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的一种学术时尚
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二年，毕沅任湖广总督，檄访三楚金石拓本，具体承担这项工作的是他的幕僚严观和马绍基。在探访考索三楚金石的过程中，严观作《湖北金石诗》一卷，以记录索访金石文物梗概，马绍基为每首诗写了案语。
《湖北金石诗》其中的部分内容可补正史之阙，如江陵出土的唐《金枝寺残碑》、襄阳的《李曾伯纪功铭》、应山的《二宋二连新祠记》等。咏鄂东碑刻题名者有二十首，则荡漾着性灵的激情。如《碧玉流》诗云：“峻岭黄梅发，风来扑面柔。游人春似海，一径绕山陬。不见慈云塔，空余碧玉流。诚悬遗妙迹，名高媲柳州。不将姓氏显，人自重银钩。我昔出花县，山水爱清幽。搨得琳琅字，珍同白璧求。举头见天外，云际一归舟。”黄梅县四祖山灵润桥下的小石矶上有摩崖正书“碧玉流”三大字，语出柳宗元《酬曹侍郎过象县见寄》所云“破额山前碧玉流”，字系唐柳公权所书。琳琅三字，银钩铁划，遒劲丰润，是柳体正书的代表。诗人搨拓之后，珍同白璧，看重的就是书法之中的风情与气度。
乾嘉时期，搜访、考证金石作为一种学术时尚，表现文人赏玩趣味、展示优雅文化体验、想象往昔历史时空的审美活动。文人士大夫爱好金石，在治学上意味着摒弃向壁逞臆、游谈无根，在人格上代表着良好的学术素养、传统而高雅的品位。
以诗歌的形式诠释金石文字，使枯寂的文物有了鲜活的灵魂。《马珦石门题名》咏的是今鄂州市西山的石门歌石刻，诗云：“良吏多幽思，诗题亦出群。登山寻古迹，选石意何殷。江上发清啸，崖前结翠云。至今樊口上，谁不爱清芬。我亦来访古，心事何纷纷。”石门歌石刻濒临大江，是武昌县令马珦与大诗人元结同游石门时留题，到严观探访时已字迹漫漶，五十字的石刻仅存二十八字。诗中所感叹的纷纷心事其实是对已逝去的黄金时代的一片乡愁。“良吏”指的是马珦。元结说马珦明信严断，惠政为理，故政不待时而成。《怡亭铭》瞩目于李阳冰篆书和李莒八分书：“妙笔传闻久，书成泣鬼神。只因精气感，故得世人珍。昔步寒溪上，登临乘早春。白梅初破萼，花气未全伸。瞥见怡亭下，摩崖有翠珉。剥苔曾细读，词致何彬彬。二体碑初见，千年水不沦。怒涛夏秋涨，呵护仗鲛人。”《怡亭铭》刻于今鄂州市小北门外的观音岩壁，岩临大江，是游览胜地。铭文在岩麓，夏秋水涨，则淹没在巨涛之中，颇难搨拓。铭文云：“怡亭，裴鶠卜而亭之，李阳冰名而篆之，裴虬羡而名之，曰：峥嵘怡亭，盘礴江汀。势压西塞，气涵东溟。风云自生，日月所经。众水成幄，群山作屏。愿余逃世，于此忘形。永泰元年乙巳岁夏五月十一日，陇西李莒铭。”欧阳修《集古录》及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都著录了这篇铭文。李阳冰在唐代以擅长篆书著称，有“笔虎”之誉。李莒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李华的弟弟，他的八分书有汉代隶书的遗风。裴鶠曾任容州长史。裴鶠的弟弟裴虬曾任谏议大夫，是杜甫的至交。
宋代贬谪文人的群体心态在鄂东地区有着丰富的表情。苏轼、李纲等人面对来自政治角斗场的高压，始终保持着心性的超然自得。《东坡画像石刻》刻画了苏轼的绝俗之姿：“入祠谒诗仙，坐见松风下。春风解迓人，画满蔷薇架。赤壁立千寻，江声和月泻。何因不跨鹤，逍遥赋羽化。岂是倦游仙，休息爱良夜。著屐俟何时，应有群仙迓。如意怀袖中，寻诗坐精舍。披图拜下风，仙笔迄公借。”石刻上画的苏东坡常服正坐，手执如意，绝代风华仿佛可见。左上有石壁，一枝古松盘曲向右。石壁间有“赤壁苏公像”五小字。由于诗中充分渲染了苏轼的仙风道骨，所以诗末作者披图下拜的姿态，不仅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反而见出后人景慕前贤的一片真性情。
苏轼等贬谪文人改变了鄂东的文化生态，鄂东的山水也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生命、畅志怡情的栖息之地。一二知交，三五友朋，乘舆泛舟，饮酒品茗，当年清旷之乐依稀可见于摩崖题名之中。《元丰三年四月正书苏东坡题名》显示了物我之间形神相亲的和谐状态：“溪寒水必深，风定树自稳。容与泛扁舟，坡仙寄兴远。前月偕子由，山称同北苑。憩于九曲亭，兴尽不思返。境不异桃源，只未逢刘阮。题名纪岁华，何人镌翠琬。前铭不可寻，赖有花同本。剥藓汲汲看，幸无一字损。”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到黄州。四月十三日，与江綖、杜沂同游鄂州西山时留下此摩崖题名。五月，苏轼又与苏辙同游西山寒溪寺。此诗中的苏轼形象全无身处逆境之态。《元丰三年十月沈逵正书题名》也展现了东坡风雅的生活范式及其放怀忧患之外的胸襟：“野梅遍春山，山下即樊口。沈逵每出游，苏公必偕走。或饮君子泉，或酌黄华酒。每爱到莲溪，花赏大如斗。”沈逵是沈括的侄儿，在鄂东时常与苏轼联辔偕游，把酒言欢。其题名也在鄂州西山石壁。
严观搜求金石文字，常常身体力行，在摩挲碑刻原石中把握古老文化的脉络。以上这些诗凸显了访古登临的即时性和现场感。但《湖北金石诗》所咏金石文字不尽得自实地摹拓，如李纲《宝陀岩题名》拓本就是马绍基在北京琉璃厂得到的。此题名是李纲为张浚所劾而落职闲居鄂州时所泐，字体刚劲丰润，不愧为贤者笔翰。严观《宝陀岩李伯纪建炎三年六月正书题名》一诗表现了李纲遭遇贬谪时的乐观平和心态：“千仞悬崖上，行间锦字生。摩挲因妙迹，往事偶公评。自公遭贬谪，来往鄂王城。父子相依乐，山川到处清。”“何曾因落职，壮志失和平。即此知公度，心如日月明。至今行道者，谁不识英名。”自古以来，咏史怀古常常唤起兴废之哀、盛衰之感，而《湖北金石诗》中的情思是相当积极明朗的，其中部分作品就像这首诗一样强调了前贤的德性因素以及意志对道义的坚守。
黄州赤壁有苏轼的四块石刻词碣，每石高四尺，宽二尺二寸，正书。严观《东坡词碣》曰：“新词初读罢，谁刊在黄州。字并钟遒古，心平似白鸥。何时酬壮志，风雨寄闲愁。案定乌台久，名同赤壁留。记曾客江上，来往系方舟。松挂南窗月，云从石上流。拟将携古墨，绕磴上矶头。拓得百千本，免人作札求。”此诗借自然的景致寄寓了对苏轼洒落胸怀的钦慕。松风入袖，明月入怀，山间流云的高韵更令人有出尘之想。
严观的思想是儒家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湖北金石诗》中的笔墨每涉及僧衲羽流、禅房道院，往往语含讥诮，而对儒林的卓荦之风、经济之怀常含高山仰止的敬意。其《刘公桥记》就表彰了宋代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慈善行为：“路盘山必高，春游防水溢。不见往来人，往往恐足失。昨年涉富川，扪碑见彩笔。上言建长桥，三岁功斯毕。捐金不计资，盛德何周密。公留捧日心，五百年如一。利涉免旁徨，今古成口实。清泉桥下生，冉冉云成矞。”刘公桥原名黄冈桥，因为“石摧柱腐，行人病涉”，刘子善独力兴修，于元至治二年春完工，当地人遂把黄冈桥改名为刘公桥。
花开两朵，同在一枝。《湖北金石诗》作为五言古体的组诗，孙星衍《湖北金石诗序》赞其“流连风景，抒写性灵，可谓得风人之旨者矣”，而马氏案语又可补组诗考古的不足。古诗的山水草木光华与碑刻的渊穆气息彼此映照，将唐宋元明的风雅精神嫁接到乾嘉朴学之中，展示了其时其地的独特学术生态和文学生态。（王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