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寄给我的快递？里面咋全是让人脸红心跳的东西

大家好，我是掘坟仔，一名夜行者，老金的徒弟。

2019年3月22日，我收到一个快递，是个纸盒箱子，纸盒箱让透明宽胶带缠得严严实实。

纸盒箱子上有张快递单，没有写寄件人的任何信息。

我费了半天劲打开箱子，里面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牛皮纸袋，其中一个档案袋里装着一个录音笔，一个移动硬盘。

收到的匿名资料箱

剩下的文件袋里装着病人记录、治疗笔记啥的。

箱子里有张便条，上面一句话，还有一个人名。

帮我保管一下，半个月之后我来取。余波

余波是谁？

跟我啥关系？

箱子里的东西都是些什么？

这事儿得往前捋一捋，从头讲，从我讲起。

我是个病人，抑郁症，2007年确诊，确诊那天我只记得是我的生日，别的都忘了。

那天以后，我开始了求医问药的生活。

在北京有两家大医院，特有名，尤其是在人们骂街的时候，常挂在嘴边。一个是安定医院，一个是回龙观医院。

这俩医院我都去过，安定医院挂过好几个专家号，也挂过心理咨询的号。

大夫开了一堆药，心理咨询聊过几回，没啥效果。

那时候的心情，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不是绝望、悲伤，反而很平淡的。

俗话说，有病乱投医，这家医院治的没啥效果的，那就去问下一家。

在回龙观医院，我见到一个挺和善的老太太，赶巧了，她也姓金。

她是我一个医生亲戚推荐的，金老太太是个退休返聘的精神科大夫，那时候她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我一直都叫她金奶奶，不叫金大夫。

金奶奶很和蔼，也很直接，问问题从不拐弯抹角，问我睡眠怎么样，吃饭怎么样，性生活频率如何。

当时父母都站在后面，我有点尴尬，紧张地回答没有。

金奶奶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接着往下问。

她给我开了单子，要去做几个心理测试，我拿着单子走进心理测试室，对着屏幕好长时间，回答了几百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头晕脑胀。

各种测试表一大堆

等了很长时间，拿到报告，又回去找金老太太。

她看了半天，和善地说，“没啥事儿，我给你开点药，按时吃药，有什么想法，及时跟家人说，别在心里憋着。”

然后她把我父母留下，嘱咐了半天，我在医院过道的椅子上，一直等到天黑。

说这么半天，肯定有人不耐烦了，你也没说到余波啊，光说你了，余波在哪儿呢。

别着急，快到他了。

金老太太开的药挺管用，家里人和我就决定一直找她开药了，精神类的药一次不能开太多，我基本上过两个礼拜就要去一趟医院。

医院给开的药，没病不能随便乱吃

除了开药，金老太太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心理治疗师，她说你光吃药，容易让药拿住，戒不掉了。有些心理的想法，认知上的问题，光吃药是解决不了的，得话疗。

我一听，有点紧张，说我这病是不是严重了。

金老太摆摆手，说别瞎担心，我给你找个靠谱的。

金老太太介绍的治疗师，叫周德松，他是我第一个治疗师。

周德松四十多岁，理了一个标准的板寸头，话不多，每次说话之前都要停顿一下，好像在思考，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只是习惯。

不过他的治疗确实很管用，我得谢谢他。

我先是在医院挂周大夫的号，做心理治疗，但他每个礼拜只有一天出诊，一天八个号。

做心理治疗的那一天，我要凌晨四点就出门，去医院排队挂他的号。

坚持了几个月，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就转诊到周大夫自己在外面开的一个咨询室。

当然了，这样虽然方便，但是治疗费一下子从一次60块涨到了300块。

这样做了一年多，周大夫涨价了，涨到了500块。

我有点吃不消，就问周大夫，有没有便宜点的，降个档次。

周大夫说行，不过那得换个人。

我的治疗师从周德松，换到了咨询室里的另一个咨询师，叫余波。

余波比周大夫年轻，看着比我大六七岁，也算是同一代人，聊起天来更容易。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治疗师性价比更高。

余波总是骑一辆山地车上下班，我见过他的车，配置不低，前后轮是禧玛诺的高级油压碟刹，SRAM的变速套件，超轻的碳纤维车架。

我们俩第一次咨询，就是在聊山地车。

他是个山地速降爱好者，这点我确实没想到。我一直以为他骑山地车，就是为了上下班的时候锻炼身体。

降速山地车

毕竟从外表看，他带一副眼镜，身材稍微有点虚胖，看着不像是喜欢极限运动的。

他长了一张笑脸，两边嘴角微微上扬，所以给人感觉总是喜洋洋的。

这对他的工作非常有帮助，心理咨询师长得面善，更容易和陌生的来访者拉近距离。

余波在工作的时候给人感觉非常自信，也很张扬，和周大夫对比鲜明，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接话从不停顿。

他聊的话题也很宽泛，文学、哲学、艺术、体育、宗教，你说到啥，他都能接着聊。

这些都是我第一次见到余波时的感觉，我在他这里又做了一年多，然后停掉了心理治疗。

这段时间的经历，让人感觉痛苦，有种自己怎么做都是错的感觉。具体的事儿和情绪，我也不再想回忆。

不过熬过来了，就好多了。

心理治疗结束后，我就和余波没了联系，咨询师有这种职业规则，在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下，不会和来访者在咨询室外私下联系。

几个月后，我停掉了药，开始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有了这样一次经历，再经受社会的折磨，感觉不再那么疼了。

但我留下一个毛病，失眠。

准确地说是晚上不困也睡不着，白天偶尔困了才打个盹儿。这让我经常连着几天，不分昼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开始我也很焦虑，毕竟这样的生活作息实在太不规律，影响我找工作。

我尝试过很多办法，锻炼、吃安眠药，结果还是不理想。

到最后，我放弃了，我觉得这是抑郁症的后遗症。

也或许是这个抑郁症从来没好，只是我适应了。

然后我也就不再纠结能不能睡着了，爱咋咋地吧。

在社会上又混了几年，我遇到了老金。

老金问我，夜行者工作的时候都是不怎么见光的时候，你能适应吗？

我乐了，我告诉他，咱俩就坐在这儿对着看，我能一直盯着你，盯到你困，你睡着，然后醒了，一直盯到你醒来觉得脊背发凉。

老金说，你可能没太理解“不见光”的意思，还有我后脊梁没那么容易发凉，你来吧。

这一年是2017年，我得病的整十年。

做了夜行者，我认识了很多睡不着觉的朋友。

我不像周庸徐浪他们，老在外面跑，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做案头工作。

查资料，假装流氓或者公安给别人打电话，从他们嘴里诈消息，学着网上的黑客，黑进防护不怎么强的公司后台偷资料。

我也理解了“不见光”的意思。

我也会出外勤，第一次出去查的案子，就是关于余波的。

2018年春节过后，我接到一个余波打来的电话，他说要和我见一面，拜托我一件事儿。

我在电话里问他，是什么事儿，他死活不说，非要见面说，他说电话里说不明白。

他约我几天后在朝阳的一家酒馆见面。

这个酒馆挺偏僻，地址在五环外，旁边有挺多别墅区。

跟余波见面的小酒吧，特别远

说是个酒馆，也是个餐馆，很西式的餐馆，来的客人有很多外国人。

服务生介绍，这些老外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别墅区的外交人员，或者外资公司派驻到中国的高管。

余波和我找了一张露台的桌子坐下，因为是初春，天还很冷，露台上一个人没有。

再见到余波，他已经不是我印象中那个自信的咨询师了，头发凌乱，眼圈发黑。

我俩刚坐下，他开门见山问我，能不能帮他查个人。

我有点惊讶，我俩七八年没见面，上来就这么直接求我办事儿。

我问他怎么打听到我的，他没接茬，自顾自地说起要让我调查的这个人。

服务员端上的饭菜也没有打断他说话，看来他也没啥心思吃饭，这个人整得他挺烦躁。

我见缝插针地问他，这人要查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向。

余波摇了摇头，“你能查到的，关于他的所有东西，都告诉我。”

我又问他，这个人跟他什么关系，他没说话。

我还想追问，转念一想，老金嘱咐过，委托人不主动说的，别多问。

我第一次一个人接受委托，也不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索性什么也没问。

然后是谈价钱，他没还价，马上答应了。然后直接从自己上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直接拍桌上，有备而来。

我心里一凉，要少了。

答应下差事，我俩就着凉风，把桌上的饭菜吃了。

这顿饭吃的，哪哪儿都冷。

两个月之后，我把调查到材料整理汇总，当面交给余波，他用现金给我尾款之后，我俩的联系又中断了。

直到2019年3月22日，他寄来了这个纸盒箱子，还给我留了那张字条。

说了这么大一段，终于回到了开头。

刚收到这些东西，我没怎么在意，把它们堆在家里的角落。

直到一个多月后，和老金聊起一个讲精神分裂症的台湾电视剧，他问起我，你有没有搞心理的朋友，给咱点技术支持，我才突然想起余波。

我给他发了个信息，顺带提醒他，还有东西没取。

一个礼拜，一点回信没有。

又过了一个礼拜，我有点坐不住了，我去了他的心理咨询室。

余波不在咨询室，周德松接待了我，十来年没见，白头发多了许多。

周大夫今年也才五十多一点，看着比同龄人显得更老。

脑力工作者不光容易脱发，也容易长白发。

周大夫以为我是来咨询的，跟我客套了几句，就把我推给前台的接待。

我说明了来意，我不是来咨询的，我来找余波，他有些东西让我保管，现在这人联系不到了。

周大夫还像以前一样，不紧不慢，想了一下，把我让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跟我说，余波已经有段时间没来了，现在同事们也联系不上他，来访者也联系不上他。

周大夫还说，这个余波在失踪前经常私下跟踪来访者，已经有几个找上门来要求道歉。

我想起了余波让我调查人的事儿，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调查啥。

周大夫又问我，留在我这儿的是什么东西，重不重要，我说没什么，就是些资料，具体什么不清楚，我没看过。

据周大夫回忆，余波从去年夏天开始就有点不太正常。

我问怎么不正常，周大夫欲言又止。

咨询师这个职业有些特殊，他们经常接受负面情绪，自身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同行前辈的专业支持，来解决自己工作中的疑难案例。

因此咨询师之间会组成督导关系，类似于咨询师和来访者。

我猜测，周德松就是余波的心理督导，他可能知道一些事情，碍于职业规范，他不能说。

余波最初给我的那种和善的印象，一下子就变了。年初见他那么没精神，我还觉得他只是遇到事儿了，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多秘密。

离开周大夫的办公室，我找到接待，想管她要到余波的住址地址，一个女人从后面轻轻拍了怕我肩膀。

这个女人我见过，她是余波的同事，叫徐晓，他们每周六都在这里坐诊。

我跟她说我找余波，她有些吃惊，她告诉我余波已经失踪有段时间了，她也很担心余波。

看起来她很关心余波。

她从接待那里借来一张纸，写下一行地址交给我。

我和徐晓互留了联系方式，我还从她那儿要到了余波在北京租住的地址。

余波是天津人，他在咨询室附近的育新小区租了间房子，这个小区挨着地铁站，离上班的地方也近，很方便。

育新路地铁站

我找到他租住的地方，心又凉了半截。余波租的房间上个礼拜刚到期，他也没有续租，房间已经转租给了别人。

不知道是余波早就打算离开北京，还是临时有事离开，没来得及交房租。

我想起了余波寄给我的东西。

我大概翻了一下，乱七八糟毫无顺序，前一张的治疗笔记里还叫张三，下一张就叫李四。

里面那个移动硬盘，存的都是没经过整理的治疗录音。

打开文件夹，里面有上百条录音

我越来越觉得，余波这次不辞而别，不是准备好的。他邮过来这些文件的时候都很匆忙。

肯定有人问，余波把这些东西邮给我干什么，他为什么消失了，后来找到他了吗。

这事儿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边整理这些笔记，一边试图找到余波，我也好奇，他到底出啥事儿了。

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案头工作，刚开始整理的时候，我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

慢慢地，我似乎从这些笔记里，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一个个隐秘在城市角落里残缺的灵魂，想要再挣扎一下，逃出泥潭。

他们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有些消失了。

他们挣扎的过程，被一个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心理咨询师，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从这些笔记里大概看得出，余波似乎只是个偷窥者，在暗处悄悄观察他的这些病患。

他可能除了在咨询室里帮助他们，还想在这个残酷的社会里再帮一把。

但他又像在大自然中观察野生动物的摄影师一样，有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被咬住脖颈，身体被扯烂。

我能从他的一些笔记中读出这种无能为力的绝望。

他不算是个坏人，虽然他破坏了一些规矩。

有一个事儿我不太理解，纸箱里还有一本百家姓，是那种启蒙读物的装帧。

我拿给老金看，问他这是啥意思。

老金琢磨了一下，又拿起笔记看了看，他说这没准是个密码本。

我问是啥密码本，老金抖了抖笔记，指着姓名。

“你看这名字起的，不觉得别扭吗，我觉得是这是余波为了保护来访者的隐私，给他们用了化名，具体怎么用的，就得靠这本《百家姓》来查。”

老金鼓励我，好好整理，这里的每一篇笔记，都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咱们夜行者搞调查，古往今来，都是在记录这些故事。

现在，我想把一些整理出来的笔记，公开出来，当然用的还是化名。

因为这些病患的一些行为古怪，超出一般人想象，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异类”。所以，这个系列就叫“异类追踪者”。

本周六，也就是明天，晚上22：00推送“异类追踪者”第一个故事，记得来看。

咱们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