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母语---诗人悲壮的命运

（此文系应某语言学杂志约稿，公众号先发为快）

所有的诗人本质上都是母语的书写者。我所说的“母语”有特指的含义，我更倾向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定义：“母语是指一个人自幼习得的语言，通常是其思维与交流的自然工具”。母语，在诗人童年和青少年成长期事实上已深入骨髓，带着诗人成长所在的家庭、地域的特性。但当他们步入学堂们，接受规范的普通话标准音（旧时代称之为“官话）的教育，他与生俱来的母语事实上已开始被“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中已不存在纯正意义的“母语”写作者，尤其诗歌写作中。

多年前我翻阅新月派诗人的作品，只有极少数，比如沈从文的作品中残留了浓郁的湘西乡音，其余大多数出自江浙的诗人的作品，几乎都充满南方官话统一的韵律。事实上，徐志摩等人曾经试验过用真正的家乡土语（这个比当时流行的官话更接近他们的母语）进行诗歌创作，但由于受众的区域隔阂，无法形成有效传播，诗人的创作又不得不妥协地回到“官话”中去。

可以说，有新诗以来，几乎所有诗人的创作都徘徊在“母语”与“官话”、普通话之间，试图在其间找到最佳的平衡。但无论如何，他们语言的内在韵律、节奏，甚至修饰的方式，都无不显露其“母语”的基因特征。这在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即使同样用汉语写作，出自游牧民族的诗人呈现的诗行更富有音乐性。活跃于当代的少数民族诗人，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撒拉族诗人阿尔丁夫.翼人、蒙古族诗人舒洁等人的作品无不验证了这一点。我的认知里，正是每个诗人的“母语”基因建构了各自的独特的语言辨识系统。

当然，形成诗人独特语言辨识系统的，不仅仅是“母语”，人生阅历、后天语文的学习（包含阅读的深度和广度）、性格因素、成年期的语言环境等等，同样会影响诗人的语言风格。但毋庸讳言，“母语”的影响是潜在的、绵长的、决定性的。

流行的诗歌（文学）起源说，不外乎劳动、神示、巫术、游戏等几种，无论哪一种起源，我们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诗歌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承载方式在于它能跨越千古流传、能突破地域限制传播，而“母语”狭隘的地域障碍与诗歌的传播诉求却构成一组矛天然的矛盾。如何在扩大传播范围的同时保持诗人的“母语”血统，其实是所有诗歌写作者共同面临的难题。换一种说法，诗人终其一身都在扩张其“母语”的传播广度，这其实正是诗人的语言使命。

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人以及其后的新生代诗人中，不乏被称之为“翻译体”写作的群体。无论是语言的内在韵律、节奏，还是用词，意象都很难发现他们“母语”的基因，反而在欧美诗歌、俄罗斯诗歌、拉美诗歌等等的翻译文本中找到似曾相识的痕迹。毋庸置疑，中国新诗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充满舶来品的气质，但是百年的发展后，依然有一大波人还没回归到母语的体系中来，其实他们已让“诗歌”误入歧途。尖刻的批评家把这类文字称之为“伪诗歌”。这类写作者，他们的语言风格的同质化严重，追溯其因，不过源于阅读范围的重叠。可以说，这些褪去母语底色的翻译体，还处在模仿阶段，与诗歌自由、创造的本质背道而驰。

城市化进程提速，炊烟袅袅的村庄正在消逝；一代又一代人的普通话推广，新兴的人类族群彼此已越来越习惯使用标准音。我看未来世界，不是诗意的消失，而是乡音的沦陷。我们之后的一代人，“母语”的外延和内涵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未来的“母语”也许仅仅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标准普通话。互联网的发展，新的跨越国界空间的语言也将被催生。诗人这个角色，也许将被赋予历史的悲壮色彩，由“母语”的拓疆者转换为“母语”的最后的守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