过去在城市和乡村都非常普遍地被使用,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它因素,如今在城市已经很难看到有文物价值的老匾额了。匾额按其性质来说,比较常见的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堂号匾,像纪晓岚的阅薇草堂等;一类牌坊匾,这一类是通常是作为表彰的,如表彰富人守规范,表彰乡里老师等;一类是祝寿喜庆的,这类匾额数量非常大;一类是在商业发达地区的字号匾,如北京的荣宝斋、同仁堂等;再一类是文人的题字匾额,带有文学色彩的或是座右铭式的匾。目前,比较受人欢迎的是文人题字匾、字号匾和座右铭式的匾。历史上的匾额属于首当其冲被损毁的文物,因为它是明挂的,所以目前在城市里很少看到老匾额。

匾额材料编辑

匾额就其建筑材料来说,大致可分为石刻匾额和木刻匾额及金属制匾额等。

自有匾额以来,它就与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与建筑、民俗、文学、艺术、书法相结合,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写景状物,言表抒情,寓意深邃,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感染力。悬于宅门则端庄文雅,挂在厅堂则蓬荜生辉,装点名胜则古色古香,描绘江山则江山增色。虽片辞数语着墨不多,望之却巍然大观,令人肃然起敬。

石制匾额

石制匾额 [1]

木制匾额

木制匾额 [2]

历史意义编辑

纵观的各种匾额,无论是屋舍的装饰,还是景观的装点,无不表达了劳动人民向往、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如民居屋舍匾额的内容大都为:芝兰入室、忠厚传家、安乐、桂馥等;反映自然景观的则如:山清水秀、碧水萦绕等。所有这些表示吉祥、安宁、祥和的字眼,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福瑞喜庆、诸事顺利的词句,充分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美好观念和欣赏趣味。

其次,我国的各种匾额,特别是祠堂府第、民居屋舍的匾额,虽然大多反映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如“世德流馨”、“世德流芳”、“五马流芳”等,标榜了本家族先人的品习,继承前辈人的优秀品德、聪明才智、光荣传统,让家族美名世代相留,因而具有一定的教育和启迪作用。

另外,各种匾额文字多拜求名人或文人为之泼墨书写,这类老匾额如今在市场上已很难寻觅,这些匾额集字、印、雕、色于一体,大都辞藻华美、书法精湛、言简意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民风等,起到了补史正史的意义。“以匾研史,可以佐旺;以匾研涛,可得涛眼;以匾学书,可得笔髓”。匾额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如果把这些匾额拓片结集,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对于书法爱好者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欣赏价值,而且对于研究地方史者来说,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令当初那些文人骚客想不到的是,他们有感而发,在不经意间留下的翰墨,竟会成为后人研究历史、观赏书法的文物而倍受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为歌功颂德,还是为标志记号;无沦是为装点们门面,还是为点缀江山,匾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将成为历史,匾额收藏便成为必需和必然。

漳州匾额编辑

产生及特点

匾额,又称门额。它的产生,相传缘于中原河洛文化的发展,是华夏文明的一种体现。在古代就有以“匾”来识别万物,以“匾”来区分贵贱尊卑,以“匾”来褒扬良善的习俗。匾额分类多样,闽台宅居匾额的功用则旨在崇功祖德、笃行励志。样式有石刻匾额和木刻匾额及灰制匾额等,一般以长方形为常见,尺寸规格视门面大小而定,醒目端庄,所书墨宝多拜求名家文人题写。匾额特点:意境文采讲究,书法篆刻精湛、内容言简意赅。

匾史文献记载:“匾额的制作流程是民间综合性技艺的展示,它历经长期的积累与演变,形成了融词赋诗文、书法雕刻、绘画篆印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特点,是中国文辞之美与工艺之美的集大成者。一块优秀的匾额不仅可以令人欣赏到凝练而传神的题词,而且完美地再现了书法家俊逸的书法,同时还雕琢出细致精美图案系列,是语言艺术、书法艺术、绘画雕刻艺术的三度审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各地特色

闽台两地的传统建筑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分支,秉承了河洛地区的文化渊源。闽台的匾额文化,同样继承和发扬了中原河洛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内涵。据《开漳圣王陈元光略传》记载:唐总章二年(669),唐高宗派戍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率子陈元光及府兵58姓3600多人入闽,平定闽粤边陲骚乱。中原将士及其家眷自此扎根在闽南漳州地区安居乐业,世代繁衍,成为漳州各姓氏的开基先祖,他们带来中原的文化和农耕技术,使这处于闽粤间的千古蛮荒之地走向长治久安和初步的繁荣发展,并与中原地区形成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统一,成为“扼闽粤之吭,开千百世衣冠文物”(《漳州府志》)的八闽名邦之一。陈元光逝世后,唐开元四年(716 年)被朝廷晋封“颍川侯”,谥昭烈。宋代时,又封为“广济王、灵著王和成惠王” 。其后裔成为闽南和潮汕地区主要人口成分,并源源不断地向台、港、海南岛和南洋诸地迁徙,造就了“漳江思源怀固始,唐人访祖到闽南”的寻根文化现象。漳州与台湾人民为感其恩德,建庙立祠塑像以祀,尊奉他为“开漳圣王”,成为闽台闽南籍人民所奉的地方守护神。

树不离根,水不离源,人不忘祖。为崇宗报德、慎宗追远,闽台两地民间尤为重视修建祠堂、续修族谱且十分讲究郡望,以此来标榜自己的姓氏、族望和根源。由于根在河洛,在其所修的祠堂、宗谱中,郡望、堂号都以河洛原郡、县之名为宗,如颍川郡、荥阳郡、弘农郡、陈留郡、颍川堂、弘农堂等,故陈姓堂匾用“颍川世泽”、“颍川衍派”;黄姓用“江夏流芳”;张姓用“清河世泽”、“渔阳惠政”;李姓用“西陇世泽”、“北海名流”;林姓用“西河世泽”、“九牧衍派”……又以“世德流馨”、“世德流芳”、“五马流芳”等,来标榜本家族先人坚忍不拔、刻苦勤奋的优良品习。在东山县铜陵镇张先生家中,笔者看到“清河世泽”的堂匾,配有“西林衍清河世泽,霞饶振铜岛宗支”的对联,该联匾讲述了东山张氏族派系源自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开祖至福建省漳州郡云霄县西林村,又从西林村出祖至广东省饶平县黄冈镇霞饶美,再由霞饶美开支到东山县铜陵古城石笋池池仔顶的历史源流。“源派永甘”匾额系由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冯元蔚先生所题,以及“源沛启新流绕门前山明水秀,永甘承德露滋庭上桂馥兰香”对联,寄托今天的张氏家族永字辈承源派光祖德本固枝荣,启新流裕子孙源远流长。

堂号匾额

充分反映了闽台漳州人对河洛血脉衍派的追思、对开漳始祖的怀念、对河洛文化的弘扬,同时也是河洛文化对闽台传统建筑文化的渗透。中原与闽台同宗同祖,血缘相连,尊崇先祖,讲究郡望,重教尚礼,闽台漳州人无时不心系中原,念念不忘“根在河洛”。台湾史籍对台湾居民概述为“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在台湾,一座座富丽堂皇的祠堂、一块块金光闪闪的郡望堂号匾额,不仅仅是河洛文化在台湾的衍播,移台开基先人对根的思念,更是先民们相濡以沫的结晶。沧海桑田,岁序更替。如今这些都已化作缕缕溯祖追源、寻根释祖之枕和对祖地故土的挚爱之情。匾额已成为台湾同胞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祖国的见证和活教材,更是一份珍贵的华夏文化遗产。

闽台民居匾额

闽台民居匾额是闽台文化的一种标志,其内容除表明姓氏外,大都是表达了福瑞喜庆、吉祥安康、追求幸福、向往美好的憧憬和意愿,如“荷风竹露”、“松月风泉”、“宁静致远”、“安乐桂馥”、“惟书为宝”等,寄寓信念,激励明志,陶冶情操。其表达手法含蓄,用语恰当,意味深长。

传承河洛文化,弘扬华夏文明。闽台匾额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髓所在,几千年来,她融中华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为一体,集收藏性、观赏性和艺术性为一身的特殊文化载体。又以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展示了书写者的深厚书法功底,烘托出拥有者的地位和崇尚的文化底蕴,蕴含着文人骚客的艺术创作和民间艺人的精湛技艺,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朵奇葩。可惜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旧城改造等因素,如今我们已很难看到有文物价值的老匾额了,因而亦显弥足珍贵。

闽台匾额文化

“以匾研史,可以佐旺;以匾研涛,可得涛眼;以匾学书,可得笔髓。”闽台匾额又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河洛文化”、研究“闽台同根文化”提供了实物例证。倘若把所见匾额拓片结集,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书法、篆刻精品,对于书法艺术爱好者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欣赏价值,正如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评匾文化所说“眼前景,手中物,千古无人计及。” 徜徉街坊,漫步邻里,犹如走进书法艺术殿堂,令人神情怡然,美不胜收。

匾额,巧夺天工,充满生活智慧,在民众的生活中广泛流传,因而成为闽台漳州人一种永恒的习尚。

匾额题材编辑

一般情况下,匾额的写作文字很少,也无复杂的结构款式,主要是讲求适情应境,文辞精粹。题书时要求高水平的书法艺术,上款下款的书写位置得当,字的大小适当。

匾额大致分为以下几种题材:

(1)楼堂殿阁的名称。如“滕王阁”“长生殿”、“望月亭”、“望江楼”等;

(2)商家字号的名称。如“同仁堂”“内联升”“老凤祥”“荣宝斋”等;

(3)歌功颂德的题词。如“桃李满园”“爱民如子”“高山仰止”等;

(4)绘景抒情的题词。如“清风肃来”“山清水秀”“一碧万倾”“春和景明”等;

(5)述志兴怀的题词。如“天道酬勤”、“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等;

(6)庆典开张的题词。如“大展宏图”“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等。

御赐匾额精品编辑

2010年12月-保利拍卖会“大漆填金乾隆御题诗匾额”112万成交

乾隆御笔 「观妙」匾额

乾隆御笔 「观妙」匾额(2张)

2013年5月-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乾隆御笔 「观妙」匾额”159万成交

作品赏析编辑

1、武魁

此方匾额为同治六年十一月---所题写的“武魁”匾。

题匾人:刘鹤年,字子和,奉天义州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

官职:翰林院编修御史,给事中。同治元年,授常镇通海道,署河南按察使,调直隶,授布政使,河南巡抚。十年授闽浙总督。

经历:主持围剿捻军,督修复黄河堤坝。编练“毅军”,“镇嵩军”。

受匾人:武举人曹百川

匾文浅注:科举考试武举人的代表。[3]

2、慈竹长春

此匾书写于:光绪十六年(1890),至今保留完整。

题匾人:进士---唐景崧(1841-1903),清末广西灌阳人,字维卿,号南注生。同治进士。1882年(光绪八年)以史部主事上书清廷,自请赴越联络刘永福抗法。1884年受张之洞明募勇四营、号景字军。次年初,率部会同黑旗同与法军作战。1891年任台湾布政使。1894年署台湾巡抚,次年《马关条约》签定,激起台湾人民反抗。台湾士绅成立“台湾民主国”,被推为总统。与刘永福、丘逢甲等抗日护国。终因清廷无能,日军占领基隆、回厦门。著有《清缨日记》慈竹长春,为祝寿常用语。[4]

3、德耀青黎

此匾书写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今保留完整。

题匾人: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

官职:翰林院修撰,内阁学士,史部侍郎,左都御史,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

政绩:在朝数十年,遇事刚正果干,与权臣和珅对抗,嘉庆亲政时为首辅,历事两朝,以忠直得宠,其屡上疏言朝政得失,实为乾嘉两朝栋梁之臣。屡上疏言朝政得失,建议免除兵祸地区钱粮,实行募兵制度,整顿吏治,清理驿站,皆得施行,嘉庆帝赐给他一把乾隆御用过的手杖和御制诗两首,以表尊敬和器重,诗中有“道直一身立庙朝,清风两袖返韩城。”

人品:刚直不阿,清正廉洁,体用兼优。

著作:《葆淳阁集》

受匾人:岁贡生刘登元

匾文浅注:清黎:有学问的人。德耀青黎:博学人中的品行优秀者。[5]

4、成均硕彦

此匾书写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至今保留完整。

题匾人:彭浚,字映旌,号宝臣,湖南衡山人,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状元。

官职:初受翰林院修撰,掌管国史,历任左右春坊赞善,道光三年由太侍寺少卿受奉天府丞兼学政,道光四年优免,七年回京复原职,11年调任顺天府丞,后任会试,顺天乡试,福建乡试同考官,主考官。有“天子门生,门生天子”之誉。

政绩:河南祝庆蕃兄弟三人同登第也是出自他手。

人品:勇于改革,重学督才,济人利物,鹏浚为官一生,多次典试,选拔人才,嘉庆年间协理会试,“前后五鼎甲皆出其门”

受匾人:太学生曾思祖

匾文浅注:成均:国子监代称。彦:有学问的人。成均硕彦:意为学校中的姣姣者 [6]

5、画荻希风

此匾书写于:咸丰庚申年(1860年),至今保留完整。

题匾人:刘绎(1797-1878),字瞻岩,号岳云居士,江西永丰县人,清代文学家,道光15年(1835)乙未科状元,时年38岁,也是清代江西最后一位状元。

最高官职: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丁首入直南书房,旋命视学山东。中年去官,先后主鹭洲,青原书院达数十年。

经历:道光17年,刘绎出任山东学政时,镌刻了“劝课条规”,其之所以著述《崇正黜邪论》、《劝课条规》一卷,为的是促进学业,鼓舞良善。

人品:性孝廉洁,儒雅多才。

著作:《存吾春斋诗文集》二十五卷、《崇正黜邪论》、《江西通志》、《永丰县志》行世。

受匾人:蒋老孺人

匾文浅注:画荻希风:宋代欧阳修,其母以芦梗教其学书的典故,赞喻一位母亲贤德,令人敬佩。[7]

6、五世同堂

此匾书写于:咸丰庚申年(1860年),至今保留完整。

题匾人:洪钧(1839-1893年),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以一甲一名进士。

最高官职:任修撰,曾出督湖北学政,江西视学,并到陕西,山东主持“乡试”。光绪七年(1881年)升为内阁学士。任间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是我国唯一担任过“大使”的状元。

著作:洪钧对元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出使俄、德、奥、荷的时间,经多方探寻,了解重要线索。为元史研究清除了障碍,开拓一条宽广的新路,他所著的《元史译文证补》堪称为治元史者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另洪钧还参篡有《穆宗实录》等著作。

经历:光绪9年,洪钧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山东黄河决口,有人奏请开河分泄,洪钧主张再筑大堤,并力荐时因犯法而被免官的潘骏文治理黄河,唯才是举,后潘骏文堵住了河口,治服水灾。

受匾人:萧母马太君

匾文浅注:五世同堂:喻家族人丁兴旺,和睦。[8]

7、孝廉方正

此匾书写于:同治四年(1865年),至今保留完整。

题匾人:张之万(1811-1897),字子青,子清,号銮坡,河北南皮人,道光27年(1847)状元,时年36岁。

官职:初授修撰,光绪11年由刑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光绪15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后改东阁学士,军机大臣。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万倾向主和,被迫退出军机处。

政务:参与镇压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整理河南财政。

著作:工书法,善画山水,著有《张文达公遗集》,《治年宝鉴》,《道光己酉科明经通谱》。

人品:此人官至极品,办事干练,举重若轻,但喜迎合,故对其人品各有毁誉。

其堂弟:张之洞、晚清重臣,探花。

受匾人:谢兰皋

匾文浅注:孝廉方正:科举中,举人也称之为孝廉,意为品德、学问优秀。[9]

8、燕翼诒谋

此匾书写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至今保留完整。

题匾人:朱珪(1731-1806),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北京大兴人,乾隆十三年进士。

官职:初授编修,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福建、江西学政,会试、乡试同考、副主考等职。

专长:善书法,尤善隶书

人品:大体儒雅,持躬正直,砥节清廉。

著作:《知足斋集》

其他:其兄朱筠(1729-1781),乾隆19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藏书家,工金石。著作《十三经文字同异》等。

受匾人:何之绵之元配孺人

匾文浅注:为子孙谋虑,造福。[10]

9、德隆朝

此匾书写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至今保留完整。

题匾人:董诰(1740-1818),字雅伦,号蔗林,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顺天乡试举人,成进士,殿试各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

官职: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篡修,历任礼、工、户、刑各部侍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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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名匾额,其实出自明朝书法家

如今,我们重视的都是“创新”的典范,而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姜立纲,则树立了一个“继承”的典范,遍观几千年书法史,这种继承的成功典范是百不一见,故而字字弥足珍贵!

2021-0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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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能在门匾挂“府”的官员有多牛?

军功爵制是封建时期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官位是行政系统里的级别显示,而爵位更像是附加的荣誉符号。如此,所谓“徐府”“常府”,也都是一种荣誉符号的体现。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似乎觉得没多大意义。但在礼制森严的古代,却是一项极难获得的荣誉。

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简称为扁、匾或额。中国的古建筑上,多缀有匾额。匾额以其多变的式样、高艺术化的书法艺术,与雄伟壮观的建筑相互辉映,和谐统一,成为建筑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匾额的含义编辑

匾额讲究的是内容的意境及文采,它集中表现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封建社会,那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政绩显著者,多被赏以匾额,称“扁表”。《后汉书·百官志》里说:“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获得官府或百姓的扁表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其中不乏对真正维护民族利益,为民伸张正义之人的表彰,如岳王庙的“还我河山”匾,老百姓赠给海瑞的“海青天”匾。但更多的是维护封建伦理的匾额,对如众多烈女节妇、官宦人家的表彰,对恪守封建伦常、政治规范起警策、训诫和宣传作用,如《红楼梦》里先皇御笔的“慎终追远”。

古代还有一类官匾,是官员为表白为官初衷和抱负,喜用悬金匾形式昭示民众,并以此为鉴自勉。官匾多悬于公堂之上,内容则以表白为官清廉勤政者居多。如“明镜高悬”、“公正廉明”、“明察秋毫”等。宋太祖统一天下后,在自己的殿房上悬“公正明”手书匾额,自警治国要公正。

也有相当多的匾额是屋、斋等居处用以寄寓明志、缀饰美化的。如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书塾挂“三味书屋”木质横匾。用语切当,意味深长。如林则徐书斋悬有“制怒”匾额,自警待人处事要冷静慎重。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两块匾额,更是寓意深刻。

民间根据礼节和风俗,在人际交往中也有匾额交流,如祝寿时的“寿比南山”,建屋落成时的“华堂永昼”,添子的“文曲星耀”等。在闽粤台等地民居的大门口、厅堂或楼房上,往往悬挂有与该姓氏堂号有关的匾额,如姓张的家族一般用“金鉴千秋”、“渔阳惠政”;李姓用“西陇望族”、“北海名流”;林姓用“西河世泽”、“九龙衍派”等。

中国商家的“商匾”,其用字遣句皆寄寓吉祥如意、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等美好愿望。如旧时浙江绍兴酒楼上挂有“太白遗风”、“刘伶停车”等长方形青龙扁,显得含蓄多趣。现代商家所悬匾额更是推陈出新,巧构妙句,如饺子馆题匾“无所不包”,石灰厂题匾“白和起家”,当铺题匾“当之无愧”,音响电器行题匾“一呼四应”等,都很含蓄多趣,耐人寻味。

我国风景名胜、园林古迹的匾额,使山岳生色,河川增辉。《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劝诸宾”,就描绘了题匾趣事。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此话道出了匾额具有美化景点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又如《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所居之处题写的匾额有“稻香村”、“潇湘馆”、“怡红院”、“秋爽斋”、“蘅芜苑”、“大观楼”、“缀锦阁”、“蓼风轩”、“藕香榭”、“紫菱洲”等,还有四字匾额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风”、“荻芦夜雪”等。

 1、  根据质地

  根据匾额的质地可以分为

  ①用于木构建筑外檐和内檐的悬挂式木质匾额

  ②用于砖石建筑物的墙体和墩台上的镶嵌式石质匾额。

  另外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有逐渐出现了金属质地的匾额。虽然匾额的质地很多样,但大多数匾额是以木制为主,这主要与我国古代传统建筑是以木质结构为主有莫大的关系。木质的匾额在保存方面很容易受到岁月的腐蚀与侵害,因此在释读上会增加一定的困难,而且在所留存的实物资料上,也比较偏重于晚期,即明清的实物资料。而我们此次整理的博物馆的匾额就是以明清时期的木质匾额为主。

木质牌匾

  2、根据形制

  ①基本形式

  大多数的木质匾额是以长方形为主,基本形式有横匾和竖匾。早期的匾额以竖匾为多,多为竖长方形,也有近于正方形的。晚期的匾额为横式,基本上是横长方形,这是由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变化决定的。我国古代建筑十分明显的结构持征之一斗拱是位于房檐之下,它撑托看房檐,使之高大雄伟。在唐宋以前,斗拱这一部分结构非常雄大,它在整个建筑物的高度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匾额多以竖匾为主,现存唐代匾额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佛光真容禅寺”是立额,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门额也是立形。自元、明、清以后,斗拱这一部分结构的比例就逐渐缩小,就是说柱顶到房檐之间的高度就越来越减少。因为匾额大都是悬挂在建筑物房檐之下的,所以到后期横匾就比较合适了。当然,后期也不都是横匾,有些高大建筑,檐下亦甚宽大,也用了竖匾。如北京故宫里面那些大殿的匾额,就多采用竖匾。所以,用横用竖还要依建筑物的形制。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匾额中,雄伟庄重的宫殿庙宇多是采用竖匾的形式,以配合建筑的气势和高度。

  ②衍生形式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其与建筑、景物相搭配的要求得提高,匾额形式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状如书卷者叫手卷匾,形似册页者叫册页匾,形如秋叶的名秋叶匾。在清代李渔的《闲情偶记·联匾第四》

[1]中,关于匾的形状就有明确的记载:

  “手卷额:与寻常匾式无异,止增圆木二条,缀于额之两旁,若轴心然。……

  册页匾:用方板四块,尺寸相同,其后以木绾之。断而使续,势取乎曲,然勿太曲。边画锦纹,亦像装潢之色。……

  秋叶匾:御沟题红,千古佳事;取以制匾,亦觉有情。但制红叶与制绿蕉有异:蕉叶可大,红叶宜小;匾取其横,联妙在是。是亦不可不知也。”

  李渔不仅详细的记载了匾额的形状、制作方式,甚至将每种匾额的优缺点或者题写、应用时的注意事项都一一道来。由此可见,前人已经对匾额的形制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而我们现在的匾额,仍然沿用着这样的形式。

  3、根据作用(匾额的作用):

  一个匾额的功能或是作用大多是与该匾额的内容相关联的,他们的内容往往就预示着他们的用途。根据不同的用途,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大类:

  ①建筑园林匾。

  此类匾额主要是标识建筑物和景物的名称,是匾额最基本的作用,最为常见的有祖庙宗祠(其中还有寺庙),官府门第,室斋雅号。然而,这种命名又不是简单的给建筑物起一个名副其实的标题,这其中往往充分体现了古代文化的儒道互补精神, 蕴含着人际协调的文化思想。这类悬挂在风景名胜、休憩之所居的匾额在文字上也多采用表征仙境,寓意祥瑞;修身勤政,规戒自勉的词藻。颐和园中的乐寿堂,就是取“智者乐,仁者寿”,不但暗示此乃“智者仁者之堂”,“乐寿”二字也是寓意吉祥,符合此间主人祈求祥乐长寿之愿望。

砖质牌匾

  在园林建筑类匾额中,有一种匾额极为特殊,我们称之为堂号匾。堂号是用来表示姓氏、发扬祖风的匾额,通常选用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或典故。如王姓书“三槐堂”,或匾以“槐荫启秀”。其故事出自《宋史·王旦传》,北宋初年,尚书兵部侍郎王祐文章写得好,做官有政绩。他相信三家后代必出公相,并在院子里种下三棵槐树,做为标志。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在开封建有王家的三槐堂。

  在翰林匾额博物馆的馆藏中,还有很多可以体现主人高洁的品质或者修身自勉的匾额。比如清代协办大学士陈大受就题有“安敦堂”之匾,敦,勉励也,以立其志。还有“树德堂”、“海涵堂”、“裕后堂”等,或是明志或是自勉或是警喻。

  ②旌表贺颂匾

  这一类匾额多用以歌颂,称赞,旌表,庆贺之途,通过赠送,恩赐的方式给予授匾者。在此过程中,它们起到了协调人际关系,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的作用。这种匾这也是用途最广,保存较多的匾额类型之一。比如祝寿匾,荣升匾、功名匾、德行匾等。我们所整理的也多是这一类型的匾额。在前面匾额的演变历史中,我们提到,匾额的这一功能是逐步发展出来的,而在明清时期,这一功能已经发展的非常完备。

  在清代,以匾额作为表彰忠孝节义的形式,在全国各地都比较普遍。用匾额协调人际关系,为当世和后世树立行为典范,宣传伦理道德观念是当时从官府到民间都喜用的一种方式。甚至因为官方提倡的这种孝义贞节已经影响到民风民俗,比如本应是庆贺的祝寿匾,就往往出现赠送的匾额不是庆贺寿诞、长命百岁,而是通过表彰寿者的忠孝节义而使其本人更有一种荣耀之感。在馆藏藏品中,给女性祝寿时,匾额上一般书写“节孝堪旌”、“闺阃模范”、“懿德延釐”等来表彰其美好的德行,而对男性则多用“品偕渭叟”、“德寿兼优”、“风清梅叟”等,这种以赞扬寿者德行的匾额在祝寿匾中将近半数。

牌匾招牌

  ③商铺招牌匾

  这类匾额就是商店的招牌,在今天仍然屡见不鲜。匾额世俗化的一种标志。匾额逐渐通过商匾这一形式进入民间生活的。这种匾大多为长方形,悬挂于门窗之上,尺寸以门面大小而定,颜色大多为黑漆金字,也有黑漆绿字或红漆黑字的。而大商号或讲究的店铺也有将题字镌刻于木板上再贴金,有人称之为“金字招牌”,这样的匾额显得格外醒目庄重。匾额在制作上也追求特色,形式多样。四周镶以不同的花纹边饰,或木或石,或写或刻。石匾用砖雕作花边也曾广为流行。商匾的内容主要通过巧取文学作品、凭借商联文采、援引成语典故、附丽神话传说、仰仗名人题字、利用趋吉心理、采摘宗教词语、表达报恩情感、显示店家诚信等方式,他负载着厚重的民族商业思想, 投射出传统的文化色彩。因此,将商匾作为店铺的宣传手段在今天仍然很盛行。而商铺的牌面,有时往往也成了整个商铺的代称,如旧时好面子的北京人,讲究出门有身好“行头”,所谓“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里别'西天成’”,分别讲的是帽子、鞋子、衣服和烟袋。马聚源、内联升、西天成都是有名气的老字号,八大祥则指卖绸布的瑞蚨样、瑞林祥等八家字号。

  匾额除了以上作用之外,他还是最高地位的标志,如悬挂在紫禁城太和殿上所悬挂的匾额;是最高荣誉的证明,如文人高中的时候所提的状元匾,贡元匾等;是最用要时刻的凝固,如在为人祝寿时所送的寿匾就是祝寿者心意的凝结;是最重大事件的记录,如圣旨匾就是将皇帝表赞某一位大臣的圣旨雕刻成匾;是最大领地的界定,如山海关上的天下第一关就界定了领域;是中华民族延续的根茎,如从堂号匾可以得知自己的祖籍根源

中国匾额文化

中国是匾额文化的发源国,匾额的历史源远流长,一般认为匾额之用始于先秦,从春秋战国开始,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正大光明”匾 沈阳故宫崇政殿和北京故宫乾清宫正殿均有此匾。曾为顺治、康熙、乾隆三帝手书的清廷祖训,语出《易经》,取帝业风采和君王素养双义。

有说法认为,横着的叫匾,竖着的叫额。

匾额,是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一种艺术形式,与建筑、文学、书法等艺术形式相结合,或写景状物,或抒情言表,以显示建筑物主人的门第层次、道德修养、处世哲学和精神寄托。

匾额的用途极广,自古以来,上至皇室宫殿(太和殿),名胜园林(颐和园),寺观楼台(岳阳楼),商贾店堂(同仁堂),下至民间斋馆府邸(荣宝斋),买卖标示(墨缘斋),居室悬挂(吃亏是福),祝颂赠予(四世同堂),宣示教化(宁静致远)等无不涉及。

历史上曾出现“无处不匾”、“无门不匾”的盛况,民国有“堂不设匾,犹人无面目”的说法。

张家口大境门门拱 “大好河山”匾额

匾额被称为“古建筑的灵魂和眼睛”,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古代匾额大多由书法家题字,凝练圣贤学说精髓,涵盖深远奥义,再以酣畅精湛的书法落笔,一气呵成,具有极强的文学艺术感染力。

匾额以其多变的式样、高艺术化的书法艺术,与雄伟壮观的建筑相互辉映,和谐统一,成为建筑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史学价值。

匾额的含义

传统匾额或表达义理,或倡导世风引领,或彰显职责担当家国情怀,或记述历史沿革社会沧桑。一些殿、祠、庙及中堂等匾额,因寓意用典使门楣熠熠生辉、以道德哲理令梁柱价值高扬。

在我国传统民居中,匾额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门脸,彰显着家庭的门第层次、道德修养、思想情感、处世哲学、精神寄托以及对未来的追求。围绕着它的内涵,更多的是一种荣耀和精神存在。而且这份荣耀,不私藏、不束之高阁,它被立于墙上、门头等显眼的位置,传承发扬,为人所见,感人所感,激励着后世之人,将美好的品质悉数流传。

在封建社会,那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政绩显着者,多被赏以匾额,称“扁表”。《后汉书·百官志》里说:“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获得官府或百姓的扁表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其中不乏对真正维护民族利益,为民伸张正义之人的表彰。如岳王庙的“还我河山”匾,老百姓赠给海瑞的“海青天”匾。于成龙因清贫节俭、尽力为民,三次获颁“卓异”牌匾(清代官员可得最高荣誉)。

古代还有一类官匾,是官员为表白为官初衷和抱负,喜用悬金匾形式昭示民众,并以此为鉴自勉。官匾多悬于公堂之上,内容则以表白为官清廉勤政者居多。如“明镜高悬”、“公正廉明”、“明察秋毫”等。宋太祖统一天下后,在自己的殿房上悬“公正明”手书匾额,自警治国要公正。

也有相当多的匾额是屋、斋等居处用以寄寓明志、缀饰美化的。如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书塾挂“三味书屋”木质横匾。用语切当,意味深长。如林则徐书斋悬有“制怒”匾额,自警待人处事要冷静慎重。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两块匾额,更是寓意深刻。

还有一些是维护封建伦理的匾额,对如众多烈女节妇、官宦人家的表彰,对恪守封建伦常、政治规范起警策、训诫和宣传作用,如《红楼梦》里先皇御笔的“慎终追远”。

民间根据礼节和风俗,在人际交往中也有匾额交流,如祝寿时的“寿比南山”,建屋落成时的“华堂永昼”,添子的“文曲星耀”等。在闽粤台等地民居的大门口、厅堂或楼房上,往往悬挂有与该姓氏堂号有关的匾额,如姓张的家族一般用“金鉴千秋”、“渔阳惠政”;李姓用“西陇望族”、“北海名流”;林姓用“西河世泽”、“九龙衍派”等。      中国商家的“商匾”,其用字遣句皆寄寓吉祥如意、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等美好愿望。如旧时浙江绍兴酒楼上挂有“太白遗风”、“刘伶停车”等长方形青龙匾,显得含蓄多趣。现代商家所悬匾额更是推陈出新,巧构妙句,如饺子馆题匾“无所不包”,石灰厂题匾“白和起家”,当铺题匾“当之无愧”,音响电器行题匾“一呼四应”等,都很含蓄多趣,耐人寻味。      崇德堂、绍先堂、敦朴堂……名含掌故,力播良善美德之魂;近350载的同仁堂匾,内蕴“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服务宗旨,外表仁者爱人、一视同仁等道德规范;近代巨贾胡雪岩“善庆余堂”匾,取《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义,用因果福祸对后人劝善弃恶。

中国的山水园林,必有匾额,使山岳生色,河川增辉。若无匾额,只是一座建筑物,有了文字书法的装点,便从单纯的物质场所升华为精神意境所在。      虽只言片语,少许着墨,望之却蔚然大观。

《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劝诸宾”,就描绘了题匾趣事。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此话道出了匾额具有美化景点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又如《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所居之处题写的匾额有“稻香村”、“潇湘馆”、“怡红院”、“秋爽斋”、“蘅芜苑”、“大观楼”、“缀锦阁”、“蓼风轩”、“藕香榭”、“紫菱洲”等,还有四字匾额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风”、“荻芦夜雪”等。

匾额讲究的是内容的意境及文采,集中表现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按其性质可分为六类:

① 楼堂殿阁的名称。如“滕王阁”“长生殿”“望月亭”“望江楼”等;

② 商家字号的名称。如“同仁堂”“内联升”“老凤祥”“荣宝斋”等;

③ 歌功颂德的题词。如“桃李满园”“爱民如子”“高山仰止”等;

④ 绘景抒情的题词。如“清风肃来”“山清水秀”“一碧万倾”“春和景明”等;

⑤ 述志兴怀的题词。如“天道酬勤”“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等;

⑥ 庆典开张的题词。如“大展宏图”“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等。

匾额的形制

匾额的种类很多,用途也很广泛,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分成不同类别。根据形状可分为横匾和竖匾。

中国古代建筑中,房檐下有一个重要结构斗拱,起着支撑、烘托房檐的作用。早期和一些比较高贵的建筑斗拱结构宏大,屋檐与门楣的间距较宽,所以匾额多用竖匾,今天常见的曲阜孔府正门的“圣府”匾、孔庙“大成殿”匾,颐和园“排云门”匾和“德辉殿”匾,还有紫禁城里大部分宫殿的名称匾都是竖匾。

后来建筑斗拱的比例逐渐缩小,屋檐与门楣之间的距离也相对缩短,加上明清时期有的匾额字数较多,所以只能悬挂横匾。像云南昆明大观楼,扬州个园,颐和园景福阁、玉澜堂、山色湖光共一楼,河南嵩山少林寺挂的都是横匾。

另外,随着建筑、地势、景物及人们审美的变化,匾额的形状也愈来愈丰富多彩,衍生出手卷匾、荷叶匾、蝙蝠匾、秋叶匾、虚白额匾和册页匾等多种形式,这些匾额造型优美,书卷气浓,多用于园林、亭榭和书斋,很受文人雅士的青睐。

方形匾因其简洁大方,端庄稳定,在各种场合应用最多,如周边配以汉纹边式,龙纹等图案,则更显得雍容高贵气象博大(如故宫的正大光明,翔凤为林等),过去龙纹匾额仅在皇宫等处应用,现今已逐步走向民间。

陡匾则多用在与皇帝、天地、神道相关的相对庄严的场所(如故宫的端门),其形状像一个倾斜的斗形,四边配以蟠龙或云头纹图案,代表着登级的森严,高高悬挂俯视群氓,威不可犯,民间不敢采用。

卷书匾象展开的书卷,独特的形制独特的效果,多书以平和教化的内容(如故宫和神茂豫),为世代文人所锺爱。

蝠形匾像一只展翅的蝙蝠,又因其谐音“福”字因而在各类园林等相对悠闲地场所张挂(如:丹楼映日),现今则更广泛走向民间、园林、餐饮等场所多有采用。

根据悬挂空间可分为室外匾和室内匾。室外匾一般悬挂于建筑物门前,内容多为建筑物的名称,比如我们常见的“瑞蚨祥”“颐和园”“黄鹤楼”等皆属此列。室内匾则悬于建筑物内部正上方,若有两块及两块以上,也可悬于旁边墙上。

故宫的匾额

在故宫每个大殿中,都有皇帝御笔亲题的匾额,内容相当丰富,它集中反映了封建帝制的最高治国理想和策略。

01 太和殿建极绥猷匾

建极绥猷匾为乾隆御笔。

“极”是屋顶栋梁,建极就是要建立中正的治国方略,绥是顺应之意,猷为道,为法则。所谓建极绥猷,是说一国之君要上体天道,下顺民意,用中正的法则治理国家。

02 中和殿允执厥中匾

中和殿的“允执厥中”匾,依然是乾隆御笔。

典出《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舜告诫大禹说: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的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

“允执厥中”意为信守中正之意。

03 保和殿皇建有极匾

保和殿的“皇建有极”匾,典出《尚书·周书·洪范》:“皇建其有极。”

极:正中承脊之栋,例如“八极承天”之说,引申为中、中正的准则。

“皇建有极”意为:君王建立天下大法。由天子来制定中正的天下最高法则,意在强调皇权。

04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

“正大光明”匾位于乾清宫,由顺治皇帝御笔亲题。典出《周易·大壮》,彖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光明正大”意为:天地正大,日月光明。能行天地日月之道为圣王之德。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交合谓之交泰。表现的是天地正大,日月光明之道。

各地孔庙/文庙御制匾额

清“万世师表”匾

此匾是清代康熙皇帝到曲阜孔庙祭孔,听完监生孔尚任讲完《大学》首章后御赐。现存于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清“生民未有”匾

此匾由雍正皇帝御笔题写,用于昭示后人铭记孔子在创立儒家文化中的至尊地位。现存于曲阜孔庙。

清“与天地参”匾

此匾由乾隆皇帝“临雍”释奠行三礼时题书,匾额悬挂阙里及天下学宫。现存于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清“圣集大成”匾

此匾是嘉庆皇帝登基大典过后到孔庙祭拜时题书。现存于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清“圣协时中”匾

此匾为道光皇帝的御笔题书,意在赞扬孔子的中庸之道。现存于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清“德齐帱载”匾

此匾为咸丰皇帝御笔题书,意在赞扬孔子学术思想和个人品德完美无缺。现存于云南建水文庙。

清“圣神天纵”匾

此匾为同治皇帝御笔题书,意在颂扬孔夫子为上天赋予人间的品德学识和高超的神灵。现存于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清“斯文在兹”匾

此匾为光绪皇帝题书,意指世间所有文化盖源于儒学创始人孔子。现存于云南建水文庙。

清“辟雍”匾

此匾为乾隆皇帝题书,是雕有九龙的华带牌,表达了这位皇帝以儒家学说教化天下的雄心壮志。现存于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清末“道洽大同”匾

此匾由清朝末年最后一位状元、着名书法家刘春霖撰写,哈尔滨文庙建成时它悬挂于大成殿正中孔子神龛上方。现存于哈尔滨文庙。

清“学达性天”匾

此匾是清康熙皇帝为表彰书院对传承理学,培养人才的贡献,御赐给岳麓书院等处的匾额。现存于湖南岳麓书院。

老字号牌匾

匾额欣赏

参考资料

1.  《郑板桥题刻》

2.  《潍坊新闻网》

3.  同治六年十一月---所题写的“武魁”匾。题匾人:刘鹤年,字子和,奉天义州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

4.  光绪十六年(1890),至今保留完整。题匾人:进士---唐景崧(1841-1903),清末广西灌阳人,字维卿,号南注生。同治进士。

5.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今保留完整。题匾人: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

6.  嘉庆十四年(1809年),至今保留完整。题匾人:彭浚,字映旌,号宝臣,湖南衡山人,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状元。

7.  咸丰庚申年(1860年),至今保留完整。题匾人:刘绎(1797-1878),字瞻岩,号岳云居士,江西永丰县人,清代文学家,道光15年(1835)乙未科状元,时年38岁,也是清代江西最后一位状元。

8.  咸丰庚申年(1860年),至今保留完整。题匾人:洪钧(1839-1893年),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以一甲一名进士。

9.  工书法,善画山水,著有《张文达公遗集》,《治年宝鉴》,《道光已酉科明经通谱》。

10.  《知足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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