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何重文轻武
众所周知，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盛，整个朝代有不少善政，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宦官横行，没有女祸，也没有藩镇之乱，甚至还出现了仁宗盛治那样的辉煌时代，在经济文化方面达到了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然而，这一切还是无法掩盖宋朝在军事方面的薄弱，长久以来宋朝被人们称之为“弱宋”，宋朝立国三百余年，外患不断，在面对敌国入侵时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究其本质，“弱宋”的根源与宋朝的制度和定国基调离不开干系。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五代后周的臣子，他发动兵变夺权，先后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在局面稳定之后，他兵不血刃的罢去了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然而看多了刀兵杀伐，他内心对武将有着深深的忌惮。
有一天，赵匡胤召见宰相赵普，问他：“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赵普说：“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匡胤的问话里深深表达了他对战乱和武将夺权的担忧，而实际上，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纵观前朝历史，已有太多的先例。
众所周知，唐朝灭亡于军事割据。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藩镇割据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藩镇的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他们割据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了一方大权在握的土皇帝，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尽管又苟延残喘了近两百年，最终还是亡于此。
而之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出现了连年的战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这是一个武将把持历史走向的年代，功高盖主权倾朝野的军事将领兵变夺位在这个时代一幕幕的上演。
907年，朱温杀昭宗废哀帝后建立后梁；
923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后唐；
926年，李克用的干儿子李嗣源在大将石敬瑭的撺掇下篡位；
936年，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夺了小舅子李从珂的天下，建立后晋；
947年，石敬瑭的爱将刘知远建立后汉；
950年，刘知远大将郭威因家眷被刘知远之子刘承祐所杀造反，刘承祐被杀后，郭威夺到大权，再立刘赟为帝。其后黄旗加身称帝，951年正月建立后周；
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
53年之间，中原地区建立了六个政权，更别说被大量政权割据的南方了。甚至连赵匡胤自己也是通过所谓的“陈桥兵变”这种方法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篡得帝位。所以，赵匡胤理所当然的也会害怕他手下的武将重臣哪一天也来个夺权篡政，那么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大宋怕就要这么完蛋。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为赵家延续万世的实行措施，制定相应的国策。
赵匡胤听从了赵普的建议，制定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策。
赵匡胤用赎买政策解除了禁军中几员大将的兵权之后不久，突然心血来潮，又想让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统领朝廷禁军。赵普得知后大惊，慌忙进宫劝止赵匡胤的这个决定，他说，符彦卿已经是位极人臣，不能再授予兵权，况且，刚刚收回兵权，又要放出去，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赵匡胤解释说，符彦卿是自己人，不会有异心。
符彦卿自幼善骑射，成人后骁勇非常，历晋、汉两朝。周太祖郭威即位，任天雄军节度使，晋封为卫王，柴荣的老婆是符彦卿的女儿，周世宗即位后，加封符彦卿为太傅。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位国丈爷又成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的岳丈。
说起赵光义与符家的这门亲事，还有一段趣闻。
后周时，赵匡胤还在周世宗手下当差，有一天，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带着几个人到东郭门外射猎，见一只喜鹊站在枝头上唧唧喳喳地叫，弯弓一弹打去，击中了喜鹊的翅膀，喜鹊坠落到符家后花园去了。
一来是鬼使神差，姻缘天定，二来也是赵匡义淘气，竟然翻过院墙，进园中去找那只射落的喜鹊。谁知刚刚跳下墙，就被园内的两个丫环看见了，丫环见墙外翻进一个人，以为是贼，吓得大喊大叫：“抓贼！”赵匡义见被人家误认为是贼，红着脸愣在当场，感觉很惭愧。这时，从假山后面走出一个年方及笄的绝代佳人，冲着丫环斥责。这个佳人便是符彦卿的小女儿。两人一见钟情。
第二天，赵匡胤当朝宰相范质到符彦卿家替赵匡义保媒。此后，自然是赵、符两家一边是忙着嫁女、一边筹备娶媳，张灯结彩，办了一场热闹的喜事。这便是赵匡义与符彦卿结为翁婿的一段趣闻。
赵匡胤开国之后，因符彦卿是皇弟赵光义的岳丈，所以加封他为太师。这就是赵普说的位极人臣。
在赵普的极力劝阻下，赵匡胤打消了任命符彦卿统领朝廷禁军的念头。赵匡胤罢了禁军将领的官，收回了他们的兵权以后，京畿重地可以放心了，可全国各地藩镇的威胁还在，剥夺外藩节度使兵权马上就摆上了日程。
过了一段时间，赵匡胤老调重弹，再次设下了鸿门宴。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都接到朝廷的通知，通知内容是进京述职。这些人虽然都是封疆大吏，但外藩毕竟没有京师繁华，接到通知后，即刻整装进京。赵匡胤设宴招待这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并亲自作陪。
上次招待禁军的几位将领，酒宴设在皇宫，这次招待几位外藩节度使，酒宴改设在御花园。两相比较，少了一点森严，多了一些浪漫。
大家见皇上在御花园设宴招待，感到莫大的荣幸。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中国有“宴无好宴，会无好会”这句古话。
酒席间，赵匡胤向每位节度使都敬了酒，很体恤地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国家功臣宿将，戎马一生，已经是很辛苦了，如今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些苦差事，实非朕优待贤士的本意，朕实在是过意不去！”
大家都以为皇上体恤下情，心里感动得不得了，有一个人颇能揣摩主子心意的人，听出皇上话中有话。这个人就是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王彦超，就是当年在复州将投奔他的赵匡胤拒之门外的那个人。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曾当面质问过他，为何当初不肯收留自己。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最好的回答好像就只有磕头赔罪，多说几句臣罪该万死之类的话以求得宽恕了。王彦超却没有这样说，他谦恭地说，复州是个小郡，庙太小，容不下真龙天子，如果当年留下皇上，皇上也就没有今天了。并说这一切都是天意，非人力所能左右。王彦超的言下之意，他当初没有收留赵匡胤，不但无过，而且还有功。赵匡胤听了心里很高兴，他高兴因为那句“一切都是天意”的话。因而，没有再与王彦超计较当年那件事。王彦超也凭他的能言善辩，逃过了一劫。
今天，王彦超听出了皇上话外之音，心领神会，连忙跪下奏道：“臣本来没什么功劳，却一直受到恩宠，心里一直很惭愧。如今年纪大了，留在节度使的位子上实在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请陛下赐臣归老园田，完成臣最后一个心愿吧！”
赵匡胤离座而起，扶住王彦超，说他深明大义，着实夸奖了一番。另外几位节度使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和杨廷璋虽然明白赵匡胤的意图，但却不愿意解除兵权，只管唠唠叨叨地说自己过去打了多少胜仗、立了多少功。赵匡胤听后皱起了眉头，冷冷地说：“这些都是老皇历，陈年旧账，不要再提吧？”
第二天，赵匡胤下诏，免去了武德行、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节度使之职，每个人重新安排了一个虚衔，就是那种有职无权、待遇不变的闲官。唯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继续留任。还有一些未赴宴的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人也都很识趣，主动上表请辞，相继交出兵权。
这样，随同赵匡胤一起打天下的将领都解除了兵权，回家享清福去了。赵匡胤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听从赵普的劝谏，削夺了开国将领们的兵权，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充分体现了赵匡胤在政治上的驭人之术。
然而，过分地削夺武将的兵权，导致宋朝出现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人不能带兵打仗、能带兵打仗的人却又不能调动军队的局面。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政变的可能，但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这是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赵匡胤经过精心策划，收回藩镇手中的兵权，使自己的皇位得到巩固，满以为可以过一段安稳日子，谁知太后在这个时候病倒了。赵匡胤尽人子之孝，日夜侍候在太后身边，不敢离开半步，一刻也不得安宁。
建隆二年（961年）六月，杜太后病情加剧，她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将子孙们召至病榻前安排后事。一同召入的还有枢密使赵普。枢密使是枢密院的长官。枢密院与宰相政事堂并称为二府，在品级上，比宰相略低一点。实际上，枢密院和皇帝亲近，反而比宰相的权力还要大。目前的赵普，担任的就是这样的官职。
赵普奉召，迅速赶到慈德宫，跪在杜太后病榻前叩头请安后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看看在场的人，见都是皇帝自家的人，他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但他不明白，皇太后为何要将他这个外人召来。
杜太后靠在病榻上，看了大家一眼后，眼光停留在赵匡胤的脸上，问道：“我儿继承大统，做了皇帝，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赵匡胤不假思索地说：“是祖上的庇佑和母后的教诲，儿子才能做皇帝。”“全都不是！”杜太后轻轻地摇摇头道：“为娘告诉你，你之所以能做皇帝，是因为柴荣把皇位传给了一个小孩子，你才有机会做皇帝。如果柴荣有个年纪大的儿子继承皇位，你绝不会有今天！”
赵匡胤心里也明白这一点，尴尬地说道：“母后教诲得极是！”杜太后环视三个儿子一眼，示意光义、光美退下。赵普正欲跟着出去。杜太后轻轻地叫道：“赵书记别走！”赵普立即站住了。杜太后示意赵普关上宫门，然后向赵匡胤招招手，叫他靠近些。赵匡胤连忙来到杜太后病榻前，双膝跪下。
杜太后轻轻地咳了一声道：“你死后，要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光义；光义之后，传给光美；光美之后，再传给德昭。四海固然广大，天下固然辽阔，但很难治理，但只要是大人做皇帝，不让无知的小儿去主持国政，就能够保得国运长久，江山稳固。你可要记住为娘的话。”
赵匡胤万万没有想到杜太后会说出这样的话，听了之后，觉得心里格外别扭。
自古以来，皇位都是传子不传弟、传嫡不传庶，而现在母后却要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传给弟弟光义，心里实在是一百个不愿意。
然而，此话出自母后之口，自己是难以违抗的。只得极不情愿地磕头应道：“儿臣谨遵母后之命！”“你要当着我的面向神灵、向祖宗起誓。”杜太后语气坚决地说。赵匡胤膝行后退，给杜太后连叩了三个响头，说道：“神明在上，祖宗在上，儿臣若不遵从太后教诲，天地不容，神必殛之！”
杜太后看了赵普一眼，示意叫他过来，待赵普靠近病榻后，她温和地说：“你跟主子多年，就像家人一样，今天之事，你记下来，他日为赵宋开国之制，不得有违。”赵普慌忙跪下奏道：“臣定当谨记太后的旨命。”说罢，取来纸笔，站在病榻前，迅速记下太后刚才所说的话，立成誓书，并在末尾署上“臣赵普谨记”几个字，给太后过目之后，装进一个金匮之内。然后打开宫门，把金匮交给管档案的太监收藏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金匮之命”。
杜太后这个遗嘱很怪，违反了皇位继承龙脉顺延、传嫡不传庶的祖制。
这件事载于正史，当时在场的只有杜太后、赵匡胤两个当事人，赵普是作为见证人的身份出现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管档案的太监，是他将封好的遗嘱收藏进金匮之中的。他只能算是一个局外人。
正是因为这个“金匮之命”，使此后赵宋王朝的皇位继承出现了很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使后人由此而产生无穷的遐想。甚至还有人怀疑，“金匮之命”是否真有其事。
原来，杜太后生有五个儿子，长子名叫匡济、次子名叫匡胤、三子名叫匡义、四子名叫匡美、五子名叫匡赞。长子匡济、五子匡赞未成年便已夭折。活着的只有匡胤、匡义、匡美三人。
赵匡胤做了皇帝后，为避讳，匡义改名光义，匡美改名光美。所以，太后遗嘱中，称光义、光美。德昭是赵匡胤的儿子，是元配贺氏所生。金匮立誓后不过两天，太后便在慈德宫安然而逝。葬礼自然是一番热闹，不必细述。
赵匡胤用了赵普之计，顺利地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财权，为建立新的军事制度扫平了道路。不久，赵匡胤命皇弟赵光义为开封府尹、赵光美为开元府尹。
老将们都被免职了，边境的安全还得考虑，赵匡胤起用一批将领去镇守边关，于是命令赵赞屯兵延州；姚内斌守卫庆州；董遵诲屯兵环州；王彦升守卫原州；冯继业镇压守灵武，以防御西夏；李汉超屯兵关南；马仁瑀守卫瀛洲；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守卫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抗拒北狄；再令郭进镇控制西山；武守琪戍屯晋州；李谦溥扼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以御太原之敌。
赵匡胤这次派遣到各地的将领，名称都是“权知军”，即中央派到各地的军事长官，是朝官。权，有临时之意。虽然也管一方军务，对辖区内的军务有决定权，但不世袭，不固守。中央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罢免、调动，避免了过去节度使尾大不掉的痼弊。
同时，他还作了一条补充规定：就是这些权知军的家属不得随任，妻妾儿女统统留在京师，朝廷以非常优越的条件照顾他们。
各位权知军回京述职，赵匡胤都要赐宴招待，同时还会奖赏不菲的银两，使权知军们死心塌地地替朝廷卖命。家属、妻妾不许随任，颇有留在京中做人质的嫌疑。这就是赵匡胤的驭将之术。
在派出守边军事长官的同时，赵匡胤又下令，从地方军队中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
这样，军权完全集中到了中央，牢牢地控制在赵匡胤手中。忽然有一天，有几个人从关南来京告御状。声称关南守将李汉超强抢民女，借贷不还。
赵匡胤在偏殿召见了这几个告状的人，于是有了下面一番对话。赵匡胤轻言细语地问：“你的女儿是什么人？”告状者说：“是个农民！”赵匡胤问道：“李汉超没有到关南的时候，辽兵是不是经常前来骚扰？”告状者说：“年年来犯，苦不堪言。”“现在呢？”赵匡胤再问道。告状者说：“现在好了，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
赵匡胤怫然说道：“李汉超是朕器重的臣子，你的女儿嫁给他为妾，比嫁给一般小户人家不知要荣耀多少倍。再说，如果关南没有李汉超，你的女儿、家产都没有安全。区区小事，却要到京师来告御状，真的是太不知轻重了。下次如果再来告这种刁状，朕绝不轻饶。”赵匡胤喝令侍卫将告状之人赶出京城。告状之人一路哭着回去了。
事后，赵匡胤派密使到关南去，叫李汉超赶快将抢来的民女还给人家，借贷的钱也要尽快归还，做好了，朕可以从宽处理。如果钱不够用，可以向皇上说，何必要向百姓借钱呢！借了又不还，影响多不好呀！李汉超跪听密使的传话后，感激流涕，立即将抢来的女人送走，将借的钱还给了别人。从此以后，李汉超勤政治军，将地方治理得平平安安，深得百姓拥戴。
环州守将董遵诲，是高怀德的外甥，也是赵匡胤少时相识之人。他的父亲叫宗本，当年曾任随州刺史。赵匡胤小时候做客汉东，曾在随州宗本署所小住了几天。宗本很器重赵匡胤，而董遵诲却看不起赵匡胤，常借故欺侮赵匡胤。
有一次，董遵诲问赵匡胤：“我经常看见随州城上空紫云如盖，还遇到过一条黑蛇长有百丈，忽然化为一条巨龙腾空而去。这是什么征兆？”赵匡胤笑而不答。
数日后，两人又在一起讨论军事问题，董遵诲说不过赵匡胤，不由恼羞成怒，起身要与赵匡胤打架。赵匡胤避开了，并马上向遵诲的父亲辞行走了。
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董遵诲任骁武指挥使，一次在偏殿朝见皇上，董遵诲见是赵匡胤，吓得要死，跪在地下请罪，不敢起来。
赵匡胤命左右将他扶起来，笑着问道：“你还记得紫云如盖、黑蛇化龙的事情吗？”董遵诲再拜说：“臣愚昧，不识真主，今蒙陛下赦罪，定当做牛做马，衔环以报。”时隔不久，有士兵击鼓鸣冤，控告董遵诲有违法的事情数十件。董遵诲惶惶不可终日，在家待罪。
赵匡胤召见了董遵诲，对他说：“朕对你已经赦过赏功，怎么忍心再追究你的旧恶呢？你不要怕，但以后必须改过自新，朕还是会破格重用你的。”董遵诲痛哭流涕，再拜磕头谢恩。董遵诲的父亲宗本，过去曾是辽将赵延寿的部下。赵延寿战败以后，宗本带着儿子南归，妻子却陷在幽州。
赵匡胤派人到幽州，将遵诲的生母赎了回来，送与遵诲。董遵诲对赵匡胤更是感恩戴德，发誓要誓死效忠赵宋。赵匡胤授董遵诲通远军使，镇守环州。董遵诲到任以后，召集当地的酋长一起开会，宣扬朝廷的恩德。众人都愿意效忠赵宋，使环州边境安宁、人民安居乐业。
赵匡胤顺利地解决了军队问题，又派遣文臣任各州的行政长官，官名叫知州事。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州、郡官尾大不掉的弊端，又在州、郡设通判一职，作为副职，与权知军、知州事共同处理政事。
通判的职责，史书记载：“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通判还有一个职责：“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即有监督任务。通判级别多数为从八品，与权知军、知州事的二三品相差悬殊。如此设置，恐怕有大小相制之意。
这样看来，通判一职，既司州郡官的副职，而又起了汉代的监御史（监郡）和督邮（监县）的双重监察作用。
有此一职，中央与州、县的关系更为密切，朝廷指挥起来，就能够得心应手、应付自如了。与此同时，赵匡胤还在各州设置转运使一职。这是从汉朝起设置的官吏，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的军用、民用物资的转运工作。
设置转运使的目的，就是控制全国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赵普提出的控制财政（制其钱谷）这一招，转运使专管各路财物，将各路所属州、县的财政收入，除留下少量应付地方日常开支外，其余全部解缴京城汴梁，入中央财政。
在此之前，各藩镇常以各种借口截留地方赋税收入，中央也没有好的办法加以控制，故此在宋朝初期，出现了地方财政肥得冒油、中央财政穷得叮当响的局面。
将地方赋税收入一律收归中央，一下子就断了藩镇的财路，这一招是釜底抽薪。没有经济基础，外藩想要闹事，恐怕就难了。通过这些措施，赵匡胤建立了赵宋王朝新秩序，政局也逐渐稳定下来。
首先削弱武将的势力，与刘邦和朱元璋不同，赵匡胤想出的是“杯酒释兵权”的绝招，没有费一兵一卒就将兵权夺回，被誉为是千古绝唱，很好的解决了帝王与开国重臣之间的矛盾。
其次调整军事体制。赵匡胤将军权由三个机构分任，即三衙，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别掌管禁军、马军、步军，三个机构平列，共同领导军队，却无调兵权。另外成立枢密院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掌军权及军令。这样，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两者互相配合，互相牵制。而这两者都由皇帝直接管辖，直接保证了皇帝拥有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同时削弱了宰相的军权，且在枢密院内除了设置枢密使管理之外，还设置枢密副使，其后继续设签署枢密院事为次副长官，设同签署枢密院事为末副长官。这样的组织结构不仅重叠冗繁，而且大大降低了军事效率。赵匡胤对禁军的驻扎和编排也颇费心思，在募兵时他命令将“亢健者”拣入禁兵，“短弱者”即入厢兵（地方军队），使得地方部队战斗力极弱，他又把禁军一半屯驻边境，一半拱卫京师。
除此之外，军队还实行更戍法，让统兵将帅定期调动更换防区，以避免部队领导者培植自己的势力以造成军事割据的局面。
除了针对于军事方面的制度改变之外，赵匡胤深知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台。他要求大力发展科举，消除前朝科举弊端，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级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忠君爱国之士。
宋一朝统治者对文人极其尊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俸禄也非常丰厚。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励下，宋朝开始盛行读书风气，宋代儿童启蒙教育念的《神童诗》开篇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真宗也在《劝学诗》里写"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风气。
赵匡胤虽然没有明确的“重文轻武”之类的言语，但是他做出的文武方面改革，明显是有崇文抑武的倾向，往往以文臣控制军队，文官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主持军务，地位和待遇高于武将。轻武变革，虽然有效地防止了武将拥兵自重，但也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武官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军队的战斗力被严重削弱。
因此，虽然宋朝是唯一一个不因内乱而灭亡的朝代，但是整个宋朝在对外的辽、西夏、金的战争中不堪一击，兵败如山倒，只能屈辱忍让、割地纳贡。即使面对国难，皇帝对武将的猜忌始终如一，“守内虚外”使得统治者首先盯得是内部存在的威胁，如名将狄青、岳飞等都是在此等情况下一步步走向死亡，而北宋的“靖康之耻”，南宋的十万人崖山投海都归于这一政策导致的军力羸弱的后果。
赵匡胤能够成功地推翻后周建立北宋，除自身具备远见卓识的水平外，还有其结盟义社十兄弟的汗马功劳。但建国后这些拥有重兵和煊赫权势的兄弟又成了他潜在的威胁。
为了解决五代时期“立国废国均由武将”的问题，世间流传的是他请兄弟伙们喝台酒，大家就把兵权交出来了。作为故事可以这么海聊，而实际上赵匡胤是殚精竭虑下了一番功夫的。
（一）改变君弱臣强之计
在平定了李筠和李重进两起反叛后，赵匡胤越来越感受到君弱臣强的危害性，朝廷如何做到长治久安呢？他问计于宰相赵普。赵普说，办法就这么三条：削夺藩镇的权力、把全国的粮食管起来，军队由朝廷直接掌控。
兄弟伙们对交出权力有啥想法？能和平交权吗？赵匡胤心里没数，打主意先探探底。建国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961年的一天，赵匡胤邀约义社的兄弟，不带随从，骑上马，带着弓、剑到开封城西门外，打一阵猎后喝酒闲聊。喝得聊得正酣时，赵匡胤突然说道：这里没有外人，哪位兄弟想当官家（皇帝）？这时把我干掉就行了。他这句话把大家都吓着了， 一齐跪下地求饶。
赵匡胤追问道：看来你们是真心要我当皇帝？大家赶紧齐呼万岁，他乘势一锤定音立规矩：既然大家真心拥护我，那就要听我的话，不得无理犯上。通过这次“兄弟伙”聚会，赵匡胤感觉自己在禁军中威望未减，大哥大的地位没变。
赵匡胤虽然心中了然有数，但真正要对多年的兄弟伙下手，颇重情义的他还是有些犹豫不决。赵普说：他们都不如你，没有君临天下的才能，我也相信他们对你的忠心，但他们能过部下们的“拥戴”关吗？通过“拥戴”上位的赵匡胤心知肚明，自己能通过兄弟伙“拥戴”上位，在某种形势下兄弟伙也要听从他手下那班兄弟伙的意见哦。因此杜绝节镇、禁军“拥戴”闹剧重演，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
历史上流传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分散禁军统帅的权力
赵匡胤做通了兄弟伙们的工作，这些人就像事先约定好的那样，陆陆续续都称有病请辞兵权，赵匡胤安排专门制订文书的官员——知制诰，拟好一道道任免诏令。
其高明之处在于，在解除禁军主要将领军职的同时，趁热打铁，撤消了一些重要职务，如在任命慕容延钊为驻外节度使时，就撤消都点检一职；任命高怀德为驻外节度使时，就撤消副都点检一职，彻底割断他们和禁军的联系。
禁军首领改由较低级别的武将担任。军事上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带兵权由禁军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军都指挥使分别拥有，发兵权归枢密院掌管，后勤供应归朝廷的最高财政机构——三司。
三足鼎立，互相牵制，实际上军权都集中到了皇帝手中。
从此以后，彻底根除了禁军飞扬跋扈的风气，不仅认真听从皇帝指挥，见了宰相也要规规矩矩问候。但赵匡胤还不满足，通过收精兵于上，加强禁军力量的办法，削弱地方藩镇的军事实力。禁军是宋代的正规军，厢军、乡兵是地方部队。
朝廷常下令将地方部队中的精兵强将充实禁军。兵力弱素质差的地方部队完全没能力和禁军抗衡。除了采取上述“强干弱枝”的办法外，经常变动禁军各部队的驻防地，使禁军难和地方产生密切关系。禁军各级将领也经常调换，使“士兵不熟悉领军的统帅，统帅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
赵匡胤在军事制度上的各项改革措施，消除了发生兵变的可能，但相互牵制的指挥系统，无限制的募兵，使宋王朝以后守内虚外。
（三）经政方面加强皇权
五代时期“君弱臣强”的表现形式是：拥有重兵的的藩镇，往往兼管几个州，把地方的政权、财权和军权都掌握了。藩镇控制了国税（征收的农村夏秋两税）的主要来源，还通过收取过境商税增加自己的收入，壮大经济实力。赵匡胤把改革军事机构的原则和经验，运用到改革政治经济制度上来。从建隆二年（961年）开始实施。
一是由朝廷直接委派官员到地方去负责地方税收，路设转运使，州县设通判，酒坊、盐场等国家专利单位增设场务监官。藩镇的官吏不得插手，
二是明确规定地方财政收入除本地行政开支经费所需之外，全部交纳给朝廷，州县不得占用。
三是限制地方官员私自经商牟利。违者从重处罚。
为了加强皇权，赵匡胤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僚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降低宰相威望并分散其权力。如以前宰相是坐着和皇帝一起议事，现在改成站着。增设副宰相，既协助宰相处理政务，又可以防止宰相专权。以前宰相好比现在一个国家的总理（首相），全面负责内阁的各项工作，权力是很大的。赵匡胤设枢密院掌握发兵权、“三司”主持财政，直接听从皇帝的旨意，分散宰相的权力。
其次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任命，采取“差遣”的办法，由皇帝或其指定机关临时安排，有严格的任期，期满回京报到等待另行安排。由于每次任期时间不长，做官者难安其位，缺乏长远的打算，防止了官员所到之处发展私人势力的问题。
此外，地方的各级官员，统统由文官担任，不许武将插手。
北宋王朝刚建立时，在其南方、北方存在着多个割据政权，其中辽国比北宋早建国四十余年，且经济和军事实力占据优势，要说由其统一华夏的可能性还要大一些，赵匡胤成功地防止了北宋没有继五代之后又成为一个短命王朝的命运，并最终由北宋来进行统一，这和赵匡胤实行的军事、经济、政治改革分不开。
但赵匡胤“重文轻武”，将封建皇权绝对化的做法，也给北宋留下了积贫积弱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