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究竟在争什么?各家思想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百家争鸣,这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思想激荡,在历史书中,也只是两页带过。
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百家争的是什么?
诸子的思想,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历史的狡黠之处在于,它总会诱惑我们用刻舟求剑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变迁,具体地说来,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人的历史。
以现在的眼光看,百家争鸣是中华文明的思想奠基期,是轴心时代东方思想家的盛宴。然而,这是马后炮般的定论,当时的诸子们,可不是单纯为了把思想留给后世才发声的。
百家的本心已被点出:政治哲学的出现是有社会背景的,政治哲学是用来塑造社会意义的。
百家争鸣的本质是治国思想的探索与竞争,是一场颅内的文化战争。
诸子的目标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建立一个理想国。想想看,孔子周游列国,是环中国游的潇洒自在吗?不,他是“累累若丧家之犬”!老人家这么辛苦为的啥?还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被国君采纳嘛。
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历史的另一个狡黠之处在于:胜利后的统治思想,总会对历史重新叙述。
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认知误区,总以为中国天然是保守的、是尊崇道德的、是克己复礼的,事实并非如此。
商朝的统治方式是政教合一,君主也是祭司,商人信奉一种原始的巫教。这种原始宗教的细节已难循迹,我们可以从后来的楚国士人著作中看到一些遗留,比如屈原在诗中经常提及的山鬼、女神、香草、美人都源自这种信仰。
而周朝建立之后,扬弃了商朝宗教气息浓厚的治国方式,而将治国思想定为“礼”。
这个礼,和我们现在熟悉的礼仪、礼貌不同,周公制定的礼,是一种思想体系。礼是社会秩序,也是信仰仪式,换言之,礼具备了神的功能,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宗教”。
这里要提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细节:鼎,这种器具,实际上是祖先煲汤的大锅,在商朝时是作为祭器,而在周朝时变成了礼器。
百家争的是什么?
尽管孔子推崇周公,也强调治国以“礼”,但周公的礼,和后来儒家的礼,在思想密度上还是不同的。
比如,在诗经中,我们经常看到女人对男人露骨的表白,比如“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再比如孔子本人,就是父母野合生下来的。一句话,那时候的中国,比现在还开放。
但西周灭亡后,中国进入了战事频仍的乱世,士人们开始对“礼”这一治国思想,发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礼,不足以治国,甚至于是礼,引起了数百年的乱世纷争。
如何让国家长治久安、避免战乱,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初心。换言之,他们提出思想,是带有鲜明的现实关照的,而不是探究生死的纯粹哲学。
许多影视剧,总是把孔子的脑仁,放到21世纪,将孔子塑造成为远离尘世纷扰、一心做学问的出世的哲学家,一开口就是:“我要成为万世师表”。
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脱离孔子所处时代的意淫。
百家争鸣的诸子首先是士,然后是子。
翻译成现在的话,首先是有强烈现实利益考虑的贵族,然后才是研究思想学问的学者。
其实,中国的原生哲学基本都是入世的,少有像佛教这样出世的思想。这与中国实干、务实的文化基因不无关系。
百家争鸣,就是一次治国思想的大竞争,是一场文化领域的大混战,一次没有鲜血的文化战争。诸子们卯足劲,追求的不是哲学的终极问题,而是自己治国思想的胜出。
百家思想的本质区别在哪儿?
国家治理的对象是人,百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人,直观地说,如何规范人、如何管理人,我们再往深层了说:人性的量化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者,度量人的核心标的。这种社会关系直观地说,便是阶级关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法家以法量人,人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总和。国家的根本是法律,没有任何人,能逾越法律,哪怕是秦王犯罪,也要用刑。权力也在法律之下,法律即抵人心。评价人是用守法与否,来做核心的标准。
儒家以道德量人,人是一切道德关系的总和。国家的根本是仁义道德,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道德必然吃人,因为评价人是用善恶为标准,道德就是把人性关进笼子里。
道家呢,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国家,如何视人。简单说,人是一切自然属性的总和。道德经说,民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自然性,或者可以称之为原始性。换句话说,原始规范,取代了人造规范。魏晋风骨的反社会性,其实也是从道家的根子来的。
思想是如何治国的呢?
简单来说,制度建立了秩序,但这种秩序的维护,是靠权力。权力从哪儿来?人心。秩序-权力-人心,这就是国家的本质结构。
但是,权利是最脆弱的,权利的易手,总会引起国家的混乱。于是,先秦的思想家们,决定把权力拿掉,直接从秩序,到人心。
怎么从秩序到人心呢?这便需要这些直抵人心的思想。
我们现在评价人,首先是道德评价,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包括守法与否的评价、契约精神的评价,都是排在道德评价之后的,甚至会被囊括进道德体系。
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也犀利地指出:明朝时,所有问题,都变成了道德问题,连官员处罚也是因道德不检。
这便是因为,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早已塑造了我们的内心,换句话说,秩序通过思想,已然直抵人心。
不过,儒家思想,是一举就取得了最终胜利吗?并不是。
秦始皇治国,是以法家思想,汉文帝、汉景帝是以道家思想治国,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初步统治了中国,这中间还有曹魏的法家思想复辟、晋朝的道家思想复辟。
可为什么,在我们的感觉中,儒家一直是中华文化的内核呢?这源自于体系化的历史观——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是按照儒家史观,书写中国历史,儒家眼光也就这样,潜入了文化底层。
如果读法家李斯、兵家尉缭的著作,却会看到另一种历史评价体系。
当我们卸去儒家思想的眼光,抛下儒家的评价标的,就会看到百家争鸣的斗争性和残酷性——这是一场文化战争,一场成王败寇的思想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