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糁粥

冬天的晚上，无事可做，所以，我经常走家串户打发时间。

农村的人家晚上往往还有不少事需要处理，比如说，磨玉米糁、搓草绳、编草帘、结网等等。假如没有这些事，那么，他们会早早上床睡觉，省些灯油。我去得比较多的是紧挨着我知青小屋的冒松贵家，也不仅因为挨得近，还因为他们姐弟几个跟年龄与我相当接近；因为在马路边修自行车的冒松贵的父亲，会带来外面的一些信息。其次就是我知青小屋南边的金友圣家了。金友圣是生产队里公认的聪明人，做过生产队会计，但似乎因为经济问题而下了台——俗称“下台干部”。

假如天气太冷或者人家都已经关门落灯，那么，我也会早早上床：那一段时间，很少有书可读，除去一本《农村知识青年使用手册》之外，我手头没有第二本书。

这是一本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实用性书籍，书中固然有跟农业生产常识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播种的季节、农作物的生长期、治虫的方法，还有如何识别和利用中草药，甚至于还有各类应用文的写作。比如说，那时候非常时兴的小评论，如何结构之类，那上面也有介绍。并且有一篇例文到现在我的印象还非常深刻：《筷子头上有枪声》。其主要观点是：阶级敌人通过请客吃饭一类的方式腐蚀和拉拢年轻人，这等同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此，年轻人应该在这样的诱惑面前保持应有的警惕。这一新鲜而生动的文章标题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在30多年后曾经对其进行化用。我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筷子头上有道德》——是我读《明代笔记小说大观》后写下的一则随笔，大意是说，封建朝代，皇帝或者官宦之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普通百姓之人，却有可树皮草根。前者的不道德可想而知。此文发表在北京一家文革前刊发“三家村”的毒草文章的刊物《前线》上。只不过，40年后昔日“燕山夜话”的栏目名称被更改为“燕山新话”了。

我固然经常去生产队的人家串门，那些人家也有经常往我这知青小屋跑的。跑得最多的是冒松贵和他的弟弟冒松友。记得有的时候吃饭，冒松贵会端着饭碗过来。而冒松友那时还小，读小学1、2年级，挺可爱的。我因此给他画过一幅素描。同队的张来哥甚至还向我借宿过：有一天晚上，张来哥晃荡着高大的个子过来了，说是他姐姐回娘家，他晚上没地儿睡，看能不能在我这里睡一个晚上。他的身上散发出强烈的酸臭味，我有些不适应，可最终却没好意思开口拒绝他。他倒是一着床就睡着了，而我几乎一夜都没睡着。记得他还带了一只老窖饼给我，有些酸，又有些甜。

有大姐照应的那一阵，我没有为吃的事操过心，但我曾经对她竟然购买死猪肉的做法表示过强烈不满。从那块猪肉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只小猪，煮熟之后，散发出一股相当特别的气味。同生产队有人闻到这气味之后，说是这猪肉有股“高傲的气味”，这让我脸上很有些挂不住。

不过，随着我大姐返城——在1977年我哥哥插队之后，我们家就属于有三个知青的特殊家庭了；按照政策，这样的家庭可以照顾一人进城，因此，大姐结束了她4年多的知青生活。当我独自一人生活的时候，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心思就来了。1977年的年底，因为没钱、断粮，又不好意思向生产队借粮，所以，有一天我只喝了一碗玉米粥，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早饭、中饭两顿没吃，只喝了一点开水，直饿得头昏眼花，天昏地暗。那一刻，我恹恹地躺在床上，死的心都有了。我也想到了父母，想到了他们是不是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当然，他们直到现在也未必知道我曾经经历的那一段，因为我从没有告诉他们。

万幸的是，这天晚上，冒松贵家姐姐出嫁宴客，也请了我。我那时对于“人情”之类一窍不通——事实上就是通，我也身无分文，无法表情达意。在冒松贵姐姐的喜宴上，那肥得冒油的扣肉，非常香，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万幸的是，第二天生产队分粮了，一场危机因此得到缓解。

在我大姐返城之后，我也不是没有吃饱过肚子。同年下半年有一阵时兴“三年早知道”——也就是那些队长、会计队长们关起门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未来三年的生产情况进行预测，并煞有其事地将它通过宣传栏等形式公之于众。而我毛笔字不错，也学过一阵美术字，所以，出宣传栏之类，对我来说乃小菜一碟。因此，应一些生产队之邀，我给它们出过不少宣传栏。也因此逮着了“白吃”的机会：出报栏期间，队长和会计们会将我安排到社员家吃饭。那饭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鸡蛋、青菜、麻虾之类还是有的，大米饭还是有的。而这些，在当年就是山珍与海味。

在我为下面的这些生产队搞“三年早知道”的时候，我不由联想起秀水港北巷口，王三龙家门堂北侧的一幅壁画，那壁画画的是划着花生壳过长江——它应该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而我有一点十分清楚：大一些的花生是有的，但可以坐人的花生壳还没有；或者说，坐上花生壳过长江这样的想法，富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非常的夸张，但现实世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那个年代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千千万万当不得真的，而只能当它是“天花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