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宋代的惠州，人称为“蛮貊之邦”“瘴病之地”，统治者一向都是把“罪恶”较大的臣子贬谪到岭南去的。苏轼虽然久经磨难，但是突然来到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心中也不免充满恐惧和担忧，他把苏迈、苏迨两房子孙遣送到常州。其悲苦状态可想而知。徐行数日，东坡来到清远县（今广东清远），此行的目的地惠州已遥遥在望。迎接他的到底是什么呢?在清远县，他曾与一位顾秀才相遇:
《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顾秀才告诉东坡，惠州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温润的空气中常常荡漾着桂花的清香，新雨过后，满树的荔枝鲜艳夺目，恍如燃烧的火焰，黄柑朱橘更是惠州的特产，漫山遍野，根本不值钱，听说当地的人常常顺手摘来掷打鸟雀，就像扔小石子一样随便……
那么，哪个才是真正的惠州呢？
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东坡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惠州，初到惠州，苏轼竟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惠州的吏民一向过着安静的生活，突然听闻苏轼到来，纷纷扶老携幼，出门相迎。苏轼大感欣慰，仿佛他不是漂泊到举目无亲的异地，他甚至一度疑心，这是他曾经来过的地方，正所谓“仿佛曾游岂梦中”。
宋代的惠州，只不过是一个小镇，人口不多。可是，其地理环境和风景却很特别：四面环水，北边有东江东西方向流过，城的四周便是组成西湖的五个湖：南湖、丰湖、平湖、菱湖和鳄湖。城中有数座小青山。整座惠州城就在绿水青山之间，风景十分美丽。惠州知州詹范以前虽然不认识苏轼，但久仰东坡大名。当东坡报到后，他马上把东坡一家安排到合江楼居住。
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相当于现代的高级干部招待所或高级宾馆。苏东坡作为一名贬官，地方上仍待以殊礼，被特许在合江楼暂住，可见詹范对苏东坡敬仰的程度。合江楼建于东西二江合汇之地，此处占尽地利，将各色美景结合一处，翠绿的绵绵青山、不息的滔滔江水，风景极尽优美，身在其中，甚为惬意。苏东坡甚至怀疑自己，这一次竟到了人间仙境，至少，离仙境如此之近:
合江楼只是暂住，它并非贬官的久居之所。十多天之后，苏轼带领儿子和朝云及老女仆，搬到嘉祐寺去住了。嘉祐寺故址在现今的惠州市东坡小学的位置，地势略高，这里虽然没有合江楼条件好，但环境很清幽，尤其是寺后有一座不太高的土山，满山可见茂盛的松树，山顶上有个松风亭，苏轼常到这里漫步锻炼。一天，苏轼本想一口气登上松风亭，却不料刚走到半山腰就觉得疲乏了。他抬头望望松风亭，发现亭子还在很高处的树梢上面呢，停了一会，他想，为什么一定要爬到亭子那呢?这里不也挺好吗?他索性就此坐下歇息了一会，浑身感觉舒畅，而后便径直下山去了。后来，他写下《记游松风亭》：
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嘉祐寺，位于惠州东坡小学内。苏轼两度搬入合江楼后，又两度迁出，住进嘉祐寺。此处地势略高，环境清幽，寺后有一座不太高的土山，山顶上有个松风亭，苏轼常到这里漫步锻炼，并在《记游松风亭》 中写下了自己随遇而安的乐观心境
苏轼啖荔雕像，位于惠州西湖风景区。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惠州很快成了苏轼生活的乐土，寓居惠期间，苏轼非常喜欢岭南瓜果，其中尤爱荔枝，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著名诗句
在《白鹤峰所遇》一文中，苏轼写道：“邓道士忽叩门，时己三鼓，家人尽寝，月色如霜。其后有伟人，衣桃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翟逢亨是个穷秀才，家境贫穷，住的是茅房，戴的是破帽，穿的是烂衫，长年食的则多半为杂粮，嗜酒，又苦乏酒资，苏轼经常与之对饮。“甕间毕卓防偷酒，壁后匡衡不点灯”（《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苏轼这句诗用毕卓偷酒的典故，调侃翟氏贪杯，要善于酿酒的林行婆防着点，别让他把好酒都偷喝光了。后句则用匡衡凿壁借光事，称赞翟氏家贫仍勤读苦学。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远道而来的和尚卓契顺。苏东坡贬寓惠州一年多后，与住在宜兴大儿子苏迈音讯受阻，没有任何联系，彼此之间非常牵挂。钱世雄是苏轼的朋友，与定慧寺长老守钦也有很深的交情，在苏迈告诉自己对苏轼的牵挂之情后，一日钱世雄到定慧寺喝茶，闲聊中说起苏迈无法联系父亲的烦恼，守钦长老听闻，声声叹息，而此时站在一旁伺候从事杂役的僧人卓契顺却说：“把家书交给我，让我去惠州送给苏轼吧。”守钦长老转头看看卓契顺，问道：“说说容易，你知道惠州有多远吗？”卓契顺认真地说：“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卓契顺收拾行装随身带去苏迈和佛印、钱世雄等人写给苏轼的信件，长途跋涉去见苏轼。卓契顺一路拖钵化缘，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抵达惠州，凭借路人的指引，在三月初二那一天把苏迈的家书亲手送到了苏轼手中。待卓契顺休养几日以后，苏轼询问他：“你此番不远千里前来，我要给您准备一份谢礼表达我们苏家对您的恩情。”卓契顺想了一会说：“唐代有一个叫蔡明远的人，当颜真卿在升州做刺史的时候，没有了粮食和钱财，蔡明远不远千里，背着大米前去接济颜真卿，颜真卿心中无比感激，便亲自写了一幅字画送给蔡明远。我虽未见过大人，但心中无比敬仰，如果可以，我希望引用蔡明远的例子，请求大人亲笔赠予我几个字便可。”苏轼听闻，立马写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赠给卓契顺，并且附《送虎丘卓氏者》诗二首。在诗中详细记载了卓契顺送书信的过程。苏轼写的那幅字虽然未能保存下来，但这两首诗详细地记载在《坡公集》中。绍圣四年（1097）朝廷再贬“元祐党人”之时，除苏轼、苏辙外，“苏门四学士”也一同遭受横祸。其中处境最恶的，是被认为与苏轼关系最为亲密的秦观（1049—1100），从郴州（今属湖南）再贬横州（今广西横县）。在途经衡州（今湖南衡阳）时，秦观将他的一首《千秋岁》词抄赠当时担任衡州知州的朋友孔平仲: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
花影乱，莺声碎。
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
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鹭同飞盖。
携手处，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全词写得既极度悲伤又极具震撼力，因而才感动了众多词家并争相以之唱和。此后孔平仲、黄庭坚、李之仪、释惠洪等都有次韵之作。黄庭坚在秦观死后，倾倒于他的“飞红万点愁如海”之句，甚至不敢和唱。李之仪深深叹道:“叹息谁能会，犹记逢倾盖。情誓遣，心常在……”大约在元符二年（1099），当时被远谪海南岛的苏轼，读罢秦观“愁如海”之词，不胜其悲，也作《千秋岁·次韵少游》一首: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
珠泪溅，丹衷碎。
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
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
君命重，臣节在。
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
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受秦观原词的情绪影响，苏轼的和作也是在伤感中起笔的，不过，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的长期贬谪生活中,咀嚼尽孤独﹑窘困、凄苦等种种况味,并从佛老哲学中寻求过摆脱、超越悲哀的思想武器,以保持对生活、对美好事物的信心和追求,坚持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苏轼曾多少次在诗词中说自己“老”了，但这一次却说“未老身先退”，不是因为老而退，而是政见不同而被退。远贬海外当然不免伤感，但溅起的珠泪、破碎的丹衷（赤诚之心），都是那么的具有质感，透出一份凝重。虽然被认为罪大难容，惩罚如此严重，但一个大臣的气概节操仍值得坚守。即使赦免的君恩犹可期待，自己一贯的见解也决不会改变。如果政见不被采纳，就乘着小船如此漂浮于大海之上，只有超越，绝无屈服。《论语·公冶长》载孔子语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苏轼研究大家王水照认为，苏轼这首和词中依然有对京城的眷恋，对“君命”“臣节”神圣性的崇奉，但其重点已落在“旧学终难改”，为坚持自己初衷而甚至不惜浮海远去，超越政治。他在黄州时曾说过：“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把对个人价值的损害仅仅归结为奔名逐利，不惜优游江海以避“营营”。这首晚年的和词中，却对整个社会和政治，交织着抗争和超越，是他经历早年的积极入世、中年的一度消极出世后的思想升华，标志着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参考资料：
曾枣庄《苏轼评传》；
朱刚《苏轼十讲》；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
黄俊书《苏轼笔下的惠州及寓惠心态》；
杨子怡《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论苏轼寓惠期间的心态及作为》；
阮忠《苏东坡晚年的南海岁月》；
王水照《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缩影——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2月上，原标题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寓居惠州：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