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留美的钱学森：无论多优秀都被歧视，一场电影后坚定回国之心
对于钱学森，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50年代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尽管历时9年，但从成果来说，就只是把他从美国政府手里要回来这一件事，会谈也是值得的。一位美国海军次长曾说，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可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24岁便前往美国留学的钱学森都是广受重视的。然而，在取得突出成就享誉世界前，还是学生钱学森无论多优秀都会被美国人所歧视，而钱老的这段经历也确实值得后人沉思。
一、由于太过优秀，美国人不相信他是中国人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亲到了北京，上过蒙养院、女师大附小、师大附小和师大附中。1929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934年暑假，钱学森从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1935年的世界局势云波诡谲，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的阴影虽已褪去，但法西斯和纳粹主义却在日益猖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到中国人民的脊梁上。这年的9月，24岁的钱学森挥泪告别了父母，以庚子赔款公费生的资格，前往美国留学。
那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为正在遭受侵略者蹂躏的祖国争口气，邮船在太平洋上漂流颠簸，离祖国的大陆愈来愈远了，但钱学森的心却仿佛仍然留在那片生他养他的故土上，他知道，自己学有所成后一定要回来，为国效劳。
在当时，由于中国的科技水平落后，一大批像钱学森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远渡重洋，去到国外接受教育。中国原子能研究专家钱三强，是法国居里学院的毕业生；赵忠尧，出身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核弹专家邓稼先，是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博士；钱伟长、郭永怀、吴仲华等这批火箭专家，都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我国的这一代科学家后来都回到了祖国，成为祖国科技事业的栋梁。
钱学森来到美国，进入了在工程学科方面响彻学术界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美一流大学，得以进入这里读书的美国学生将来都会有锦绣的前程，钱学森怀着激昂的心情来学习，但这所学校的学生一开始根本没把这个来自中国，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同学放在眼里。
看见这些自命不凡、优越感十足的美国同学，民族的自尊心和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在钱学森心中油然而生，他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向他们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他一面补习英语，一面沉缅于自己有着无穷兴趣的航空工程理论的研究中。
狭路相逢勇者胜，后来，钱学森的成绩远远超过了那些美国学生，并且只用了一年时间，便获得了航空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这在那些瞧不起东方人的美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又一次，一个美国同学突然闪着狡黠的蓝眼睛问钱学森:
“钱，你是不是有犹太人的血统?”很明显，他是在嘲讽钱学森背后的祖国。
对此，钱学森大义凛然而又充满自豪地对他说:
“你错了。我是中国人。我的祖辈世世代代生长在有着悠久历史和古代文化的中国”。
是呀，虽然在美国接受的是一流的教育，但他忘不了祖国人民对自己的培育之恩。他还时常向别人提起自己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他说:
“我从1923年至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大家可以想想，从1923年至1929年，当时的旧中国和旧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林励儒先生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那个时期高中分一部、二部，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我在理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所以，北京师大附中在那个时候办得那样好我是很怀念的。”
尽管钱学森努力且优秀，但是这些目光短浅的美国人就是因为中国在当时内忧外患而歧视他，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以自己的中国身份自豪，并努力宣传着国家形象，这对一个二十几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二、遇见名师，改变中国印象
1936年初秋的这一天，在钱学森的一生中都将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见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冯·卡门教授。这是这两位科学家的初次见面，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十年的卓有成就的亲密合作。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阶段。当时，美国各大学的航空系教授屈指可数，整个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只有冯·卡门一位教授以及三位副教授。冯·卡门是当时世界闻名的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他是一位匈牙利籍的犹太人，1934年定居美国，月球上一个陨石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初秋的加州，气候宜人，阳光明媚，从太平洋海面上吹来的海风，带来了温暖潮湿的气息。闻名世界的加州理工学院就坐落在洛杉矶市郊的帕萨迪纳。钱学森穿过校园里的一段林荫道，来到沐浴在阳光下的石子路上。虽然是初次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可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古老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教学楼、宽广的草坪、刚刚下课的大学生……他感到了自己内心的激动和不安。
能够拜见冯·卡门教授，这是他向往了已久的，而对这位老教授的严格认真也早有耳闻。据说，卡门教授历来只接受那些最能守纪律的人作学生，所以在他的学生中，几乎只有德国人、日本人或中国人。
钱学森敲门走进了冯·卡门朴素的办公室，简短的寒暄之后，便向卡门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请求，他希望卡门教授对他毕业后进一步的研究计划提供意见。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个年轻人:个子不高，神情庄重，宽阔的额头下，一双眼睛透露出智慧和自信。态度虽然稍稍有些拘谨，但从这双眼睛可以看出他心智的活跃。冯·卡门向他提了几个科研方面的问题，钱学森都异常准确地作出了回答。
在短短的时间内，冯·卡门就对这个思维如此细致、敏捷，富有才华的中国青年有了很好的印象，凭着他多年的经验，他断定这个年轻人将来定会作出一番成就，临别时，他向钱学森伸出了欢迎的手，再三欢迎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初次见面也给钱学森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卡门教授的邀请。几天后，他便提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宿舍。
初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便展示了自己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令卡门教授惊叹不已。卡门惊喜地发现，钱学森非常富有想象力，能够把数学的可能趋势与物理的自然现象天才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钱学森的思想能够时常给卡门以帮助和启发，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从惊奇到赞赏，卡门与钱学森很快成了亲密的合作者。
他逢人便夸奖自己的这个新助手，他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牙利，另一个就是中国。”
在冯·卡门的具体指导下，钱学森的学习和研究进展得十分顺利，他很快掌握了从工程实践中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学会了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中去。有时候，他把自己刚刚脱稿的论文拿给卡门审阅，老教授总是看过第1页后，就很快地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然后再看一看结论，一篇长长的论文用不了一会儿就看完了，然而他提的意见准确而中肯，说明他对论文的内容已经了如指掌。
钱学森感到非常困惑不解，因为论文的内容他事先并未与卡门讨论过呀。有次，他终于忍不住向卡门提出了心中的疑问。卡门面带微笑，和蔼地解释说，这就叫“熟能生巧”。看第一页，是为了知道论文提了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作者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之后，就能大致估计出这个方法是否对头，大致应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最后，再看看论文的结论，和自己的估计相差远不远。如果很远，甚至相反，那么论文本身就很可能是有问题的。钱学森明白了，这都是因为卡门教授彻底地掌握了这门学科的结果。慢慢地，他也能够这样做了。
在卡门主持下，加州理工学院每周举办一次名为“每周航空研究班讨论会”的学术研讨会。所有在这里从事研究的教授、访问学者、博士生等都被要求说明工作进展情况。会议上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不拘礼节，不必拘泥于长幼地位的区别，所以气氛总是特别活跃、激烈。
卡门经常和大家一起吵，如果最后发现自己错了，他就主动向大家认错。这样的学术气氛给钱学森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对形成他的崇尚学术自由与民主开放观念有很大影响。
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冯·卡门与钱学森共同署名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其中有:《可压缩流体边界层》(1938年，《航空科学杂志》第五卷)、《外压引起的球壳的翘曲》(1939年，《航空科学杂志》第七卷)等等。两位伟大科学家的亲密合作和共同努力，对人类的飞行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由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的著名的“卡门钱公式”，是世界航空科技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看一场电影被歧视，坚定回国之心
紧张的研究工作之外，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个人生活是相当孤寂的，唯一的消遣就是欣赏古典音乐。他没有更多的癖好，对政治又没有兴趣，古典的音乐便成了他精神的慰藉。
每到工作的余暇，他便驾着他那辆买来的旧雪佛兰老爷车，从帕萨迪纳到洛杉矶交响乐团听音乐会。深沉的音乐把他带入另一个充满幻想的奇异世界，使他暂时忘掉了工作、学习的紧张和因思念父母、祖国而感到的孤寂。正当钱学森“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技书”，在研究上更上一层楼时，一件对他毕生都有极大影响的事情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
一天晚上，他与两位朋友同去电影院看电影，他们进场时，漆黑的影院里已经坐满了观众，银幕上的光线反射在脸上，他们一边连声说:“对不起，”一边穿过人群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这时，钱学森瞥见一个美国男人抬手唤来领位的侍者耳语了一番，那个侍者随即走向钱学森，用过分客气的语气低声说：
“对不起，先生，你可以换到那边的座位上去坐吗?”
“为什么?”钱学森和他的朋友奇怪地问。
这个侍者赶紧解释原因，原来在钱学森旁边的那个美国人不愿意有中国人坐在旁边。这个侮辱使钱学森和两个朋友愤然离开了电影院。
这件事对钱学森的刺伤很深。似乎一个弱国的子民，无论你个人有了怎样的成就，仍旧会遭到外国人的歧视。因为虽然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想到连年战火不断，科技仍旧极为落后的祖国，知识分子崇高的责任感和危机感像涨潮的海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地拍击着他的胸怀。这件事更坚定了钱学森学成后要回到祖国、早日把高科技的恩惠带给祖国人民的决心。
由于对发生在祖国的一切的关注，钱学森不久便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通过朋友的介绍结识了一位有左倾思想的热导体专家维恩博姆博士。
维恩博姆是苏联乌克兰人，十月革命后来到美国，1927年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在化学方面很有成就，在应用物理学方面也颇具名声，并且弹得一手好钢琴。维恩博姆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在他家里时常聚集着一群进步的教授、科学家，谈论世界局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处在孤独之中，对祖国的命运深感关切的钱学森立即被这个小团体所吸引，他成了维恩博姆家的常客。他喜欢参加他们的谈论，尤其喜欢大家谈论到中国问题，每谈论到中国，大家总要饶有兴趣地请他发言。
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团体就解散了。但与这些左派人士的接触，对钱学森思想上的影响，却未就此终结。
四、痴迷于造火箭，组建“自杀俱乐部”
一天，三个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来到了卡门的办公室，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求卡门帮助他们建造火箭。这三个年轻人中，一个叫马里纳，1934年由得克萨斯州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是卡门的研究生。另外两个，一个叫帕森，自学成才的化学家；另一位叫福尔曼，他早就醉心于火箭引擎自学成才的化学家。
当时，只在报纸上传说着纳粹德国在试验火箭，并企图用它袭击英伦三岛。在美洲大陆，这还是块未曾有人涉足的处女地，因为要使物体透过空气流力高速飞行，在当时还只是奇想。独具慧眼的卡门却被这个奇想所吸引，当即答应允许他们在课余时间利用航空实验室的设备从事火箭研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钱学森很快与马里纳成了好朋友，不久便加入了马里纳的小集团，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初出茅庐的硕士生史密斯，五个人组成了一个火箭研究小组，名曰“火箭俱乐部”。
这伙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手里仅有一千美元的“基金”，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材料，他们就经常去到废品库和一些企业公司的垃圾堆里拣零件。火箭小组的实验工作一开始是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古根罕姆大楼里进行。有一次，他们正在做火药喷射的试验，由于发动机点火装置出了故障，使整个大楼充满了强烈性气体，并给楼内留下了一层灰尘。
为了减少其他同学的不满，火箭小组搬到了与实验室建筑一角相连的无人使用的水泥平台上工作。不料，又一次巨大的爆炸发生了。
这次爆炸的破坏力极强，是开花的，像榴霰弹一样在空中四射，连厚厚的墙壁都被射出了一个个洞眼儿，有一个洞刚好射在马里纳平日所坐的椅子上方，若不是他当时正在走动，一定已经被射死了。
连串疯狂的举动使火箭小组闻名全校，一些学生索性把“火箭俱乐部”改称为“自杀俱乐部”。由于危险程度越来越大，加州理工学院当局不得不通过冯·卡门，“勒令”停止实验活动。但这伙执拗的“冒险家”们并没气馁。不久，他们在卡门的带领下将实验迁到了马特里山僻静的山谷里去做，在那儿，只有受惊的野兔知道这些不速之客。
火箭小组的成果越来越受到各方面广泛注目。经过艰苦奋斗之后，好消息终于来了；美国科学院于1939年1月接受了冯·卡门的建议，决定在加州理工学院设立火箭研究中心，以解决火箭帮助飞机起飞的问题，科学院并为这项研究拨出了一千美金。之后，又与他们签订了一万美元的合同，作为研究喷射推进的经费。钱学森这位“飞弹之父”，正是从这里一步步走向辉煌！
1939年6月，钱学森结束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工作，论文题目是《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四篇。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讲师。1946年，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副教授，第二年初，升为正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回国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克服了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终于在1955年8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