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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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古代的焦虑比现在轻多了
去见戴建业之前，偶然看到一份资料里说他在2012年时得过一个“文化历史类年度十大博客”的称号。于是我试图搜索他过往的一些博客文章，可惜所获不多——再次印证了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并不一定有助于避免遗忘，反而可能让遗忘来得更了无痕迹。但即使在仅存的那些文字中，依然可以发现一个常怀忧思的知识分子身影。对照于如今活跃在抖音和B站里的那个网红教授，这无疑是一个几乎没有重叠也很难勾连起来的形象。我的好奇也由此产生：我想知道这两个“戴建业”在他身上如何共存和彼此审视，它们的或隐或现之间又是怎样一种自我选择。
在和戴建业相处的两天时间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这并非全部来自他给出的直接回答，更多的是源于其言谈、举止以及生活状态中呈现出的某种底色。作为出生于50年代的农家子弟，戴建业的人生大部分是被时代和命运裹挟而行的，面对远远强大于自身的外部世界，他骨子里一直保持着农民式的朴素智慧。因此他坚信“好吃懒做才受穷”，刻苦、勤奋，像犁地耕种一样用最“笨”的方式读书、学英语、练习普通话；也坦然接受命运的一切安排，不做破釜沉舟的反抗，也不生得意忘形的放纵。农民的底色既给了他在互联网下沉时代走红的天然气质，也给予了他隐去另一种理想的本能反应。知识和思想的力量并非没有对他产生过影响，只是江湖的伶俐仍旧是不可忘却的生存哲学。
不过当明确感知到这些时，我已经不那么在意自己最初的好奇了。观察戴建业生活的过程中，我突然产生一种对年龄老去的感慨和心疼。看到他自拍视频时摆弄相机的笨拙，解答他关于如何操作稳定器的一遍遍询问，让我意识到这位“网红”其实是一个已经不太跟得上新事物的老人了。而他家中的冷清和角落的灰尘，又让我意识到夫人离世后他所陷入的一种潦草和孤单。记得第一天晚上，他带我们去吃一家路边小馆里他常吃的烩面，我问他平时都怎么吃饭，他说邻居有时会叫他一起，或者自己在家弄些牛羊肉胡乱煮煮，懒得弄时就来这里。第二天午饭，我们陪着他经过许多饭馆，他几次犹豫，最后说：“还是吃那个烩面吧。”
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普遍处于迎合状态，你爱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东西；过去的知识生产是我想写什么，我就给你提供什么。我觉得我算是个比较幸运的人，原来我讲和写的东西，知识界和社会大众都认可，那么我按我原来就喜欢搞的东西继续搞下去就行了。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想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深圳，只要填哪个地方就可以到哪个地方。我傻不拉叽的，我是湖北人就填了武汉。像这种情况，对于今天的博士生、研究生就是不可能的。现在不断地扩招，人很多，单位只有那么多。再一个，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的考核，每年必须拿多少东西。他们（年轻人）就是很匆忙地生活，很匆忙地写作。
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到我读大学读研究生，整个人生都处在社会的宏大叙事之中，我们把自己和国家甚至和世界联结在一起，就是说我们的个人追求、审美趣味，甚至择偶标准和国家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开始是要找根子正、苗子红的，再然后是找有学问的，现在学问也没有必要了，就是要你口袋里有money，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个体和社会，尤其是和国家越来越分离，他就要成为独特的个体。
现代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个体在这种强大的社会机构面前，显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无力、无助，使他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打个比方，你在北京工作，北京的房价十万一个平方，你搞一年才搞到一个平方，你还去思考为什么产生焦虑的深刻根源吗？
马尔库塞认为，人的解放不是社会组织的变化，而是感性的更新。什么时候才能达到那种深度的精神生活，人们追求悠闲、自在、从容的东西？我认为是要等到社会真正的富裕，人们已经摆脱生活的重担，完完全全不考虑到物质生活的压力，失业了也有社会保障，那个时候他就有深度了，我认为到那个时候就好了。
01
我走红网络，纯属偶然
凤凰网文化：您在网上走红之后，现在这种生活和以前差别非常大吗？
戴建业：差别还是很大，打乱了很多生活节奏。（我）还是希望、愿意过原来的那种生活，没有多少人认识，用现在你们媒体的话来讲就是没有“出圈”，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做的事情，读自己读的书。
凤凰网文化：所以您更喜欢原来那种是吗？
戴建业：我更喜欢原来的生活。
凤凰网文化：如果您真的向往一种稍微安静、个人一点的生活，其实您可以选择比如说决绝一点，可以拒绝所有这些，告别网络，其实很快您也会回到原来的那种生活状态当中，但您为什么感觉这个也可能困难？
戴建业：我在网上很走红，这个也是纯属偶然。北京有个很大的电子书供应商叫超星，它有一个板块就是“超星名师讲坛”，它把全国各种专业的大学里，可能有一点名气的老师都录制了课程，我的课程也被他们录制了。后来它就把卖得比较好的前面三四个人，把他讲课的课程视频中间截取一些短视频，挂在抖音上，没有想到我的一挂上去最火，我的第一个视频一天就点击量超过两千万。所以被别人接受，完全都是别人弄出来的。
凤凰网文化：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戴建业：那是一个偶然性。
凤凰网文化：偶然性。但是现在可能您已经在整个运转（过程）当中了，所以不好依照自己的个人选择断然退出？
戴建业：你想吧，朋友们愿意给你打理，他也不要你的钱，你就是去随便胡说八道几句，你还不管，你还不搞，那就太不够意思了，对吧？
凤凰网文化：但是它不是会打破您那种对安静的生活的向往吗？
戴建业：但是抖音这种东西，说实话，它给我带来的困扰很少，就是你不怎么花费脑筋。例如说他说“你说一下哪一首诗”，我对那些东西都比较熟，我也不需要备课，也不需要动脑筋。比方说教育、家庭、社会、文化这些东西，一说我就说完了，说完了就完了呗，一说完了我就走了，整个制作都是他们弄。就是我那个抖音上（有）五百多万粉丝，我是完全可以做广告的，但我在上面不接广告。
你稍等一下，我把你们在录制的这个……稍等一下，因为我跟他们签约了，我把这个东西挂在……你们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对吧？是不是看得到这个地方？
凤凰网文化：是。
戴建业：我把这个图标拿过来。稍等一下，我把他们B站的图标打上去。你看看我坐下来这个在不在上面？
凤凰网文化：您好像特别在意这个品牌的露出。
戴建业：因为我跟他们签约了，我还是愿意宣传B站。
凤凰网文化：赚钱对您重要吗？
戴建业：钱对我不是很重要，但是我想做出很好的作品，比如写好书、写好文章、把课讲得很好。当然这个东西是个良性循环，你弄出了很好的作品，你自然收益就很好。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人质疑过您网红的这种方式？包括您一直以来的这种讲课的风格。
戴建业：肯定我想还是有少部分人（质疑）， （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上，反映都还是比较正面。
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生产普遍处在迎合的状态，你爱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东西，过去的知识生产是我想写什么，我就给你提供什么。我觉得我算是个比较幸运的人，原来我讲的这些东西和写的东西，知识界和社会大众都认可我，我按我原来的我喜欢的搞的东西继续搞下去就行了。当然我现在很少写社会文章，主要写的是文化随笔，谈教育，谈文化，我谈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
凤凰网文化：但是您以前的很多文章其实比较（公共）。
戴建业：我原来写了很多。
凤凰网文化：那为什么现在（不写了）？
戴建业：因为原来我主要还是个学者，社会影响比较小，我现在我感觉到，因为我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我说的这个东西如果影响很多人，那我谈的时候就相对来讲要谨慎一些。
凤凰网文化：它会这么冲突吗？
戴建业：人的时间毕竟有限的。
凤凰网文化：比如说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一些关怀，包括一些启蒙的使命感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影响力更大一些，它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其实更能达成自己的某种愿望吗？
戴建业：我有的时候感觉比较沮丧。我们都应该有个相当宽松的环境，这样对社会、对我们个人都比较好。而且现在我认为国家应该在大众的层面倡导宽容，甚至在知识分子层面倡导宽容。
02
反复做题的教育，会把孩子搞笨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在这波热潮当中大家对您的关注、对您的喜欢有多大程度上真的是一种对知识对文化的这种（追求）？
戴建业：这里面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人是他原来读这个诗，他一直就没有读懂，他通过我讲的以后他感觉我懂了。像这个情况打个比方说，李白的一首代表作《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一千多年来都是说这个诗一开始就很有气势，为什么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就是劝酒的歌，没有哪个人写“黄河之水天上来”，你老师没有告诉你，我们古人也没有告诉，他就没有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写。我讲的他懂了，所以他感兴趣，我觉得我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并不纯粹是娱乐。有一部分可能是一种情绪的东西，比如说一种气氛的东西，可能只是给你产生某种快乐，这也是有的。但我认为即使给你带来兴趣和快乐的，它也是有价值的，你在快乐中间也培养了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至少使人们觉得传统还是有味，不是老古董。
凤凰网文化：但是互联网创造的东西很多都是速朽的、昙花一现的，您觉得这波大众层面的戴建业热潮会是昙花一现吗？
戴建业：那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会过去的，但我认为有一些散文还是可以经得起时间淘汰的，我始终相信，你不断地写作，在你100篇写作文章中间，至少可能有很多文章是比较好的。勤奋很重要。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您这种勤奋是怎么养成的？
戴建业：我觉得父母的教育还是有关的。我母亲长期跟我说一个名言，“穿不穷，吃不穷，好吃懒做才受穷”。你慢慢就形成了你的某种价值观念，就我现在也深切认识到，你看我也不希望搞关系，什么凭职称，凭这个奖那个奖，我基本上不报，与其说搞这么多高帽子，那我不如好好写东西。
再一个我觉得写这些东西，包括我跟B站签约，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冲动，还不如说我想挑战一下自我。你也知道直播给的回报是很高的，我用不了什么钱，我将来宁可资助一些贫困的儿童。因为我从乡下来的，我也希望我们农村的孩子同样受到这么好的教育。我1977年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城市居民比较少，农村来的孩子考进来，就占70%，现在是颠倒了，真正农村孩子现在能够考上华师这样的学校已经很少了，教育有问题。再一个我们大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些教育，从一开始就扼杀了我们孩子的想象，一个人的想象能力是他最重要的能力，我们还是反复的做题把他搞笨了，他没有想象。
凤凰网文化：是不是我们整个环境也没有给他们试错的机会？
戴建业：还是要给我们的孩子成长的空间和犯错的空间。我就觉得我的有些研究生的心态还没有我年轻。像我这样敢去搞直播的人，可能还没有。
那个教育体系中间，要教育给孩子的东西都没有教育给他，同情心，甚至包括对人类的整个关怀，不那么偏激，他们都没有。再包括他们的追求和奋斗应该是怎样一回事，没有。我认为只要人生路径选得比较好，对自我能力有比较好的认识，每个人都有成才的机会，但是我们的孩子都不是这样。
凤凰网文化：您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对您求学也是非常支持吗？
戴建业：我的父亲对我的读书特别支持，但我认为他的教育方法不对，他望子成龙太迫切，经常打我。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我都跟他没有和解。我们父子关系很对抗，我不管干什么事情，我父亲都不是太满意。
凤凰网文化：那父亲生前有没有说过期望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戴建业：那我父亲没有，他就是希望我读书读好，就是你读好书才能出人头地，他是很功利的。
凤凰网文化：那您觉得现在您整个这一生所做出的成绩，可以告慰父亲吗？他会满意吗？
戴建业：那我觉得他肯定不满意。
凤凰网文化：还是不满意？
戴建业：我不知道他要把我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搞不清楚，反正我做的事情他都不是很满意。
凤凰网文化：那做老师呢？是您的理想的选择吗？还是也是被动的？
戴建业：说白了，我就不想做老师。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有个价值评价，就是说做老师不是个好职业，因为农村老师都穷嘛，没有哪个想读了大学还做老师。后来慢慢地我觉得教书对我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也不喜欢求人，我把我书教好了，学生也比较肯定，老师也比较肯定，我就觉得我这个职业选择得还是比较对。我报考华师也是阴差阳错，因为我们学校就有一个老师是华师毕业的，他说就填我们学校。
凤凰网文化：所以您对这个学校完全没有概念？
戴建业：完全没有概念。我就是1977年考上大学才第一次离开麻城。我第一次到武汉来，看到下江的船，有三四层楼的高，当时我一看到很激动，我说这么高的船！车上很多人就把眼睛看着我，来了个乡巴佬。
凤凰网文化：从来没见过。
戴建业：没有见过，那时候我四层的房子都没见过，完全是陈奂生进城。那个时候武汉比现在小多了，但是当时觉得特别大。
凤凰网文化：您1977年上大学。10岁到20岁那十年是您的一个青春期，正好处在一个特别的历史阶段。然后您21岁参加高考，之后又是在一个发生了巨大变革的历史阶段当中。您觉得这两个阶段，在您身上留下烙印更深、更重的是哪一段？
戴建业：从两个方面看。我们整个黄冈地区，哪怕农村，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我们那个时候把很多书列为禁书，就是黄色小说、黄色书籍，但是越是禁书我们越想看，读书就像接吻一样，偷来的才香。而且看得特别地认真，原因是什么？这个书不是我的。你看我现在买的几屋子书，反而你觉得这个书是我的，我以后有时间看。过去不是这样，那个书一来了，我必须马上看，因为下个人等着看，（这）就养成了你高度集中的习惯。那个时候读书，我是爱读才去读它，是高度的自律。
那么高考完，一考上大学以后，又遇上了一个更好的时代，那个时候真正是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大量的西方著作不断地引进，我们感觉到欣欣向荣。再一个也没有什么精神压力。我还是比较怀念那个时代，单纯，年轻人有整块的时间从容地读书。像我，可以整年整年地不写文章，成天读书，写写读书心得，但不一定要发表，没有哪个人要求你。
03
现在的人比以前苦，古代的焦虑比现在轻
凤凰网文化：您了解年轻人吗？因为您做了一辈子的老师。
戴建业：我现在切实地感觉到，包括你们这一代人，比我们那代人的生活压力更大，他们的物质条件更好，但精神层面他们更紧张，压力更大，而且生活更加地动荡。
像我研究生毕业，那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想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深圳，你只要填哪个地方你就可以到哪个地方。我傻不拉叽的，我是湖北人就填了武汉。像这种情况，对于今天的博士生、研究生就是不可能的。现在不断地扩招，人很多，单位只有那么多。再一个，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的考核，每年必须拿多少东西。他们就是很匆忙地生活，很匆忙地写作。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更苦。我现在跟很多出版社、大型的门户网站签约，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的确是很辛苦。你看我去年5月份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地下剧场做了一场演讲，告诉（他们）古代的诗人是怎么排遣焦虑的，古代的焦虑比现在的确是轻多了，生活节奏很缓慢。
凤凰网文化：但好像今天这种焦虑被放得无限大，尤其年轻人，好像一方面不断地处在个体焦虑当中，另外一方面用娱乐对自己进行疏导和宣泄，之后又再没有其它，不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不去探究这个困惑更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戴建业：现代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个体在这种强大的社会机构面前，他显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无力、无助，使他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打个比方，你在北京工作，北京的房价十万一个平方，你搞一年才搞到一个平方，你还去思考为什么产生焦虑的深刻根源吗？
凤凰网文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不需要精神生活了吗？
戴建业：我建议你看一看马尔库塞的（书）。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代表作《理性与革命》、《单向度的人》。
凤凰网文化：《单向度的人》吗？
戴建业：《单向度的人》，他写得有深度。在那个时候他就认为，社会已经把你整合掉了，连反对派也是共同追求一个东西。马尔库塞认为，人的解放不是社会组织的变化，而是感性的更新。他提（出）一个新的东西叫“新感性”。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过去那种深度的精神生活，人们追求那种悠闲、自在、从容的东西，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要到真正的社会的产物巨大的富裕，人们已经摆脱了生活的重担，完完全全地不考虑到物质生活的压力，失业了也有社会保障，那个时候他就有深度了，我认为到那个时候就好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个时间的问题。
凤凰网文化：那您会对这个时代有失望吗？因为您看，您1956年生人，其实在您的童年时候，有一个宏大的甚至带有某种世界主义的革命理想的东西在，到您20多岁的时候，又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那些东西好像越来越远去，然后现在呈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面貌，您在其中自己有（失望吗）？
戴建业：这个感觉很强烈。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到我读大学读研究生，我们整个人生都处在一种整个社会的宏大叙事之中，我们自己都把自己和国家甚至和世界联结在一起，就是说我们的个人追求、审美趣味，甚至择偶标准和国家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开始是要找根子正、苗子红的，再然后是找有学问的，现在学问也没有必要了，就是要你口袋里有money，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个体和社会，尤其是和国家越来越分离，他就要成为独特的个体。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又有一点新的变化，又重新回到民族的自豪感。这里面当然也有好的一面，但我认为信息的多元还是很重要，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人爱国，但要建立在一种健康的正确的判断基础上。我总是让我的研究生读好外语，一定要能够看英文，对世界要有真实的判断和了解。打个比方说，我们要问一问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比如说今天我们就仇恨它卡我们的脖子对吧，那我们年轻人就应该问问，它为什么能够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卡它的脖子？原因在哪个地方？我觉得我们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祖国，这点我觉得很重要，但一定要非常理性。
凤凰网文化：您写过一篇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您说您的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从来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您好像总在使用“被动”这两个字。这种被动感，您觉得是您人生的一种底色吗？
戴建业：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总是被时代和某种命运裹挟着走，而不是自己主动的选择。一直到今天，我在网络上很走红，也是很偶然的。我也跟我们领导讲了，（明年）我无论如何要退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个人的选择。因为我除了九卷本的《戴建业作品集》，我希望我的学术超过这个东西，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我的文献学，出了一本书就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我要把它继续完成，它也不可能给我带来钱，但我想把它写出来。
凤凰网文化：过一段时间，您现在的这种热度可能会下降之后，那时候如果还有人想起戴建业的话，您会希望他们想起的时候，戴建业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
戴建业：我觉得一个人不要老想到别人怎么样评价你，你好好地干你自己的事，你干好了就行了，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