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匠炉一家
“叮当”，“叮当”……来自铁匠炉的那种单调、铿锵的锤打声几乎贯穿着我的整个童年。
铁匠炉坐落在村子的中心位置。
街侧有一棵高大的黑槐树，硕大的树冠像一把巨伞，把本来不大宽敞的村街罩得阴森森的。槐树下有一座泥巴墙的门楼，门楼的前边是一片平台，平台上有一块方正光滑的青石板。青石板的西边就是铁匠炉。铁匠炉用两个X形的木头架子支撑着。架子上东侧是一件黑古溜秋的大风箱，西侧是用泥巴糊成的凹形的炉膛。风箱与炉膛之间，底下有个通风道，风道上面放一个瓦盆和一个木箱。瓦盆里盛的是乌黑的湿乎乎的黑碳，木箱里放着钳子、钎子、铲子和大大小小的锤子。炉膛的西边有一截倒立的树桩，树桩深深地嵌入土里，上头固定一个狗头大的铁砧子。砧子像乌龟壳一样，顶面平滑光亮，四周伸出尖的、圆的、平的、三棱的，像乌龟的爪子一样四面逸出。砧子旁边放着一个破铁桶，桶里盛着脏不拉几的黑水，那是用来淬火的。
铁匠炉的主人叫潘朝恩，身材高大魁梧，有点儿驼背，灰白稀疏的头发，脑后拖一条细细的发辫。尽管那时距离满清灭亡剪辫子已有四十多年光景了，但他的小辫子却依然留着。他大约是我们那一带仅存的最后一位辫子爷了。
老头子神情严肃，脾气执拗，古怪。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都是眼帘低垂着，嘴唇紧抿着，两腮的肌肉随着打锤的节奏不停地颤抖。他说话的声音短促而尖利，话语极少，只短短几个字，但嗓门儿尖锐而干燥。尤其是当他黑下脸来喝斥他儿女的时候，那声音简直像炸雷一样，让人听了心惊肉跳。他永远都是那样子，耷拉着眼皮，丧拉着脸，不苟言笑，我从来就没见过他笑时是什么样子。
他老伴是一个大脚板的女人（那时候，不裹脚的女人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她有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脑后挽一个硕大的乱蓬蓬的发髻。一脸的皱褶，却满口的白牙。她话头儿特多，待人接物热情爽快。见人眉开眼笑，即使是一面不识、毫不相干的人，她也总好与人搭讪，不说不说七八句，逗得人哈哈大笑，她却绷着脸装作无事一样。
听老人们说：铁匠奶奶（我们都这样称呼她）的娘家是常庄集上卖凉粉的，从小见多识广，所以，待人接物勤快，说话爽朗，快嘴利舌。她知道的故事特多，什么三侠五义、封神榜、姜子牙、黄天霸、太白金星、哪吒三太子、加上关公秦琼呼延庆……没有她不知道的。
有天晚上，她坐在青石板上与人聊天，正说到热闹处，突然起身进屋，老半天不出来。故事牵着人，等了好半天，终于出来了，接着谈笑自若。有人问她刚才做什么去了，半天不出来？她平平淡淡地说：“回屋生了个娃儿。”人们不信，待到屋里去看。灯光下，床上果然有一新生婴儿在襁褓中哇哇啼哭呢。
铁匠奶奶总共生育了八胎儿女，活下来的有二男一女。可惜小儿子和女儿都是弱智人，只有大儿子留成生得聪明伶俐，人又长得落落大方，十几岁就知道多干活儿，多照顾傻妹妹傻弟弟，替父母分担忧愁。十八岁那年（一九四八年）夏天，到村东洼里擗高粱叶，正赶上国共两军的拉锯战，被国军给“裹”走了。也有的说是跟八路军带走的。因为缺乏证据，两种说法莫衷一是。反正从那天起，留成儿就没了踪影。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一个下午的时光，说没就没了。老头子没哭，老太太也没哭。那时候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再说啦，大儿子留成不憨不傻，家里还有爹有娘，有两个傻妹妹傻弟弟，他知道家里的日子不好过，怎么能不回来呢？所以，全村上的人都认为，留成总还会回来的。人们都这么想着，盼着，说着，念着，说不定哪一天，留成突然就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日子，就像那小河里的水，波是波，纹是纹，潺潺地，荡荡漾漾，一路流下去，流下去。
老铁匠的两个傻儿女一天天长大。姐姐随她爹，长得高高大大，圆头大脸，白白胖胖，一头黑发扎两条大辫子，大脚片子走起路来也风风火火。她话头儿特少，见人只会裂着嘴憨笑。她不学女红，当娘的也不去调教她，由着她自己疯长。因此，她不会纺花织布，也不会烧火做饭，只会挎着个大篮子，成天下地割草拾柴禾。老头儿打铁的时候，就叫她拉风箱。拉风箱不需技术，有力气一推一拉就行。有时候傻闺女风箱也拉不好，老头儿就哼她一声，再不，就狠狠地瞪她一眼。
傻弟弟起名叫潘若义，若字是行辈，义是娘给他起的，让他做人要仗义。若义脾性随他娘，言多话稠，不巧又天生舌头短，说话咬不准词儿。“天”“到”“那”“拿”“多”“得”等这一类舌尖音的字都说不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二哈子”。二哈子二十多岁时，去济宁碳场拉过一趟碳，见了一次火车，回来逢人便说：“哎哟，那否（火）车哐哐哐开过挨（来），'呗儿’'呗儿’就跟不（猪）叫戏（似）哩！”没人时，他还会可着嗓门吼上一句：“天下的铁锨抓钩都是我假（打）哩咦——！”一句唱，被人重复了一辈子。
打铁的时候，爷儿两个腰里都扎着油布围裙，脚面上还捆着两块油布。老头儿左手撑钳，夹着铁件往炉口里一送，右手用铲子加一下碳，将铁件盖住，朝傻闺女吼一声：“拉！”
女儿就双手握着风箱把，使劲拉，“咔嗒”“咔嗒”，炉口火苗旺盛，焰心通红。只一会儿功夫，铁件儿就烧红了。老头子说声“停”，用钳子把通红的铁件夹出来，往铁砧子上一放，右手握起扁锤，往砧子上连击两下：“叮叮”，二哈子赶紧把大锤抡起来，单看老爹的扁锤往哪里落，他的大锤就往哪儿砸。扁锤就是老头子的指挥棒，扁锤落得轻一点，大锤就轻轻一砸。扁锤敲得重一点，大锤就砸得狠一点。扁锤敲得急，大锤就砸得急。每砸一下，铁件儿就火星崩射，通红的火花溅到爷儿两个身上，地上，鞋子上，“卟卟”有声。
打铁就是这样，“叮”，是扁锤的声音，“当”，是大锤的声音。扁锤每敲一下，大锤就砸一下，所以，听起来就是“叮——当”、“叮——当”。慢慢地，铁件由红变暗，变灰。锤打的节奏也越来越慢，越来越迟顿。啥时候，老头子的扁锤在砧子上连击两下，大锤立马就停止。二哈子就可以把大锤一放，到一边歇息去了。如果大锤哪一下砸错了地方，老头子就哼他，再不就骂他：“真他年里个逼笨！”有时简化成两个字：“年逼”，或干脆一个字“年”！“年”在鲁西方言中是“娘”字的讹音。
一个铁件从原料到做成成品，要经过反反复复多次炉烧，多次锤打。比如打造一把锅铲，先要选一个大小适中的铁件，全凭老头子的经验和眼力。选好了，便插到炉膛里烧，烧红了，一次次锤打，先做成铲子把手。然后，再烧另一头，一次次锤打，扩展，打成铲片，做成弯脖，然后定形，开刃。开刃的时候，全靠老头子自己用中号的二锤反反复复锤打，捻展，修饰，直到最后看着满意了为止。最后，往水桶里一汆，“嗤啦”一声。这叫“淬火”。只有淬了火才有好钢刃，打磨出来，锋利无比。
铁匠炉打造的主要是农具和炊具，如：铁锨、抓镢、耙钉、犁铧、锅铲、菜刀、马勺、马掌、马镫、马嚼，小件儿还有：门钉、门鼻、门吊环、牛占水、羊转环等等。
铁匠炉的生意大都是在常庄集市上。常庄是我们那一带的大集镇。每逢一、六、三、八有四个集，一六是小集，三八是大集，老头子是集集必到。赶集时，老头子把所有物件都装在乌溜拉黑的褡裢里，搁肩膀上扛着，叮叮当当走到集上。他的摊位是固定的，在十字街的东南角，一张破围裙铺开，将大大小小的铁件从褡裢里掏出来，整整齐齐摆好。老头子席地而坐，耷拉着眼皮，不言也不语。有需要者，就蹲下来，任意挑选。相中了，就问价、付钱。老头子是言无二价，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任别人说什么，他眼皮也不抬。老头子也收废旧铁，也有的以旧换新，外加手工费，不争也不吵，生意进行的有条不紊。过晌了，人少了，集散了，他起身收摊子，拍拍屁股走人。
俗话说：“开过药铺打过铁，什么生意也不热。”打铁是靠技术靠力气挣钱，虽然辛苦，虽然有两个傻儿女，但铁匠一家的日子过得倒也是差强人意。那时，人们心里都没忘记他的大儿子留成儿。一到过年时，那邻居百舍的，都想着留成儿会回来。上世纪五十年代，乡村里也有不少在外边做生意的，一到过年时，都想方设法给老家里写封家书，打点儿钱，孝敬家里的父母。这留成儿虽没上过学，不识文字，但他自幼聪明伶俐，又通情达理的，如果不是打仗死了，只当活着的话，无论如何总会记得生他养他的故乡，家中的爹娘，还有他那一对傻妹妹傻弟弟，他都不会忘记的。这逢年过节的，说不定哪一根筋扯着，忽然想起老家来，或者写一封信，往家打点儿钱，这都是可能的事。但是，过了一年又一年，人们等啊盼啊，竟没有一点儿音讯。
到了一九五八年，一场大跃进风暴席卷齐鲁大地。先是归大锅，接着全民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的铁锅都收缴上去，砸个稀巴烂，都填到炼铁炉里去了。那老铁匠的砧子、锤子、铲子、钳子……一应家伙都被村干部一古脑儿收缴了上去，送进公社收购站。打那开始，老铁匠失了业，没了事干，终日价坐在门口的青石板上发愣、发呆、吹猪、生闷气。
到了五九年春天，大锅饭一撤，一家人没有吃的，别人家激灵的，有下关外的，奔新疆去青海的，最没能耐的，也能拖家带小，推着独轮车下肥城，去逃荒要饭。可老铁匠一家，老的老，少的不是憨就是傻，想走也走不出去，活活地呆在家里熬。熬来熬去，老头子撑不住，腿一蹬，先去见阎王了。老太太也饿成了皮包骨头。那时，傻女儿已老大不小了，按说早该寻婆家了，可好的人家嫁不出去，孬的人家，当娘的又不忍心。后来，老太太担心自己活不长久，狠狠心还是把她嫁到一个叫夏庙的地方。男人是什么样子的，我没见过，只听说也是个残疾人。六二年，我到城里上学路上曾遇见她回娘家。人是比原来瘦多了，两条大辫子变成脑后一个发髻。依旧是一双大脚片子，依旧是憨憨地傻笑。问她话，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所答非所问。后来听说跟她男人下了关东，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时间不长，打铁奶奶也死了。临咽气的时候，留下一句话：“啥时候，小留成儿要是回来，就叫他好好照顾他的傻弟弟。”往后的日子，只剩下一个二哈子孤苦伶仃一个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可怜他，时常把一些剩菜剩饭拿给他充饥。赶到村上谁家有红白事，他也是不请自到，搬桌子、借板凳、烧火、劈柴、刷盘子洗碗，专拣别人嫌脏怕累的粗活笨活让他去干，借此也能混一两顿饭吃。邻居百舍谁家有破衣烂衫的，就送给二哈子遮身蔽体。俗话说：啥人有啥福，没牙吃豆腐，一天天，一年年，他日子过得倒也乐呵呵的。二哈子又天生好脾气，还好接人话把儿，凡有众人聚集的地方，他都好蹭蹭地偎过去，也不管人家说的是什么，他都能半截插一杠子，也不管牛头不对马嘴。说得好了，人们哈哈一笑。说得不中听了，也没谁计较他，全当是一个长不大、不懂事的孩子，好歹比条狗儿强。
话说到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工作队进村，挨家挨户划分阶级成分。二哈子的哥哥留成失踪的事儿又浮出了水面。村里人有说是被国军“裹”走的，也有说是参加了八路军的。到底是去了哪里？为了搞清留成的真实去向，工作队专门到县武装部档案库里查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来。工作队长也是农家出身，心里慈悲，可怜二哈子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依没靠的。如果说留成跟随国军去了台湾，那二哈子就该定为“反属”，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被管制，成了阶级敌人。出于怜悯之心，与村干们商定，干脆认定留成是参加了八路军，牺牲在战场。况且村里的老年人回忆，留成失踪后不几天，金乡县正好就有一场异常惨烈的羊山战役，牺牲的八路军成批地抬下来。至今那大东洼一个叫“将台”的地方，还埋着十六座坟茔，其中就有七个是无名烈士的。于是，从那以后，二哈子就当真享受了烈属加五保户的待遇。
但是，待遇归待遇，至于那留成究竟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因为拿不出任何证据，死不见尸，活不见人，这事儿仍旧在人们的心里一直悬着、疑着。
日子像小河里的水，一天天地流淌下去。
到了六六年夏天，广播匣子里一声号令，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搞起来了。小学生戴上红袖箍，举着棍棒，横冲直撞，村里的大小队干部一律打倒，靠边站。谁当家？贫下中农。谁的出身成分好，谁就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二哈子是烈属，立马封了个贫协主任的头衔，坐了大队的第一把交椅。出门去公社开会，身后有两个跟班的。村里开会，他周吴郑王地坐在主席台上，摆出一副大干部的模样。可二哈子毕竟没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瞎字，好狗也拖不上台面。有次让他主持会议，他竟神差鬼使，在“敬祝万寿无疆”的后边冷不丁加了句“静默三分钟”。就因为这一句话，害得他以“诬蔑领袖”罪，被绳捆索绑送进县大牢，判了五年的监禁。幸亏是烈属子弟，只蹲三年半就提前放出来了。打那之后，再没人让他当贫协主任了。但烈属加五保户的待遇仍旧沿袭下来，不管他参不参加劳动，一年365斤的口粮照发不误。当然了，哪家有了红白事，他仍旧是不请自到。
再后来，就改革开放了。
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形势缓和，开始有了人员走动。邻村就有一位当年随国军逃往台湾的退伍老兵，回大陆探亲了。有人亲眼见那绿萦萦的美元票子一打一打地往亲人手里送。那时候，村里的老人们就很自然地想起早年失踪的留成来。也有人向退伍老兵打听留成的下落，人家说：在那边，像他这样的退伍老兵多得很，也说不定那留成还活着。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仿佛成了真事。于是，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说不定哪一天，那失踪多年的留成儿会突然出现在村东头的大路上，自然是穿一身很洋气的装束，背着大大的旅行包，那面容，自然还有原来的模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操着半拉子家乡土话，与乡亲们说说笑笑。他的到来，自然是令二哈子高兴万分，亲哥儿俩在破屋里热热闹闹住上几天，临走时自然忘不了留给傻弟弟一大迭子美元钞票……但这都是人们的想象，是异想天开、子虚乌有的事儿。
好心的人们等啊，盼啊，盼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年又一年，那留成儿终究没有来，甚至连一封普普通通的家信也没有。
时间仍旧像小河里的水，一天天地流淌。
眼看着，铁匠炉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干了，枯了，伐掉了。那青溜光滑的青石板也被搬走建了桥了。没过几年，二哈子的厨屋先塌了，一场风雨中，那土垒的院墙也倒了，只剩孤伶伶的两间破屋在风雨中飘摇。
进入新世纪，村里响应上级号召，搞住宅规划。铁匠炉的位置正处于新规划的大街中心，连带整个院子都需要推倒重建。那时候，二哈子已是年近七十的人了，人穷得叮当响，哪有闲钱翻盖新屋？于是，就有村干们动员二哈子挪到一座废弃的小学校里看守院子，他家的那两间破屋也就不声不响地拆了。
日子仍旧像小河里的流水，一路逶逶迤迤流下去。
那失踪多年的留成儿终于还是没有半点音讯，村里的老年人就有点儿失落。倒不是为了那绿萤萤的美元，而是想着当年的留成，既聪明又伶俐，既懂事又孝顺，多好的小伙子呀！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人没了，那就是战死了。不管他参加的究竟是国军，还是八路军，总归是战死了。唉唉，多好的小伙子呀，战死了，真真是可惜！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天清晨，有人到小学校里搬柴草，喊门叫不开，拨开门进去，发现二哈子躺在他脏兮兮的被窝里僵了，死了。
死就死了呗，村干部派人拉去火化了，骨灰埋了。没人难过，也没人掉眼泪。
至此，铁匠炉一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日子还是像河水一样流淌。
没有了铁匠炉，村子里很安静。
潘永修，笔名：田采三，山东郓城人，1948年生，作家，文创一级，曾出版小说集《鲁西南的风》、长篇小说《山东汉子》《十年情书泪》《大槐树移民》、散文集《乡村情感》、纪实文学《根在洪洞》《三年困难纪事》等。2007年退休后定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