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四小名旦之一：一代名伶毛世来（上）
毛世来1935年在上海
2016年1月9日，是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吉林省京剧院前院长毛世来先生诞辰95周年之日。每到这样的“节令”，对当年几乎就是国人文化生活全部的京剧，对那些惟妙惟肖的生旦净末丑，对那个年代戏院里金玉相击的紧锣密鼓，对氤氲于巷陌勾魂摄魄的皮黄之音，人们总觉得余音尚在、余温犹存，同时，对毛世来这一代艺术大师也更加怀念。
毛世来祖籍山东掖县，生于北平，名家宝，字绍萱，父母共育有四男三女七个孩子。其父毛德俊老先生虽有些文化，且写得一手好字，却始终无法改变贫寒的家境。当时，京剧正方兴未艾，通过学唱京剧使孩子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的事例已屡见不鲜。于是，老先生便陆续将长子毛庆来（家惠）、 次子家乐、三子毛盛荣（家燕）先后送进著名京剧武生俞振庭创办的“斌庆社”学艺，其想法与近年巴西穷苦百姓将孩子送去学足球，试图以此改变人生十分相似。
毛氏三兄弟入科后，很快就表现出对京剧极高的悟性和天赋。除二哥毛家乐不幸于12岁夭亡外，毛庆来和毛盛荣后来都成了我国京剧界名人。
摇篮、炼狱——“富连成”
毛世来自身的京剧生涯始于1928年，当年，他刚满7岁就经三哥介绍进入了“富连成”社。这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京剧科班，1904年由吉林富商牛子厚创办于北京，始称“喜连升”，后改为“喜连成”，其意似与牛子厚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为“喜贵”、“连贵”、“成贵”有关。1912年民清交替、市面不靖，加之牛子厚家务纷繁，无法兼顾，故将“喜连成”转让给沈玉亭、沈仁山，并由此改称“富连成”。
从1904年开科到1948年停办，“富（喜）连成”共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庆”8科近800名京剧艺人（“庆”字科学员因停办转出），其中包括侯喜瑞（净）、马连良（生）、谭富英（生）、裘盛戎（净）、袁世海（净）、谭元寿（生）、冀韵兰（旦）等开山立派的表演艺术家。就连梅兰芳、周信芳、林树森等名家，也都曾在这里带艺入科学习。
“富连成”为我国京剧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其获得了艺术家“摇篮”的美誉，然而睡在这张“摇篮”里的孩子 却从未享受过“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在梦中”那种安逸和幸福。对那些只有几岁、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一座炼狱。
“富连成”招收学生没有固定时间，随时介绍，随时入学，但入学之初，还不能算正式学生，而是要考察一段时间，看看嗓音、相貌、身材、资质等方面是不是有“戏料”。如经过考核，认为无可造之处，就通知介绍人领回去。如认为还能造就，就由社方与其家长订立契约，契约的具体内容是：
立关书人×××，今将×××，年××岁，志愿投于×××名下为徒，习学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收入。在科期间，一切食宿衣履均由科班负担。无故禁止回家，不准中途退学，否则由中保人承管。倘有天灾疾病，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立关书人×××画押
中保人×××画押
年 月 日吉利
契约签订后，孩子才正式取得“富连成”社学生的资格，也就开始了所有学生多年后都觉得不堪回首的生活。
毛世来在回忆他坐科的日子时写道：“入了科第一项是练基本功，早晨七点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都是练功时间。每天都由武功教师郝喜伦、徐天元、段福环三位先生领着我们一百多人练武功。把子课、腿课和毯子功（拿顶、跑虎跳、毽子）都是天天必修的。那时，我们都是六七岁小孩，刚穿上死裆裤，就离开了父母，这像是身陷囹圄。练功不但要吃苦遭罪，完不成功课还要挨打。挨打后当着大家的面又不能哭，可头下的小枕头却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一天的摸、爬、滚、打下来，早已筋疲力尽，半夜一上床就睡着了。因过于疲惫，有不少同学经常尿床，如果师傅知道了，不仅要挨打，还得顶着湿褥子在外面跪着，直到褥子晒干了，才允许起来。”
旧中国有个说法，叫“棍棒出孝子，严师出高徒”。于是，在“富连成”这样的科班里施行体罚很正常，就连挨打挨罚的学生也不觉得怎么丢人和委屈，对师父更没有一点怨恨。
为办好这个科班，从建班之初，“喜连成”就订立了严格的《梨园规约》以及明显带有劝孩子们励志的《学规》。后来有人说在这些规约的束缚下，“坐科七年就像蹲七年大狱”，此言虽难听，但也不算过分，因为学员一旦坐科就与父母脱离了关系，平时没有假期，仅仅在每年旧历年底才能放两三天假，但初一还得从家里赶回班里唱戏。学员平时不许出‘富连成’社大门，就连外出演戏，都要由管事的领着去戏馆，散戏后还得整整齐齐地排好队，由管事的领回来。不管是谁，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后来曾担任北京京剧团团长的谭富英，虽出身梨园世家，但仍被送到“富连成”坐科。他12岁那年，北平的冬季奇寒，奶奶惦记孙子，就让谭小培送来一件皮袄。当时谭富英的爷爷谭鑫培、父亲谭小培都已是京剧名角儿，所以社长叶春善见到谭小培时十分客气，但等到谭小培说明来意后，叶春善马上沉下脸说道：“老太太疼孙子，那是应该的，但孩子既然送到我这儿学戏，就得按我这里的规矩办事。我们这儿学生一律平等，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由社里供给。既然老太太疼孙子，那就请她老人家给我这儿的孩子每人送一件皮袄，那么你的孩子也可以穿皮袄，不会冻着了。”谭小培无言以对，满脸羞愧的把皮袄带回去。此事后来常常被谭富英提起，称赞老社长执法如山、堪称梨园楷模。
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创始人裘盛戎在“富连成”出科的前一个晚上，与高盛麟翻墙出去看杨小楼、郝寿臣演出的《连环套》。第二天早晨，社长叶春善知道了此事，当即将二人带到祖师堂。大家都以为裘、高即将出科，更何况两人都出自梨园世家，裘盛戎还是带艺入科，肯定会有所关照。岂料两人入堂后，不由分说便各被重责了二十大板。随后，叶春善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今天你们要满师出科了，按说应当对你们客气点。可是，昨天晚上你们毕竟还没出科，就得守科里规矩。越墙外出犯了社规，所以刚才打你们。现在，我给你们烧香出科，希望你们今后好好做人，永远不要做犯规的事。”
我国著名戏剧评论家黄裳（容鼎昌）在其所著的《旧戏新谈》中对“富连成”学员坐科的情况有过描述，虽寥寥数语，读来却令人潸然。文中写道：“十几年前，在天津念书时，曾经有一个时期每天下课后去赶看他们的戏，那时他们还都是小孩子。我十分喜欢李世芳、毛世来的《花田错》，当时的心目中，这真是一对璧人。散戏后，在后台看见下了装的他们，一个个委琐可怜，剃光了头，瘦削的面庞上有一对大大的含满了惊惧的眼睛，灵活地害怕地看着人。非常奇怪，在台上那么光耀的活泼的原来就是这么一批小可怜儿。”
黄裳先生这段文字补校于1948年，讲的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但却能将他所看到的情景写得如生、感人，足见这些“小可怜儿”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足见学员们坐科时的艰辛。
小脚一双 眼泪一缸
当时像“富连成”这样科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梨园世家或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家庭，毛世来的情况是二者兼而有之，虽不算“世家”，但三个哥哥都已入行；算不得“极度”贫困，但在其幼小的心灵里也早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人生需要奋斗的道理。
可能正是这些，赋予了毛世来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力量。入科时他虽然只有7岁，但父母向人求借时那些低三下四的话语，送他来学艺前的叮嘱，时刻都萦绕在他耳边，激励他奋发向上。当时，他一心盼望早日学成，出人头地。所以，多严格的规定他都不怕。在定行当时，他挺着小胸脯要学吃苦最多的大武生。后来，根据他的条件，科里给定了小生的行当。再后来，因那期科班缺少旦角，经萧长华总教习与萧连芳反复挑选，让他和李世芳、詹世辅等改学旦角。
毛世来在回忆自己坐科的经历时说：“行当确定后，我学功的劲头更足了。苦和累全不放在心上，再痛也不吭声。整天都像水洗的似的，汗水从头流到脚。别人练十遍，我就练二十遍、三十遍。师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经常心疼地拍着我的小脑瓜说：‘好小子，是块料，功夫不负有心人，练吧。
毛世来学艺时，吃苦最多的是学“硬跷功”。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功夫，刚开始练时，谁都站不稳、立不直，每天摔得鼻青脸肿，脚趾像针扎似的痛得钻心，脚背火辣辣地发烧，浑身上下不住的颤抖，汗水、泪水、鼻涕一起往下流。一般都要经过一年多的痛苦磨练，不扶墙才能行走。但接下来又开始练站方砖、站三条腿的凳子、站缸沿。窄窄的缸沿，用脚都站不稳，何况是木制的假脚呢？刚练时，每次站在上面，精神都高度紧张，怕摔下，更怕摔下来挨打。
毛世来在回忆录中说：“这双小小的假脚，从我学旦角开始直到出科，就像长在我脚上一样。为掌握这门技艺，我比别人多付出了几倍的艰辛，也比别人多挨了几倍的打。就连春节回家探望父母的几个小时，我都得踩着跷，步行回去，到家后还要站在自家的水缸沿上听候父母的训教。最后，经过师父的耐心教导和自己的努力，我终于把这门技艺学到了手。绑上跷以后，能像平常人一样，翻、扑、滚、打。在‘世字辈’中,就跷功来说，我称得上是佼佼者。”
毛世来这种勤学苦练的态度不仅让他掌握了扎实的技艺，也让他在科里少挨了不少打。据曾经担任世、元、韵三科教师的苏盛琴讲，作为老师，谁都喜欢不犯规矩、用心学习、刻苦练功、有观众缘的孩子，毛世来就是这类学生。由于他学得快，不仅多学不少东西，而且科里还经常给他长小份儿，有时一长就是两三个小子儿，当时一个小子儿能吃一顿早餐，对孩子来说也是挺大的事儿。
“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之子叶盛长与毛世来原本是同科学员，在他的记忆中，毛世来不仅是“世”字班里头脑最聪明、接受能力最强的，而且还非常要强，练功的刻苦劲儿远远超过一般同学。毛是学花旦的，可每天都主动跟刀马旦的同学比着练功。早晨耗顶，他总是最后一个下来，绝不肯比别人少耗。练“跷功”更是与众不同，往往是绑上跷一天也不解下来，连中午睡觉时都绑着。站三角凳耗跷时，他总好跟功底过硬的阎世善比，别人都下了凳子，他仍然咬牙坚持，站在凳子上，即便是大汗淋漓、两条腿直打哆嗦，汗水顺着裤腿往下淌，也一定要耗到世善下来他才下来。其它各项基本功他也是这么练，因此，他的功底非常扎实，一般刀马旦应工的戏，他照样能拿下来。
与毛世来同科的李世琦在回忆他们一起坐科的情况时说：我小时候入“富连成”学戏，在科里，我们无论学文的还是学武的都一块儿练功，世来师弟练得特别苦。他练功有股子狠劲，不仅练花旦应有的功，别人有的武功他都要练。比如说‘拨浪鼓子’吧，那是一种硬抢背，难度很大，一般是武生、武花脸才有，花旦并不需要练，可是他也练。世来是练什么有什么，我们都说他是天生来的灵，什么都难不住他，其实这正是他苦练的结果。他经常抓紧练私功，所以在师兄弟中，他的功特别出色。
李世琦说：那时候花旦讲究踩跷，练跷功。不但在地上跑圆场、打把子，还要站在大板凳上练。板凳也就半尺来宽、三尺多长，脚上绑着跷板，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脚尖上，站在地上都吃不消，站在板凳上练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当时与世来师弟一起练跷功的还有江世玉、贾世珍、王世祥等，几个人站在一条板凳上练，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每次在板凳上练跷功，世来总是超过规定的时间。后来江世玉他们改了小生，就不练跷功了，世来一直努力不懈，最后终于练到踩着跷跑圆场、打把子都很自如的程度。
在叶盛长、李世琦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跷功”，现在很多人在谈及毛世来时也都会联想到这项解放后一度被取缔的技艺，其原因是毛世来的艺术成就确实与“跷功”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全部，却有“毛因跷而红，跷由毛而承”之说。
京剧的“跷功”，又称“踩寸子”，乃我国戏曲艺术中的绝响之技，其中京剧“跷功”可以认为是该剧种所有艺能中最难习练、最不易做好的功课，更是花旦表演中的特技。因演员在表演时脚型如跳芭蕾舞，所以“跷功”曾被誉为“京剧芭蕾”。
跷功的缘起是早年该剧种几乎都是男旦，在饰演女性角色时，即使演员对旦角的四功五法掌握和表现得再精妙，裙子下那双男人的大脚也着实大煞风景，这种情况对不能穿长裙、盖不住脚面的武旦尤为突出。为此，戏曲前辈发明了“踩寸子”，即脚上蹬一双木制的“小脚”，将脚掌绑在上面，再套上跷鞋。脚下踩了寸子后，人的重心提高，身姿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尤显女性之柔媚。但观众们看到的只是这种东方芭蕾的精彩，却不知背后那“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滋味。为了塑造那纤纤“金莲”，演员几乎要把脚尖朝下插在跷内，然后用绑带把脚背同木芯牢牢扎紧，腿部和脚腕子都要绷直，脚跟不能落地，比跳芭蕾舞的难度更大。
到毛世来这代人学习踩跷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改进，不少花旦、武旦戏中，已揉入了为展示“跷功”而定制的情节，其间，演员常以一双木跷，踩在桌沿、椅背等“立锥之地”上表演。旧时戏园子台前有一排木栏，上面只有寸把宽，但有的旦角却能跳上跳下，或者在上面如飞般的奔跑、跳跃，以此炫功。每当有这种情景出现，剧场里掌声与喝彩声都会响成一片。一次，毛世来在演出《辛安驿》时，带红扎手执单刀踩着硬跷走“矮子”，跷尖轮流踢到平伸出去拿刀的双手，不仅获得满堂彩，就连同行也都觉得叹为观止。
在近代京剧的花旦名宿中，“四大名旦”之“荀派”创始人荀慧生，以及创成“筱派”的筱翠花（于连泉）都是跷功的先遣。其中荀慧生是毛世来的师父，而毛世来又被称为“小筱翠花”，所以，“跷由毛而承”的说法也当之无愧。
与梅兰芳合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