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的国宝壁画--广胜寺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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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树开启南天铁塔图
佛教有显宗、密宗之分。密宗是“秘密佛教”的略称，是相对显教而言的。密教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密教旨传授，因而称为密宗，也称密教、真言乘、持明乘、密乘等。传说，大日如来授法金刚萨埵，释迦牟尼逝世800年时，龙树开南天铁塔，金刚萨埵亲自授法于他，后来又传授给龙智，再由龙智传于金刚智和善无畏。但学术界目前认为密教产生于7世纪以后，是印度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曾一度盛行于印度的西南部和德干高原等地。唐开元年间，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先后到达长安，以译出《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标志，密教由此兴起。密教是有高度组织化的各种坛场、仪轨、咒术等，它对设坛、供奉、灌顶、诵经、念咒等宗教仪式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形式十分复杂。其基本特征有两种：一种是系统组织化的咒术礼仪。对人们难以控制的各种现象和命运，以祈祷或咒术等方式禳灾祈福，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一种是神秘主义，人们相信能够直接感知神衹，能够向佛和菩萨直接倾诉和祈求。
7世纪中叶戒日王死后，北印度又陷入混战局面，740年在孟加拉国兴起波罗王朝，密教在波罗王朝的庇护下日益昌盛。一般认为密教存在于印度的7世纪至13世纪，即从笈多王朝衰亡到穆斯林征服北印度为止。密教的全盛时期是8世纪——11世纪，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随着穆斯林的入侵，以那烂陀寺和超戒寺的毁灭为标志，密教时代也自此宣告结束。
波罗王朝的密教大可粗略的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先后传入中国内陆与西藏地区。波罗王朝时期盛行印度教，此时的密教造像也毫无疑问地吸收了印度教的艺术特征，并体现出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地域文化。其地域风格的形成，其中一个原因是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影响客观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即这一时期末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侵，大部分领土被伊斯兰民族占领，只有少数散落的地方，各自形成大小不同的割据势力。
这些割据政权担负着弘扬印度传统文化的任务，成为8世纪后印度次大陆佛教幸存地，也是密教得以存留和发展的地区。由于波罗王朝地处南北印度交汇处，而密教中心也位于此处，因此这一时期的艺术形式较为复杂。波罗王朝造像历时500年左右，造像风格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影响，造像在不同时期具有一些差异性。这些差异可以概括为：早期（8世纪—9世纪末）：由于波罗王朝建立在古笈多王朝的国土上，因此造像初期大多以笈多的造像形式和技法为主；中期（10世纪—11世纪中）：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密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造像也发展至鼎盛时期，造像形式复杂、体态优美。晚期（11世纪中—12世纪初）：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侵，国势日衰导致造像艺术水平大幅度下降，完全模仿中期造像样式且略显呆板、僵硬，缺乏生机与活力。
尽管此时期的造像存在多样化，但还是具有一些相同点：1.重视女性。女性在密教中被视为智慧的象征，由于这种思想的形成，密教造像中出现了佛母、明妃、空行母之类的女性形象，并且这些女神像的女性特征十分明显。由于这种思想的流行，使其他非女性形象的造像也出现了细腰的形式；2.佛教造像世俗化。佛像、护法、金刚、菩萨自上而下都带有繁缛的装饰，多为头戴花冠、身佩璎珞。这都显示出这一时期造像的世俗化；3.造像仪轨化。由于受密教教义和仪轨的影响，出现了多面、多臂、多足及牛头马面、手持各种法器，甚至双身的复杂形象，并且这种形象都有其不同的宗教象征意义。
安国寺位于西京长安长乐坊。本为唐中宗旧宅，中宗即位后，于景云元年九月十一日，敕舍为寺，以本封安国，故名。李绛有在其《论安国寺不合立圣德碑状》的文章中提到的寺院即安国寺。
虽然密教造像在唐代兴盛起来，并很快流行开来，但长安地区遗存下来的密教造像却很少，而安国寺出土的11尊密教造像较为罕见，这批造像严格按照密教造像仪轨雕刻，造型丰富、生动，对研究唐代密教造像具有重要的意义。
1.宝生佛。宝生佛又称宝生如来，是印度密教金刚界五佛之一，藏密五方佛之一。造像身披袈裟，偏袒右肩，端身正坐，佛像左手握拳，持衣角置于胸前；右手向外展开，小拇指微屈，其余三指舒展，可能是施与愿印，结跏跌坐，坐台为仰莲座并刻有七匹带翼卧着的马。在《中国佛菩萨罗汉大典》中记载：“修密法时，宝生佛所结与愿印，意为满足众生一切愿望，即左手持衣角当心，右手仰掌。佛座为马座。”可判断此像为宝生佛。2.文殊菩萨。密教极为崇拜文殊菩萨，因为他代表智，是智慧的化身。此造像束高发髻，冠正中带有方形宝石。身着菩萨装，胸前配项圈、璎珞，被帛绕臂飘起。右臂向上抬起，右手残缺，左手持青莲，莲上放有经箧。结跏坐于束腰仰莲座上，莲座上刻有海石榴及壶门形图案。虽然文殊菩萨的形象多种多样，但通过其形象和左手所持经箧可判断为文殊菩萨。3.马头明王。马头明王也称马头金刚明王或马头观音。据佛经中记载：马头明王有一面四臂、三面六臂、三面二臂、四面二臂等形象，如三头八臂明王，其特点是三头上各戴天冠，上有化佛结跏坐，中间顶上有马头，以白莲花为璎珞，双牙上出。三面八臂像，中间两手结印契，左边三手分别持莲花、宝瓶、樯，右边三手持钺斧、数珠和却索。而安国寺中这尊造像与佛经中的描述极为相似。4.降三世明王。降三世明王有三面八臂、四面八臂、四面四臂及一面二臂等多种形象，而安国寺造像属于三面八臂。据《仁王经仪轨》和《降三世成就深密门》等书中记载，降三世明王身带青色，四面为青色、黄色、绿色及红色，面带忿怒相。全身周围有火焰环绕。中间两手当心结印，右边三手从上至下分别持五股杵、箭和剑，左边三手从上至下持钴钩、弓和索。面貌狰狞可畏，双眼圆瞪，嘴边两颗牙齿上突。由手持法器和火焰背光可判断安国寺中此造像为降三世明王。
5.不动明王。不动明王有二臂、四臂、六臂等，通常为二臂。不动明王的特点是身为青黑色，右手持剑，左手持绢索。面部表情狰狞，额上有水波纹状皱纹，束发披于左肩，头顶上有称为莎髻的特殊发髻，坐于磐石座上。这些特点中手持法器、发式、台座与安国寺造像中有三尊造像基本一致。
因此，这三尊造像都可判断为不动明王。
6．金刚。此像双牙上出，火焰形逆发，上身袒露，肩搭帔帛。右手向外张开呈持金刚杵状，结跏坐于磐石上。通过火焰逆发和愤怒相及手持金刚杵可判定为金刚像。
其余均为残像，一个头像，两尊菩萨像由于残损较为厉害，无法判断其具体名称，但从中还是能看出造像的精美程度。
从时间上看波罗王朝大致存在于7世纪一13世纪，唐代存在于6世纪一9世纪。虽然波罗王朝存在时间较唐代长，但还是存在时间上的交集与一致性。张同标在其书中写到“波罗王朝的密教可粗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先后经海路、尼泊尔、西藏传人中国内陆和西藏地区。善无畏于724年译出《大日经》，金刚智于723年译出《金刚顶经》，标志着以前的“杂密”时代结束，自此进人了“纯密”时期，在唐代京洛地区掀起了密教造像艺术的新潮。由此可见波罗王朝时期的密教在7世纪左右就传人了中国，此时密教造像也随之传人并逐渐流行起来。
唐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强盛时期，因此佛教也发展至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密教造像由印度传人，但安国寺密教造像比波罗王朝密教造像似乎精美一些。二者粗略一看没有太大相似之处，但从中还是能够发现一些相同的地方：
1.它们的装饰都较为复杂，波罗王朝时期密教造像不同于印度其他时期的佛教造像，它自上而下皆带上了世俗社会的喜好，护法、金刚、菩萨的形象均带有各种繁缛的装饰。多为头戴花冠、身佩璎珞珠宝。中国在隋代至唐初也已逐渐向着追求装饰、变化、动感的趋势发展；而安国寺多数造像就具备此特征，其造像佩饰较为复杂。二者造像都带有头冠、颈环、臂钏、手环、手中都持有法器，在装饰特征上较为相似。
2.造型复杂也是二者都具备的特点。这一时期造像出现了多面、多手、多足、面怒狰狞恐怖、姿势怪异，手持各种法器；安国寺中降三世明王与马头明王均带有这一特点。再者，其造像都严格按照密教仪轨而制。波罗时期造像形象复杂，是由密教教义、仪轨变化而来，具有不同的宗教象征意义；而安国寺造像都遵循了严格的造像仪轨。例如：文殊菩萨，一面二臂，面相丰腴、和蔼，姿态优美，头戴五佛冠，身穿短袖天衣，袒胸露腹，戴着珍宝耳环、项链、璎珞，右手挥举智慧宝剑，左手当胸拈托有佛教经卷的莲花茎，双足跏趺于莲花宝座中央或骑青狮。由此可见，不同的造像都有不同的仪轨制约其形制。
虽然有相同点，但其中也存在很多的不同点。例如：1.头部，安国寺造像比波罗王朝密教造像面部丰腴。波罗王朝密教造像面相庄严，表情丰富，而安国寺造像表情较波罗王朝造像略显呆板。波罗王朝密教菩萨像发髻冠高，而安国寺菩萨像发髻冠低矮；2.材质，波罗王朝的石雕造像大多用黑色玄武岩，质地坚硬、密度高，做成的雕像黑而光亮。据相关文献记载开元、天宝时代曾流行以白大理石雕造各种石像，因此安国寺密教造像多以白大理石雕刻而成；3.服饰，波罗时期密教造像以笈多造像样式和手法为基础，如：波罗时期佛像衣服薄透、贴体，衣纹水波状。而安国寺的宝生佛像衣服较厚，立体感强。这与中国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及雕刻工艺水平有关；4.背屏，波罗时期密教造像多带有背屏，并有较复杂的雕花；而安国寺密教造像以圆雕居多。
从文字记述和造像比较上可以看出安国寺密教造像与波罗王朝密教造像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其仪轨、造像特征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唐代政治经济处于强盛时期，佛像逐渐脱离外来模式和手法，倾向于个性化、理想化、现实化的新模式，这也是二者造像区别明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