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解放战争中的王树声大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在际时，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管理新四军第5师活动范围内的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被任命为鄂豫皖中央局委员。9月，国共摩擦加剧，国民党军开始对豫西根据地发动重点围剿。王树声等人奉中央指示，率河南军区主力部队撤离豫西，南下桐柏，同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部及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会师，共同组建成立了中原军区。王树声担任了中原局委员，并任第1纵队司令员，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
在中原军区期间，王树声指挥部队多次与国民党军摩擦作战。由于国民党军调集14个师部队企图在桐柏山区夹击消灭中原军区部队，中央一面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一面指示中原军区部队可以一部分散转移，一部就地坚持。中原局经研究后，决定王树声、戴季英率第1纵队和第2纵队的359旅大部分干部向北向东转移，新四军第5师留在原地坚持。王树声等人提出北移路线不好，应该向东转移。同时又提出和平局面即将出现，不必急于转移，首先应南下大别山歼敌，同时做好东进皖东的准备。随后军区主力从桐柏山区东移，越过平汉路，于1946年1月初到达了大别山区的鄂豫边界，暂时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
这时，中央发来通报，说国共和谈取得了进展，即将签署停战协定。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中原局常委兼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原局常委兼军区副司令员王震和王树声等人经研究后，致电中央，决定中原军区部队全部留原地坚持。当时中原军区主力如继续东进很快就可到达苏皖解放区，华东局和华中分局也已指示地方政府做好了接应准备，要是这样就没有了后来的中原被围困境。但由于当时“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气氛确实浓厚，连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一时受到感染，更不要提下边的中高级指挥员了。中原军区主力继续留在中原，用刘少奇的话说，“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的地区及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你们有较大地区立足及生存。”
中原军区部队不走了，很快又被国民党军包围压缩在了大别山麓的光山、罗山、经扶、礼山四县交界地区，方圆不过百里，人口仅40余万，粮食、财政均非常困难。为了摆脱困境，原河南军区部队、新四军第5师、359旅部队均自谋生路，在当地征粮收税，造成了一定混乱。而中原局领导层意见也不统一，有立足于打的，有想谈判解决的，争论起来非常激烈。王震和王树声这两员二、四方面军的虎将，有一次甚至吵到要拔枪拍桌子。拖到1946年6月，国共谈判最后破裂，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起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围剿，中原军区首当其冲。王树声与李先念、郑位三、王震、戴季英等率中原军区部队实施了震动全国的“中原突围”行动。其中王树声、刘子久等率第1纵队2个旅组成的南路军9000余人冒雨向西南突围，边战边走，越过平汉路，抢渡襄河，历经坎坷，终于在7月下旬到达鄂西北武当山麓的房县地区站站住了脚。
这时中央指示王树声部不要北上陕甘宁或晋冀鲁豫解放区，而是坚持在鄂西北外线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面对鄂西北地域狭小，生存困难的恶劣局面，多数部队指战员都心存疑惑，提出应继续北上陕甘宁或晋冀鲁豫。在北路突围的王震率359旅也接到中央要求其在陕南就地游击的电报，但全旅人员都要求回解放区，王震就带着他们一气打回了陕甘宁，不也保存了建制力量，受到了中央的热烈欢迎吗？而王树声则坚决执行了中央指示，率部与罗厚福、文敏生率领的江汉军区部队会师。之后成立了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王树声担任了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书记、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部队共10个团1万余人。
其后王树声等人领导创建鄂西北根据地，一面与前来清剿的国民党军周旋，一面克服经济困难，艰难建立政权。然而由于鄂西北条件实在不好，建立的政权都是零碎和不稳定的。王树声后来承认：“这些形式只是在半空悬着，而没有在群众中生根；另一方面过分刺激了敌人，引起敌人更大的注意。”本来1纵和江汉军区部队合兵后，是有相当战斗力的。而国民党军前来清剿的部队一路多只有1个团，是可以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的。但因就粮不易，加上怕目标大吸引敌人，王树声采取了避战策略，将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行动。
这一决定被证明是个重大失误。部队分散后就打不了大仗，加上主观避战，导致大路被敌人主力封锁，走小路又遭到敌人尾追，一直摆脱不了困境。实际上尾追之敌多是营级左右的小股部队，只要敢于集中兵力战斗，完全可以将其各个击破打开局面。在分散行动的各团中，唯有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刘昌毅指挥的第7团看出了形势，坚持对小股追敌实施歼击，打了一些胜仗，缴获了部分粮食、弹药、被服、电台和地图，震摄了敌人，缓解了燃眉之急。然而这样长此下去，不能大量消灭敌人发展自己，也就始终不能在鄂西北站真正稳脚跟。
王树声在红军时期虽然是一员冲锋陷阵的勇将，但都是在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等人前后领导下进行作战，缺乏自己独挡一面指挥部队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与经验。值此解放战争之初沧海横流的历史时期，如果王树声坚决敢战，指挥得当，在鄂西北能够大量歼敌打开局面，就如同为大将的粟裕在苏中所为那样，那么中原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局面都可大为改观，王树声本人的历史地位也必将与后来不同。可惜的是，仅在鄂西北一地的转战中，王树声就显出了判断不准、犹疑不定、束手怯战的重大弱点。其与粟裕指挥苏中之战的巨大差距，亦是一勇之夫与一方统帅间的差距。不要说是比不上粟裕，就是同在红四方面军出来的徐海东、许世友、王建安、陈锡联、韩先楚、陶勇这些昔日下级，如果处在同样的环境下，那种绝地求生的反击能力也是远强于王树声的。解放战争，确实打出了一批将领，同时也淘汰了一批将领。
进入1946年冬季后，天寒地冻，敌人加强了封锁和清剿，鄂西北形势更加困难，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坚持到1947年2月，一些军分区已打光，连最能打的第7团也被打散，损失惨重。王树声又累又急，导致高血压病严重发作，继续履行指挥责任已很困难。为了应对困难局面，王树声带病主持召开会议，最后决定留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主力分路转移到外线作战；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身体不好的人化装转移至华北解放区。区党委和军区最高领导王树声转移到后方的建议，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在形势危急关头，王树声未能领导打开局面，却再一次脱离部队转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央对他的评价。
1947年2月13日，王树声在警卫人员护送下秘密向东转移。一路经北山、应山、武汉、上海，于6月乘船到达山东解放区境内的诸城。8月初，王树声奉命赴冶陶晋察鲁豫军区医院养病，并与妻子杨炬团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王树声病体已愈，奉中央命令再出中原，带领干部队随王宏坤、刘志坚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渡黄河南下进入大别山地区。之后在湖北麻城县福田河成立了鄂豫区党委、军区和行署，段君毅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区党委委员，郭天民任军区副司令员，刘子厚任行署主任，鄂豫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段君毅、王树声、郭天民、刘子厚等人一面分散部队，掩护土改，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一面指挥部队坚持内线战斗，配合刘邓大军主力粉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
至1948年2月下旬，刘邓大军主力已先后转出大别山到中原地区进行机动作战。在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领的野战军前指机关和主力北移前，邓小平找王树声、段君毅和刘子厚等人谈话，要求鄂豫军区部队独立坚持在大别山。有了前几次弃城折戟的教训，王树声这回是下了决心。他和段君毅等人整编地方武装，形成主力拳头，进入深山老林，避实击虚，昼夜与前来“扫荡”和“围剿”的国民党军周旋作战。王树声当时勉励部队说：“只要我们能在大别山坚持住，把敌人大量正规军牵制住，使我刘邓大军主力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将来全国胜利后，毛主席在功劳簿上也会给我们记上一份成绩！”
坚持到1948年夏季，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中原野战军发起襄樊战役，中原国民党军的部署完全被打乱，不得不从大别山抽调兵力北上支援。由此，鄂豫军区的敌情开始减轻。这时，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大别山根据地的急性土改也得到纠正，形势趋于稳定。王树声、郭天民等乘势集中主力部队，从山区转向平原作战，在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地区展开反攻。经过几个月作战，歼敌1000余人，并解放了当年鄂豫皖苏区的首府新县县城新集镇。
淮海战役打响后，王树声指挥鄂豫军区部队四面出击，先后解放商城、固始、金寨、黄安等大小县城，将分散的大别山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为配合中野、华野主力作战，王树声指挥军区主力部队集结于固始地区，以防被围的国民党军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突围南窜。最后，淮海战役取得全胜，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基本得到了解放。
1949年2月，为支援渡江作战，成立了鄂豫区支前司令部，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鄂豫军区部队也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进行了统一整编。此后，王树声主要致力于剿匪反霸和筹措后勤给养的领导工作。5月，湖北军区正式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宏坤任第一副司令员，王树声任第二副司令员。屈居于两位红四方面军时的下级之后，王树声并无什么特别的表示，毕竟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不久后又成立了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并成立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工作委员会，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和边工委书记，统一领导大别山地区剿匪工作。经过3个月剿匪作战，共剿灭土匪1.2万人，取得了很大成绩。其间王树声旧病复发，常常低烧不止。上级来电要求他去武汉休养，可王树声什么也没有说，仍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嘉。
就这样，王大将结束了自己的解放战争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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