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995. 'Feminism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2): 131-148.
关于作者：
本文是1995年Julie A. Nelson创作的一篇具有简介性和开创性的期刊论文；其中的许多论点可以在她同年出版的《Feminism, Objectivity and Economics》一书中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扩展。作者论述道，虽然许多人认为经济学科是中立、公正、纯粹理性的，但其中却包含了男权社会的价值和偏见。在本文中，她分析了经济学模型、主题、方法论和教学方法四个方面中的男性偏见；本次的推送是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
作者不断强调的是，她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创立一种和「男性经济学」对立的女性经济学。相反，这种对于男性偏见的考察和纠正能够使得现有的经济学得到改进，并且使得更多从业者意识到一些之前被边缘化的议题的重要性。因此，作者认为，来自女性主义的批评不是毁坏性的，而恰恰正是建设性的。
1993年6月30日《高等教育纪事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说，「自从20年前女权主义思想开始重新定义其他学科的辩论，它的思想似乎突然来到了经济学领域。」在这辆火车到达时，可能因为有些迟，许多经济学家碰巧不在车站。很多人可能只听说过一些关于这辆即将进站的车的流言，却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理论，或者它会怎样改进这门专业。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来使读者获得一些熟悉度。不少人把女权主义与政治运动挂钩，这当然没错。尽管现在女权主义有很多形式，但它们共同的关注点都是如何弥补历史上对女性的不利条件。这种关注在经济学学科内表现出的方式是努力鼓励在该专业内提高妇女地位(例如设立经济专业中的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及有时通过运用经济分析来达到女权主义的目的。然而，许多经济学家不太熟悉关于性别歧视和科学的女权主义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女权主义学者记录了为什么关于性别的理念 —— 即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特征和他们分别代表的社会角色的理念 —— 在知识和社会层面都很重要，而最近的女性主义理论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对基本假设和价值的质疑，而它们是当前的经济实践的基础。
图源：euronews.com
女权主义理论提出了关于当前的经济实践是否妥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诞生，不是因为经济学太客观，而是因为它不够客观。迄今为止，在其主题、模式、方法和教育学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主观和片面的—特别是男性的—观点，并像在其他科学学科中一样，这些观点被认为是没有价值判断且公正的。传统上，男性活动作为主题占据了舞台中心。而经济学模型和方法论反映了一种历史上和心理上的男性模式：重视自主和超然，而不是依赖和联系。这里提供的另一种选择并不是用女性偏见取代男性偏见的「女性化」经济学，也不是意在与男性或关于男性的经济学做得不同的，关于女性的「女性经济学」。本文描述的是对整个经济学的改进——不论其推动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有人相信经济学的现有定义和方法来自人类社会之外 —— 比如是神的旨意，又或者通过弗里德曼式的直升机抛落 —— 那么，「现有标准可能带有性别偏见」的想法或许是荒谬的。但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实践是人类的实践，在人类社会中提炼和发展，就必须承认经济文化有可能会被人类的局限性、利益和感知偏见影响。女权主义的经济学分析讨论的前提即是经济学和任何科学一样，都是社会建构。当然，社会建构主义不应被误认为是一种「一切皆有可能」，否认真理或可靠性的观点。它只是承认这些学科标准是由一个特定的学科社群内部所决定的，而不是来自外部。那么，性别可能怎样影响经济学？虽然女性在历史上一直被排除在经济界之外，但在观察、评价这种显然是性别偏见扎根的机制时依然需要谨慎。在具体展开前，我们需要对性别这一概念进行一些基本的阐释。女权主义学者做出了微妙但重要的sex (生理性别) 与gender (社会性别) 的区别。Sex (生理性别)就像这个术语通常使用的那样在女权主义学术中，指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另一方面，gender (社会性别)指的是关于男女差异的联想，刻板印象，以及文化构建在实际或感知基础上的社会模式。例如，女性的平均脑重量低于男性，这是一种生物学特征。19世纪对这种特征的解释是，女性因此不那么理性，这是一种社会理念，也就是性别构建（Bleier, 1986）。大多数女权主义学者认为，科学中的男性偏见主要社会性别的问题，而不是生理性别。女性更多地进入科学领域时对学科的转型做出了贡献，但这不完全是因为生而为女为这一领域「带来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而是揭示了科学的社会结构层次上的性别偏见，从而使得其他层次上的性别偏见也更加明显。「当代经济学是男性化的」是在说它反映了社会对男性气质的理念，而不是说它的传统实践者几乎都是男的（Keller, 1986）。女性主义者认为一个不那么男性化的经济学世界会更完善，意思是说关于经济学的社会理念必须改变、经济学需要多样化的实践者来丰富，而不是说经济学必须由太监或中性人来实践。对关于性别和科学的现代西方社会理念之间联系的分析，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女权主义学者开创性工作的成果 (Bordo, 1987; Harding, 1986; Keller, 1985;Merchant, 1980)。客观性、分离性、逻辑一致性、个人成就、数学、抽象、缺乏情感，以及科学本身，长期以来在文化上一直与严谨、坚硬和阳刚之气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主观性、联系、「直觉」理解，合作、定性分析、具体性、情感、自然通常与软弱、温柔和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时会明确出现在在早期科学家用来定义他们的事业的语言中。英国皇家学会的早期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说，该学会的目的是「培养一种男性哲学……这样人类的心灵就会被崇高的真理所升华」（Keller, 1985, p. 52）。
图源： delfi.it
对于关注经济实践质量的学者来说，承认经济学最受重视的特征具有特别男性化的性别联系之后，还需要权衡关于这一问题的应对。一种回应可能是支持这种性别化的关联并继续因循守旧。如果经济学就是男性的，那就这样呗。我们通常看待性别的方式告诉我们，除了男性化的经济学，唯一的选择就是阉割、无能的经济学。另一种回应可能是扭转局面，用柔软、主观、被动、以及看似女性中心的经济学取代强硬、客观、主动、男性中心的经济学。例如，人们可能会专注于合作，而不是竞争，并避开所有的定量方法，而倾向于定性方法。虽然这可能会吸引那些认为现代经济学应该为世界上所有的弊病负责的人，但这种回应只是用一种偏见换取了另一种偏见。第三种回应 —— 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 —— 是「解构」现代经济学定义所依赖的二元论。在解构主义理论中，所有的人类项目都是可以应用文学批评技术的文本或话语。在这种观点中，科学/非科学和男性/女性的区别都没有反映任何非语言的潜在现实。然而，这种方法对于如何判断科学实践的质量几乎没有指导意义。本文采用第四种方法。它不需要赞同男性/女性二元论的任何一方，也不需要放弃评价。这种做法的关键在于把我们对价值的判断- -即经济实践中什么是值得赞扬的，什么是不值得赞扬的- -从我们对性别的看法中分离出来。男性经济学是「好」经济学的概念依赖于男性-优越、女性-次等的文化联系，或者换句话说，是价值(优越/低等)和性别(男性/女性)二元论的心理联系。任何可能会质疑这种联系的不对称性的读者，也许会更倾向于从更良性的互补性的角度来考虑性别差异的读者，应该思考社会领域中一些更明显的不对称性的表现。显然，粗犷的「假小子」女孩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受到赞扬的；性情温和的男孩却被贴上了「娘炮」的标签。这种判断中隐含的女性气质与价值较低的性别歧视关联，不是个人理念问题，而是文化甚至认知习惯问题。对人类认知的研究表明，诸如优越 / 低下和男性 / 女性这样的二元论在构建我们的理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Lakoff and Johnson, 1980; Nelson, forthcoming, ch. 1)。然而，人类的认知并不局限于这种简单的双向联系。想想看如果我们把性别和价值看作是在一个正交的维度上，而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划分，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然后我们可以想到与男性气质相关的特质也有有害的一面，与女性气质相关的特质既也有有价值的一面(Nelson, 1992)。（略一个小节）将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应用于经济学表明，我们判断「好经济学」的标准是有偏见的，而使用不带偏见的评价标准将带来更充分的实践。考虑一下经济学四个不同方面中的偏见: 模型、方法论、主题和教学法。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可能熟悉有关经济学和教学主题的批评和新方向，但模型和方法论的更微妙领域将首先被讨论，因为其对经济实践有最广泛的影响。主流经济建模的核心是理性、自主、自利的主体的特征，在外部施加的约束下成功地做出优化选择。在采用人性这一概念时，经济学家采取了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建议(引用于1987年Benhabib的著作)，他写道:「让我们认为人类……就像现在从地里长出来似的，突然间，像蘑菇一样，完全成熟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经济人」是完全形成的，有充分发展的偏好，完全活跃并自我独立(England，1993)。就像《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一样，他没有童年，也没有老年，不依赖任何人，除了他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责任。环境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仅仅是一块由他理性发挥作用的被动材料。「经济人」在社会中互动却不受社会的影响: 他通过一个理想市场进行互动，在这个市场中，价格是唯一的，也是唯一必要的交流形式。
图源：theweekendern.news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相信人类只不过是「经济人」(尽管有少数真正的信仰者)，而是说这种人类行为的模型被认为是最有用、最客观的经济分析出发点。然而，考虑一下将「蘑菇人」作为人类重要方面的代表所隐含的性别偏见。人类并不是简单地从地里冒出来的。人类作为孩子由女人生养，抚育，照顾；在年老或生病时受到照顾，融入家庭和社区团体，永远依赖营养和一个家来维持生命。人类生活的这些方面，往往因为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无趣的，或仅仅是自然的，而被忽视。并非巧合的是，生活领域被认为是「妇女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小心，在分析生理性别(sex)和分析社会性别 (gender)之间做出区分。一些人可能从上述对比中得出的一种解释可能是，除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来描述男性自主自利的行为外，我们还需要「经济女性」(femina economica)来描述女性相关的、以他人为导向的行为。然而，这种支持男女分开领域研究的看法与女权主义分析截然相反。女权主义分析认为性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生物学决定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或许不能很好地描述女性，但也不能很好地描述男性。无论是自主的、理性的、超然的、男性化的投射，还是依赖的、情感的、联系的、女性化的投射，都同样是虚构的、扭曲的。男性传统的自主外表一直是由母亲和妻子的背景工作支撑的；如果认为妇女是被动的，就是完全无视了妇女的生活活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概念，它不会把性别和价值的判断混为一谈,也不会混淆sex与gender。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人类行为的概念，它可以包括自主和依赖、个性化和关系、理性和情感，因为它们在两性经济主体中都有体现。
Credit：GetMilked
女权主义者在寻找建立更令人满意的模型的方法时，不需要从零开始。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1988)提出的基于公平的效率工资理论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所熟悉的更丰富的人类行为模型的一个例子。在他们的模型中，行动者不是超理性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具有「诸如『关心公平』或嫉妒等情绪」的人类，并且非常关心他们的人际关系领域。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员工对公平的关注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绩效，这一观点实际上得到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公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社会交换理论实证研究的证实。这种模型表明，工资可能受到公平考虑的影响，而不是纯粹被市场力量的影响。同时，这种模型帮助解释了非市场清算工资的持久性和失业的存在。类似的分析表明，「公平」这一概念在产品市场的价格设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Kahneman, Knetsch, and Thaler, 1986)。李·莱文（Lee Levin）(1995)的投资理论也自由地借鉴了心理学和社会学来洞察经济现象。莱文认为，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概念可以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如习俗、谣言、社会比较、流行、认知失调和情绪传染理论来加以完善。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1994a)、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77)和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1988)都是经济学家，他们也探索过更丰富的人类经济行为模型，包括个人和集体。当然，在脱离简单的理性选择模型或借鉴其他学科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比如，推翻自主选择模型以纯粹的社会决定论模型告终并不会带来很大的改进。但是女权主义的分析表明，目前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和情感层面的忽视应该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限制，而不是表现了严谨性。
Janet Yellen, May 2015 / 图源： Paul Morigi - Brookings Institution
经济学模型的问题与如何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学科的问题是重叠的。阿克洛夫和耶伦(1988)的模型以实证支持的方式解释了一个特定的宏观经济现象，它似乎很明显可以成为一个经济模型。然而，有些人认为经济学是由「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模型定义的。对他们来说，像阿克洛夫和耶伦这样的模型不合格，太「软弱」或「太混乱」，或者可能是「太社会学」。例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76，第5页)认为，市场中的个人选择模型是经济学的显著特征。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1987，第108页)曾指出，理性选择建模的假设提供了「我们在经济学中唯一的『真相引擎』」。女权主义分析表明，贝克尔和卢卡斯的方法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要求高度的严谨，而是要求纵容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根据某一种（限制性的）模型而不是根据主题的对经济学的定义，是一种有效切断其他观点的修辞策略(Strassmann, 1993)。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在卢卡斯对这门学科的定义的保护下，许多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得到了发展和接受。但只有在将高价值和男性气质关联起来，并赋予这种联系以情感和认知权力的前提下，这一策略才能保持有效。女权主义分析认为，不应该只有一个经济模型，而应该有许多经济模型，取决于各种建模技术在各种应用中的有用性。许多模型仍然强调个人选择和有目的的行为，但它们并非全部。不该认为因为我们一直在训练这种建模方式，经济学家就应该继续专注于一个特定类型的模型。这如同在决定当前的利润最大化时考虑浸没成本——一个我们通常在本科大二时就试图揭穿的谬论。一个高效的企业肯定不会允许一个员工继续练习一种因为供过于求或市场变化而产生低回报的技能，仅仅是因为这种技能很难获得并需要花费时间。虽然女性主义经济学没有将女性主义政策结论强加于经济研究，但这种扩大的经济模型为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分析提供了新的机会。在一个理性自主的个人行为和完美透明的市场模型中，女性的低收入和被排除在某些职业之外只能通过诉诸于市场以外的资源来解释，比如女性的职业和教育决定或女性付出的努力(见Bergmann, 1986)。贝克认为，雇主歧视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持续下去，因为放纵个人歧视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偏好。因此，歧视者将在竞争中被做出利润最大化选择的公司击败。人们有时说，比较价值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认为主要由妇女从事的职业会系统性报酬过低」的想法违反了工资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论点。然而，这些立场的影响力并非基于实证支持: 它们对经济学家的吸引力只在于于它们与狭隘的选择理论模型一致。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模型中忽视了包括社会和情感在内的更广泛的因素，为潜在的歧视问题提供了空间。例如，如果雇主本身受到广泛和系统性的社会压力，那么不歧视可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偏好。当雇主在雇佣或补偿时违反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时，他们不仅会遭到其他员工的反抗，还会遭到同辈甚至朋友和家人的排斥(Strober和Arnold, 1987)。阿克洛夫和耶伦(1988)论述说，工资多少反映了对公平的判断，那么对男性和女性工作的相对价值的感知就会变得与工资水平相关。如果像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某些传统上与女性有关的特质和工作被系统性低估了，那么为这些技能支付更少的工资可能会被认为是公平的(England, 1992)。女权主义视角下的经济模型并没有预先规定每一个劳动力市场中都会存在不公正。然而，它确实要求我们不排除边际产品以外决定工资因素的其他可能性。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使用的模型中没有包含这些假设就排除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