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 | 《创新：不灭的火炬》：全球视野下医药创新的挑战与机遇
摘要
中国药品市场需求尚待发掘，制药工业尚未形成全球竞争力。药品市场需求分散在各个年龄层次与收入群体中，以医疗保险为代表的共付体系是全球药品市场重要的支付方；药品供应核心在于针对临床未满足需求的新药研发，其具备高度分散、环节众多、高风险及高投入等特征。聚焦中国药品市场：1）从需求端看，中国药品市场规模绝对值靠前，但人均药品费用较低，用药结构处于调整阶段，用于创新的支付潜力尚待释放，支付体系构成单一，满足多层次需求的潜力尚待发掘；2）从供应端看，目前全球重磅新药集中于跨国药企，中国制药行业的创新转型处于加速追赶阶段，对全球创新的贡献从“精益仿制”的第三梯队开始跻身至“渐进性创新”的第二梯队，但尚未形成全球竞争力。
以新药研发链条为线索，我们拆解分析了中国制药行业创新升级的四个关键要素与现状。1）基础科学作为新药研发源头创新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学科体系建设尚待完善；2）制药工业作为加速追赶升级的实际执行者，其创新投入需要支付体系与资本市场的激励与支持；3）药物开发试错环节效率为王，中国具备人口与工程师红利，但当前资源配置仍有改善空间；4）生产供应环节是创新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生产体系规范性逐渐提升，高附加值业务开始进入全球供应链。
梳理国内外制药行业发展脉络，我们认为中国制药行业当前存在两个赶超契机。一是代差较小的新兴技术领域凭借试错环节的高效实现反超，二是起步较早的创新药企有望逐步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瞄准空间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着眼公共政策，我们建议：1）高效利用公共部门资金支持基础/转化学科建设，推动源头创新；2）加快支付体系改革、引入商保增量资金；3）健全资本市场制度，引导资金分层提升创新研发的风险抵御能力；4）继续优化审评审批制度，鼓励引导前沿创新。
图表12.1：本章思维导图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正文
全球视角下的药品市场：聚焦支付能力与新药研发
供需分析：中国药品市场需求潜力待发掘，制药工业未形成全球竞争力
图表12.2：全球主要药品市场总览
资料来源：FDA，各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注：RoW = Rest of world
美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社会整体支付能力与支付意愿较强。据ICER（Institute for clinical and economic review）评估，美国患者支付意愿达10-15万美元/质量调整生命年。2019年，美国药品市场年销售收入达4,95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美国市场贡献全球畅销药品Top5的67%销售额。
中国药品市场规模绝对值靠前，但人均药品费用较低。中国人口众多，药品市场绝对体量仅次于美国与欧盟，是重要的药品市场，但人均支出处于较低水平。根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OECD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约为700美元，GDP占比为6.67%，人均药品费用约为260美元；同期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1.2万美元，占GDP比重达17.6%，人均处方药费用（不含OTC）为1,128美元。
美国大部分药品支出用于支付具备临床价值的创新药。美国专利、监管与定价体系强调药品的创新性与临床价值，赋予了新药及药企较大限度的定价权，同时其筹资支付体系也有能力为创新支付高额溢价。据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及IQVIA数据，2020年，原研药占全美处方量的10%，但销售额占比高达80%，2018年专利期内原研药处方药市场份额达66%，大部分药品支出用于新药。
中国用药结构处于调整阶段，用于支付新药的潜力尚未释放。自2015年药审及医保体系改革以来，近年中国药品市场正在经历结构调整，但大量仿制药、中药注射剂及辅助用药在中国药品市场仍占据相当份额，挤占了可用于创新成果的支付空间，支付资金利用效率尚待进一步改善。同时中国市场商保体系尚未健全，差异化的医疗需求与筹资潜力尚未发掘。我们预计，随着用药结构的持续调整与支付体系的完善，未来中国药品市场用于支付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将大大提升。
图表12.3：中美人均药品费用对比（2019）
资料来源：CMS，商务部，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4：专利期内原研药占处方药市场份额（2018）
资料来源：IQVIA，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药品市场供应核心在于新药分子的开发与上市。在完成了能够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药品生产体系建设后，药品市场供应的核心在于研发出解决临床需求的新药而非生产能力。药品市场由产品驱动，临床价值与创新性兼备的重磅炸弹品种商业化表现强劲，单个重磅新药就能够驱动药企快速成长。2020年全球Top10药物销售额合计超千亿美元，三款药物销售额逾百亿美元，大部分重磅分子由欧美药企贡献。
目前全球范围内高价值新药集中于欧美跨国药企。由于新药研发成本高昂，欧美成熟市场出现了行业分工，创新活跃的中小企业常在完成概念验证后将候选分子通过合作开发、授权或整体出售的方式与现金充裕、临床及商业化平台成熟且有拓展管线需求的大型跨国药企开展合作。这一分工导致了新药分子向欧美跨国药企进一步集中。2020年，全球Top20药企收入体量接近6,000亿美元。
中国制药企业处于转型追赶阶段，企业与产品尚未形成全球竞争力。相比之下，中国制药工业起步较晚，国内的药品市场较为分散。收入体量靠前的综合药企业务以仿制药为主，新药业务处于转型跟随阶段，多数产品尚不具备全球竞争力；近年迅速成长的、以创新药为主导的生物医药/生物科技企业，同样还处于成长期。
图表12.5：全球TOP50药企国家分布
资料来源：PharmExec，中金公司研究部；注：排名依据药企处方药销售收入
图表12.6：全球及中国前二十大药企收入规模（2020）
资料来源：PharmExec，Torreya，中金公司研究部；注：全球前20大药企仅统计处方药收入，中国药企排名按估值排序
新药研发：高投入多学科交叉的试错科学，中国处于后发追赶阶段
新药研发流程复杂，需要基础学科在内的多学科支持。新药研发是基础科学、转化医学、药学及临床医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以及转化医学研究探索疾病发生机制与潜在靶点关系，为新药研发提供基础与指导。确定靶点成药策略后，科学家通过分子设计与先导化合物筛选等药物发现环节初步筛选出一系列分子，并在经历细胞、动物水平的临床前研究后确定进入临床(人体水平)研究的药物候选分子。候选分子还需完成临床I/II/III期研究，明确药动药代特征，探索并确认潜在适应症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通过监管部门及专家委员会评议后，方能获批上市。
图表12.7：新药研发流程图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金公司研究部
新药研发需要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支持，前沿领域对资金的风险偏好要求更高。由于研发流程繁杂，审批标准严格，创新药的研发呈现出投入高、周期长、成功率低等特点。2010年后的单个创新药项目研发中，每5,000-10,000种化合物经历8-10年的研发过程，或有1个新药成功上市。单个药物上市的研发成本超10亿美元，大部分支出发生于临床阶段。
进入药物筛选阶段的新药研发是项目制的试错科学，试错效率/成本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在新药研发大浪淘沙的过程中，除去早期靶点发现、重大底层技术等，从药物发现到人体实验的各个环节，药物开发本质是一门项目制的试错科学，各环节试错的效率是核心竞争力。
图表12.8：新药研发临床各环节成功率
资料来源：IQVIA，中金公司研究部
美国是全球药品创新投入与成果的主要贡献者。美国强大支付能力与准入及定价环节的高门槛，保障了药品的商业化潜力，驱动着资本市场与制药工业的持续研发投入，同时不断反哺推动新药研发体系的进步与迭代。2020年，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成员企业在研发投入达911亿美元，占其销售收入的21.4%，贡献全球研发投入的49%。除大型药企外，还有来自风险投资等其他私人部门投资以及政府主导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基金，共同构成了美国药物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
图表12.9：药企研发支出占药品销售额比重
资料来源：OECD，IQVIA，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10：企业自有资金系制药工业研发投入主力
资料来源：美国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金公司研究部；注：上图仅统计制药工业环节的研发投入，未包含公共部门（如NIH）及高校资助的基础研究；企业自有资金取成熟药企研发投入金额；资本市场融资取生物科技类公司研发投入金额
活跃的高质量创新大大增强了美国制药工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培育了一批创新型的生物科技企业与国际制药巨头。2020年，美国药企贡献了51%的新药分子，全球最畅销药品Top10有9款系由美国药企首先推向市场；截至2021年3月22日，美国生物科技企业数量占全球总数的46%；2020年全球前20大药企中，9家总部位于美国。
图表12.11：全球新药研发公司分布（2021）
注：数据截至2021年3月22日
资料来源：德勤，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12：全球新药分子贡献（2020）
资料来源：FDA，CDE，EMA，米内网，中金公司研究部；注：仅统计NDA和BLA，中药未统计在内
中国药企既往多以销售为主导，费用结构与欧美存在差距。历史上，由于新药准入成本高企、用药结构导向不明确，国内药企多以销售为主导，研发激励不充分，研发投入处于低位。药审改革启动后，这一情况出现了较大变化，但截至2020年，中国头部上市药企的费用结构与欧美日大药企仍然有明显差距。
图表12.13：各国药企研发及销售管理费用投入对比（2014 vs 2020）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注：1）选取样本为该地区收入前十名制药公司，中国根据上市公司制药收入排序，费用率计算以制药收入为分母；2）饼图大小为该地区制药公司样本公司2014年及2020年研发投入总和。
中国药企处于后发追赶阶段，当前投入力度较欧美仍有较大差距。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近几年新上市生物科技公司研发投入水平及增速出现大幅跃升。生物科技企业代表百济神州2020年研发投入84.49亿元人民币，创中国药企研发投入最高。与此同时，传统大型药企也在支付端的改革倒逼下加快创新转型步伐，恒瑞医药等代表企业2016年后研发投入均出现快速提升，但研发投入比例及绝对值较欧美药企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表12.14：全球研发Top2500榜单中日欧美药企及生物科技企业对比（2016 vs 2019）
资料来源：The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15：全球研发Top2500榜单中日欧美药企及生物科技企业对比（2019）
资料来源：The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国制药创新升级的要素分析：从实验室到生产供应
在顶层设计的制度引导下，基础学科水平、药企研发投入与开发环节试错效率是影响制药工业全球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高效规范的供应链是各环节推进的保障。其中，基础学科是当前中国制药行业的短板，制度标准与药企投入导向在2015年药审及医保改革以来逐步明确，但创新激励尚不充分，试错环节与供应链的效率是当前中国制药创新升级的潜在优势所在。
图表12.16：医药创新要素分析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基础科学：源头创新的决定性要素，中国学科体系尚待完善
药物研发从0到1的创新是从基础科学到临床开发的连续探索过程。靶点与机制等源头创新需要学术界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推动，而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研究的转化需要有成熟的转化体系支持，并在制药企业的支持推进下最大化成果的临床与商业价值。
中国基础研究与转化科学水平尚需提升。药审改革释放了制药工业的创新动力，国内创新体系在工业主导的建设下，临床及生产环节人才体系提升明显，但基础与转化学科与人才体系建设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成果来看，学术界有能力引领突破性创新的人才未形成规模，高质量论文发布数量虽有提升，但较美国仍有差距；已发布的高水平学术文章绝对数量不断增加，但缺少成功转化为管线及上市新药的成果。
图表12.17： CNS发表论著和综述数量
资料来源：Web of Science，中金公司研究部；注：统计截至2021年2月16日
图表12.18：各国高水平生命科学领域论文发表数
资料来源：Nature Index，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国研发资金支出结构待优化，基础研究重视程度不足。中国研发总体投入GDP占比连续多年超2%，强度接近英法；但对基础与应用的科学问题重视程度不足，大部分资金用于试验发展，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个位数，对比欧美日10-20%有较大差距。
图表12.19：各国研发投入力度及投入方向
资料来源：OECD，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大连理工大学科创治理团队《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0》，中金公司研究部；注：瑞士研发投入占比为2017年数据；图表12.中研发投入为该国全行业研发投入总和
转化医学未成体系，需要培养更多专业化人才。学术界在1992年提出了“从实验室到病床”的转化医学概念，美国NIH于2003年正式提出并制定了转化医学路线图，2006年设立临床和转化科学基金，又于2012年成立了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建设了遍布全国的学术医疗中心网络，构成了基础研究到临床的桥梁。中国在过去几年建设了技术转移的基础制度，但转化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转化成果较为有限，尚需培养更多专业化人才，明确创新的临床价值导向，以建设健全转化医学体系。
基础领域的差距客观存在，需要时间追赶与完善；Fast-follow的跟随策略能够阶段性弥补基础学科差距，但长期依赖跟随式创新将导致重复的低水平建设。
基础研究成果通常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且靶点及疾病机制的研究不构成专利保护的对象，作为后发者的中国制药企业可在全球研究的基础上跟随研发。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药企对新药理解不断加深，对全球创新的跟随持续前移，部分靶点进度已跻身全球前列。但由于生物科技与转型药企起步时间接近、国内专利环境相对宽松，热门领域同质化问题随之出现，跟随策略在未来可能逐渐进入平台期。全球语境下的First-in-class（FIC）式源头创新与Me-better / Best-in-class（BIC）式迭代创新能力将成为企业寻找增量、摆脱行业内卷的重要能力。
图表12.20：中国Fast-follow与全球研发的滞后时间不断缩小
资料来源：DXY，EvaluatePharma, BCG, 中金公司研究部；注：统计药物仅包括me-too和me-better。统计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X轴为全球范围内同类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图表12.21：中国药物研发靶点分布存在同质化（2017-2020）
资料来源： Deloitte《中国生物医药创新趋势展望》(2021)，中金公司研究部
我们认为，中短期内，渐进式、跟随式的创新是国内制药工业利用后发优势、从无到有建设创新体系的重要阶段；长期视角下，基于基础与转化科学的迭代及原始创新能力是支持中国新药研发形成全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图表12.22：创新布局的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2016)，中金公司研究部
制药工业：加速追赶的执行者，创新投入需要资本与支付激励
海外制药工业已有百年发展史，中国作为后发追赶者，从上世纪开始到本世纪初逐步建设起从原料到制剂的生产体系与以化学仿制药为主的制药工业。2008年开始，国家层面启动了“重大新药创制”等专项，推动制药工业向创新转型；2015年药审改革后制度设计进一步明确，制药工业的创新生态逐渐完善，创新成果开始进入市场。
图表12.23：百年制药工业全景，中国新技术领域起步时间向海外靠拢
资料来源：FDA，NMPA，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国制药创新加速追赶，创新水平正在提升。2015年以来国内制药企业新药研发对标欧美成熟市场加速推进，较早布局的企业近几年开始进入收获期。截至2020年，中国管线产品数量占全球的13.9%，管线数量全球排名第二；中国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从“精益仿制”的第三梯队开始跻身至“渐进性创新”的第二梯队。
同时，在基础学科与研发体系建设相对不成熟、用药结构调整、倒逼药企创新的大背景下，大量新兴及转型药企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也阶段性出现了靶点同质化问题。为了建设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管线，企业需要转向更高价值的BIC/FIC品种进行布局。
图表12.24：中国在研管线与上市新药数量位居全球“第二梯队”
资料来源：Pharmaprojects,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1. 2020年2月处于临床前、临床一期至三期，及注册前的管线数量，以公司总部所处国家分类；2. 2015-2019全球首发市场占比，仅包括新分子实体
我们认为，临床价值导向明确的激励机制与专业化且制度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引导与保障企业向高风险、高价值前沿领域布局的必要条件。
►激励机制：行业研发投入由新药的商业化价值驱动。而高价值的BIC/FIC品种通常也伴随着更高的研发风险，对产品的商业化预期对应有更高要求。由于国内市场通常是新药商业化的第一站，提升支付体系的筹资能力，明确支付体系的临床价值导向，为高风险的前沿创新支付创新溢价，能够激励药企向前沿领域的投入。
►资本市场：创新药研发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特别是承接自基础、转化学科的早期的药物研发。其本质是一类风险投资，需要借助证券化，达到社会化融资分散高风险，同时也在追求高收益。高定价刺激资本投资高风险项目，低定价刺激资本投资低风险项目。
中国支付体系相对单一，商保的支付潜力未被发掘，差异化的医疗需求未能转化为筹资与支付能力。
国家医保是中国共付体系中最大支付方，当前筹资体系与支付政策相对单一，其基本医疗保险的社会保障义务要求其优先保障广泛基础的医疗需求，强调药品可及性，在议价中往往相对强势。叠加竞争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创新药在国内通常面对较大的降价压力，以PD-1单抗为代表的新药价格显著低于海外市场。同时，个人自费在国内占据相当比例，提示国内患者的治疗需求与支付意愿尚未被共付体系充分调动。
商业保险是共付体系重要的补充手段，国内商保发展受限于终端数据缺失。对保险支付方而言，医疗终端数据对其产品设计与风控而言至关重要。商保目前还只针对投保人个人，数据以投保人提供的非结构化数据为主，医疗体系内，特别是公立医院数据的缺失给商保产品设计带来阻碍；数据透明度缺失也给核保、理赔增加风控难度，保险市场上代理人和用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严重。
图表12.25：各国支付体系来源占比(2018)
资料来源：WHO，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26：国内外PD-1单抗价格对比
资料来源：药智网，Bloomberg，中金公司研究部；注：海外年价为2020年底数据
中国医疗健康资本市场快速成长，制度建设与投资者专业水平处于提升阶段。
中国医疗健康融资市场开始活跃，融资难度逐渐降低。2014年起，资本加速涌向医药行业，成为推动国内创新成长的重要动力；根据动脉网统计，2018、2019年国内一级市场医疗健康领域融资额分别为193.5/154.5亿美元，与同期美国一级市场融资额接近。
二级市场制度逐步健全，中美融资额与投资者专业化程度存在差距。港股18A与科创板为生物科技企业提供了国内上市通道；2020年，中国医药行业IPO募资规模为627亿元人民币，上升明显，但相比美国仍有一定差距。所投标的质量参差不齐，大量资金流向重复建设的扎堆领域，部分标的估值存在虚高。
图表12.27：中美一级市场医疗健康行业融资额
资料来源：动脉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28：中美二级市场IPO医疗健康行业融资额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
开发试错：人口与工程师红利明显，重复建设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国内临床前研发人才资源丰富，用工成本与人均效率高于海外。临床前研究涉及多种细胞及动物研究，对实验室研究员要求较高，因此生物医药背景专业人才数量是临床前产能的核心指标。2019年，中国生物医药本硕毕业人数约34万人，高于美国同期，高素质专业人才储备丰富。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国内生物科技行业提供了明显的工程师红利，带来成本与效率的双重优势，这对于研发效率至上的创新药而言尤为重要。
图表12.29：中国医学专业毕业人数
资料来源：国家教育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30：美国生物医药专业毕业人数
资料来源：NCES，中金公司研究部
临床前中国相比海外优势明显，承接海外订单转移同时培养资深工程师人才。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临床前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公司开始为海外创新药企承接临床前研究的实验执行业务，经过20年左右发展已有较深积累。2020年中国临床前研发外包市场规模占全球比例已达20.4%（20亿美元）。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的临床前CRO为中国生物科技行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熟练高效的工程师人才。
图表12.31：中国药物发现及临床CRO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32：中国药物发现及临床CRO市场全球占比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金公司研究部
临床审批政策放开，释放临床资源红利。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对应丰富的临床资源。受历史因素影响，2015年前国内对临床申请态度谨慎，临床与生产审核整体呈现前紧后松政策导向；导致大量审批件在IND阶段积压，临床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2015年药审改革后，中国监管部门对临床申请态度逐渐放开，呈现前松后紧导向，在适当放松临床申请的同时，加强上市前的数据核查与惩处力度，避免低质量申报积压，进而提升政府审批效率。
2017年改备案制后，创新药临床试验推进进一步提速。临床试验启动包括审评审批、机构合同讨论等环节，既往国内临床申报耗时较长，临床试验申请（CTA）可达6个月以上。2017年10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CTA审评时间缩短为60个工作日，此后临床试验申请审批速度大幅提高，审批时长从平均约200天降至60天。
图表12.33：中国2015年前IND/NDA审批模式
资料来源：NMPA，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34：中国2015年后IND/NDA审批模式
资料来源：NMPA，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国临床机构数量上升明显，保障临床开展效率。备案制改革后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数量上升明显。2019年，中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达583家，共拥有资质证书710个，平均每家机构拥有整数1.2个。登记临床试验数量也在2018年后维持高位，2020年达2,559个。丰富的临床资源与研究数量为国内临床研究机构、执行人员以及关键研究者能力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临床与工程师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虽然国内临床及临床前的人口与工程师红利明显，但受限于行业发展阶段的重复建设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仍有提升空间。根据Pharmaproject数据，2019年，美国临床试验阶段靶点数量为550个，而中国仅为160个，覆盖面较窄。在此基础上，中国临床试验靶点拥挤度也明显高于美国，美国70%的临床阶段资产集中于前30%的靶点，而中国70%的临床阶段资产则对应前21%的靶点。
生产供应：规范性逐渐提高，高附加值业务升级起步
人工成本优势明显，中国企业完成初步积累。相比海外企业，中国生产企业成本优势明显，2020年凯莱英人工成本占比仅为12%，远低于海外龙头Recipharm高达35%的占比，显示出中国生产企业在控制成本上的优势。叠加更高的生产效率，中国企业逐渐承接更多海外订单，2011至2017年中国在全球CDMO市场份额占比从6%提升至8%。
图表12.35：CDMO企业人工成本占比（2020）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36：全球CDMO市场分布
资料来源：产业信息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历史上中国生产外包主要为低附加值和低规范业务。创新药的生产一般需要经历基础化工品、起始物料、non-GMP中间体、GMP中间体、原料药API、制剂等生产环节，越往后生产附加值越高。欧美CDMO企业以产业链下游API和制剂等高附加值业务为主。我国医药市场曾长期处于非规范状态，既往满足规范市场要求的产能较少，国内CDMO企业更多为API生产提供中间体，业务附加值低，单产品市场空间小。
图表12.37：创新药规模化生产阶段产业链分布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行业规范程度逐步提升，中国生产环节高附加值业务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国内CXO企业与海外药企合作的深入，以及加入ICH后国内外进一步融合，产销同地加速高级市场需求向中国转移，2015年后中国企业开始逐步承接III期/商业化API和制剂订单，CMO/CDMO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逐步延伸到高附加值环节。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设健全的生产供应体系也为创新药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化提供了扎实的质量保障。
图表12.38：CXO新药研发的供应链体系（浅红色为转移到中国的需求）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金公司研究部
行业赶超契机：抓住新技术兴起机遇
中国制药企业有望在新兴技术领域拉近与海外代差
新兴技术领域存在弯道超车可能。中国制药企业在成熟领域与海外代差较为明显，但新兴技术领域的起步时间与海外较为接近，我们认为中国在新技术应用领域有望凭借提升环节的效率实现弯道超车。一方面是药物发现方法上，突破传统药物筛选方式，提升筛选效率；另一方面是全新药物机制上，角逐基因细胞与双抗等新一代药物平台。
药物发现技术的赶超机遇
药物筛选新技术较传统技术有明显优势。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定向筛选、HTS（高通量筛选）等传统药物筛选技术之外，以DELT（DNA编码化合物库）、FBDD（基于片段的药物发现平台）、SBDD（基于结构的药物发现平台）和AI筛选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平台正快速发展和成熟。较传统技术，新技术筛选药物具备成本低、周期短（DEL、AI）、药物发现准确性高（SBDD、AI）以及复杂靶点选择性好（DEL、FBDD、AI）等优势。
小分子新兴筛选平台中国与海外差距较小。小分子药物开发受限于靶点与分子结构，开发成功率逐年下降。为突破瓶颈，基于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的新药物筛选平台逐渐兴起，小分子药物发现进入基于靶点的药物设计的时代，例如DEL、FBDD、SBDD、CADD（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和虚拟筛选平台）等。以成都先导、维亚生物、药明康德、睿智医药为代表的国产企业已取得领先成果，具备追赶海外第一梯队实力。
中国AI药物处于起步阶段，技术应用开始进入产业界。AI技术可降低药物发现阶段所需时间，降低药物发现成本。相较于传统方法3-5年的周期，AI技术可在1-2年、甚至几个月内完成先导化合物筛选。目前，中国AI药物研发企业已开始与业界开展合作，已有筛选药物处于临床前阶段。
图表12.39：AI筛药全球进展对比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新兴药物技术平台的赶超机遇
热门疾病领域积累渐丰。免疫、肿瘤、退行性病变等领域是目前全球医药行业的重要研究方向。中国制药行业有大量具备海外药企及国际化CXO研发工作经验与国际化视野的华人科学家及工程师不断加入，工业界与学术界在过去数年的创新浪潮中于免疫与肿瘤等热门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部分企业核心团队经历了药物研发的全流程。
新技术领域起步时间接近，有望拉近与海外代差。从技术角度看，在小分子等相对成熟的领域，中国企业与海外药企在时间积累上存在较大差距；在细胞基因治疗、双抗等相对新兴的技术领域，国内外起步时间相对接近，应用及发展层面存在拉近代差可能。
图表12.40：细胞基因及双抗药物的中国企业进度与参与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药智网，ClinicalTrials，中金公司研究部
细胞基因治疗，新一代治疗手段。细胞基因治疗泛指在DNA及细胞层面探索治疗疾病的手段，目前主要探索肿瘤、遗传性疾病等领域应用。全球范围内，细胞基因治疗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临床，2017年首款CAR-T（细胞治疗）获批上市；截至2021年7月，全球范围内已有5款CAR-T产品上市。
图表12.41：全球细胞基因治疗管线数量
资料来源：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42：全球细胞基因疗法临床累计数量
资料来源：ClinicalTrials.gov，弗若斯特沙利文，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国细胞基因治疗研发活跃，传奇生物产品有望于2021年海外获批。中国细胞基因治疗临床数量仅次于美国。复星凯特引进自Kite的阿基仑赛注射液于2021年在国内获批，成为国内首个上市的细胞治疗药物；传奇生物于2017年与J&J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其自研的BCMA CAR-T，于2019年在ASCO年会公布了优秀临床数据，并于2020年底由J&J向FDA递交了BLA，我们预计其有望成为首个海外上市的国产细胞治疗药物。
双特异性抗体，升级版抗体药物。双特异性抗体能够同时与两个抗原或抗原表位结合，潜在可通过细胞桥接、联合作用等方式发挥作用，目前主要探索用于肿瘤、自免等领域的应用。2009年，全球首个双抗药物Catumaxomab获批上市，截至2021年7月，全球范围内共有4个双抗药物获批，超过150个双抗项目处于临床阶段。
图表12.43：全球双抗药研发管线（截至2021年6月）
资料来源：药智网，药链圈，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44：全球在研双抗机制（截至2021年6月）
资料来源：药智网，药链圈，中金公司研究部
国内创新药企积极布局双抗研发，已有企业启动出海。中国生物科技企业伴随2010年以来的肿瘤免疫生物药研发浪潮成长，在生物药与肿瘤免疫领域有较深的积累，多家企业布局了肿瘤免疫相关双抗。国内代表企业康方生物PD-1/CTLA-4双抗AK104已启动全球多中心关键临床，并取得了FDA的突破性疗法认定与孤儿药认定，百济神州、信达生物等通过合作引进技术平台的方式建立了丰富的双抗管线。
中国创新逐步融入全球市场，尚需临床与销售体系支持
人口众多、需求亟待挖掘的国内市场为中国创新药企提供了丰富的临床资源与商业化的第一站，也支持了药物研发体系的初步建设，为加入潜在利润空间更为广阔的海外医药市场奠定了基础。2017年中国加入ICH后，中国创新药的监管体系与行业标准加速向国际标准看齐，中国创新药企也在逐步进入全球医药市场。
国内药企创新能力不断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License-out形式的产品出海已取得初步成果。国内药企创新质量不断提升，多个国内新药取得FDA等海外监管机构快速通道、突破性疗法等认定。中国医药研发的国际化也从实验室研发外包，逐步升级为以License-out为代表的产品合作，近年来交易数量与金额屡创新高，创新国际化的趋势逐步成型。以信达生物为例，其PD-1单抗上市申请于2021年5月获得FDA受理，申报核心数据基于国内开展的III期临床，反映了FDA对国内高质量临床研究的认可。
图表12.45：近年国内新药获FDA认定概况
资料来源：FDA，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国内企业正在建设海外临床与销售团队，支持更高程度的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正在海外开展临床研究，以更好地支持在全球的上市与销售。2015年，国内企业仅在海外的14个国家开展临床试验，项目数只有48项，2019年，中国药企在海外临床试验的布局国家已超过50个，累计项目总数超过340个。在临床出海的过程中，国内企业逐步搭建了具备国际化视野与能力的研发体系与团队。2019年，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在美国获批上市并启动商业化，拉开了国内创新药国际化的大幕，恒瑞等国内代表企业也在尝试搭建海外销售体系。我们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企业开启国际化。
图表12.46：中国药企开展的海外临床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科睿唯安联合编写《2020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蓝皮书》，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47：中国药企的海外销售还处于起步阶段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美国药品市场制度：瑕不掩瑜的他山之石
美国生物科技与制药工业的兴起与其药品市场制度的变革息息相关。20世纪以来的系列改革，保障了创新成果享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润，很好地激励了药企对研发的持续投入，培育了美国活跃的生物科技行业与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强大制药工业。
►创新环境端，以NIH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及来自高校的科研经费持续为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提供资金支持，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果转化体系与专业的医疗健康一/二级市场，为科学家将研究成果从实验室推向产业界提供支持。
►需求支付端，美国自20世纪初逐步建立了医疗市场的多元共付体系，较好地动员了共付体系的筹资能力，建立了向创新成果倾斜的议价与支付体系。
►供给准入端，监管部门对药品审评制度与专利制度的持续改革，提高了新药准入标准，避免行业低端重复建设，持续挤出制度成本，活跃了中小生物科技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也为制药巨头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在美国制药行业快速发展、制药巨头辈出的同时，其国内药品市场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形成了大药企局部垄断、新药价格高企的局面。近年来美国国内降低新药价格、提升药品可及性的呼声不断，业界也出现了EQRx等以提升新药可及性为商业模式基础的制药企业。
总体来看，虽然美国药品市场制度安排远非完美，但其对创新活力的有效激励仍然能为我国的制度建设提供宝贵的改革经验。
需求支付端：建立多元筹资体系，支付向创新倾斜
美国共付体系以商业保险为主，政府体系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弱势群体。美国药品市场的主要支付方包括政府体系下的基础医保、商业保险与个人支付。其中，商业保险是主要覆盖就业人口，覆盖率超过60%，2018年支付比例达39%，是美国医疗体系重要的支付来源；政府主导的基础医保如Medicare/Medicaid等主要覆盖老人、儿童及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2018年支付比例约50%。
美国保险体系的筹资与支付体系多元灵活。商业保险公司主要针对适龄劳动人口，通常由雇主为雇员购买，其产品类型多样，种类繁多，能够定制化的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需要。政府基本医疗保险同样存在细分，以Medicare为例，其分为Part A-D四个部分，除Part A外均为选择性投保，筹资、支付范围及支付比例各不相同。我们认为美国多元灵活的保险体系发掘了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医疗需求与筹资意愿，最大化了多层次支付能力。
美国药品市场基本遵循协商定价原则，实际操作中利益相关方较为复杂，具体定价机制不甚透明。Medicare/Medicaid是目前美国药品市场最大的支付方，其价格政策也是商业保险的重要参考。但Medicare Part D禁止政府机构直接与药企进行价格谈判，实际议价环节由PBM（药品福利管理组织）完成，而商业保险同样将相关业务托管予PBM。因此药品定价谈判主要在药企、流通商与PBM间展开，同时会参考第三方机构如ICER等从药物经济学角度出具的分析报告及意见。但由于各参与方之间付款、返款等信息并不公开，最终药品的定价机制与费用组成不甚透明，形成美国药品市场的潜在隐形成本。
图表12.48：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演变
资料来源：凯泽家族基金会（KFF），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49：美国基础医疗保险系统结构
资料来源：CMS，中金公司研究部
供应准入端：提升行业创新标准，挤出监管制度成本
FDA自上世纪以来逐步确定了新药审评审批的高门槛，限制临床意义不明的药品进入市场，从准入层面倒逼行业低质量建设的出清，同时新药研发时间与资金成本大大提升，客观上促使新药分子向资金实力更强的大药企集中。80年代专利保护制度改革延长了已上市新药的独占期，维护了新药上市后在对应适应症领域的局部垄断格局。在这一体系下，大药企易形成较强的议价权，具备差异化价值的新药可获取垄断利润。
►新药具备较强议价力 上市新药原则上应具备差异化的临床价值，在Medicare Part D的规定下，政府不得限制医保用药，保险体系的准入门槛大大降低，因此具备独特获益的新药分子在所针对的适应症领域中享有较强议价权；
►大型药企高集中度 高门槛大大提升了新药研发成本，融资驱动的中小生物科技企业虽然创新活跃，但很难支持自身生存；而大型药企有较强的现金流/资金实力，拥有成熟的临床、申报与商业化平台，在临床研究及商业化环节具备规模效应，同时需要确定性更强且具备价值的管线来控制整体的风险。因此大型药企通常通过合作并购等方式取得来自中小企业的早期管线资产，完善在前沿技术领域与品种的布局，挖掘下一个重磅新药。这样的行业分工进一步丰富了头部大药企的新药产品组合，也增强了大药企的市场地位与议价权。
仿制药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仿制药上市审评以一致性为准绳，门槛较低，通常在专利到期后就会有大量同质产品上市，同时美国政府也在鼓励仿制药对原研品种的替代，使得供给侧更为分散，而议价的对手方PBM处方集中度较高，仿制药企在议价中不占优势。2020年，仿制药占据全美处方量约90%，但销售额占比仅20%。这样的供需结构也形成了对创新的激励与引导，驱动制药企业投入研发具备差异化优势的创新产品。
在提升行业标准的同时，FDA等监管部门也采取了系列举措以挤出审评制度成本，缩短突破性药物的上市时间。上世纪逐步确立的MAH制度解绑药物研发与生产销售等重资产环节，降低了初创型企业的研发成本。1992年处方药用户付费法案（PDUFA）授权FDA向药企收取费用，为FDA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以满足药审中心的人员扩编需求，同时要求FDA改善药品审评具体目标，制定了优先审评与标准审批两个层次的审评时间与细化的绩效指标，大大提升了FDA的审评效率。
对比2015年以来国内药审改革的系列举措，不难发现中国监管部门在改革中充分吸取了FDA等发达国家监管部门的改革经验。在行业标准规范、制度成本下降的过程中，中国的创新药行业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特别是2017年中国加入ICH后，药品研发、注册、生产、监管等逐渐与国际接轨，中国药品监管体系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为下一步的国际化奠定了制度与行业标准基础。
图表12.50：中美药品研发的行业标准与专利制度变迁
资料来源：FDA，NMPA，CDE，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51：药审改革前后CDE与FDA对比
资料来源：CDE，FDA，中金公司研究部；注：IND=临床试验申请，NDA=新药上市申请，MAH=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创新环境端：重视基础研究与转化体系建设，健全专业的医药资本市场
NIH设立的专业统筹管理体系有助于确保公共部门资金资助的基础研究方向。基础研究具备正外部性，来自公共部门的科研经费是重要的基础研究资金来源。发达国家大多针对公共部门研发资金设立统筹管理体系，以分专业、多项目的高效率投资方式，管理基础研究投入的方向。以NIH为例，其数百亿美元经费通过二十余个细分学科研究所统筹资助院外研究机构，支持医学前沿领域研究。
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体系促进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向生物科技产业转化。1980年美国Bayh-Dole法案明确了联邦政府资助项目的研究者作为专利权人的地位，提升了学术机构及研究者的创新热情。高校等学术机构陆续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雇佣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法务专家等专业团队，专职负责科研成果转化。此外，部分学术科研机构还通过建设区域性技术转移中心、构建战略合作伙伴等方式推动科研成果的技术转移甚至商业化。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的技术转移体系与专业化分工共同完善了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科研人员的产权及价值实现得到了较好保障，对前沿与基础研究本身也形成了良好激励。
专业的医药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共担创新风险。由于医药创新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研究者很难通过个人筹集持续研发所需的资金、承担研发风险，因此早期的风险投资对生物科技行业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之一，已形成了较为专业的医药行业投资者群体与相对成熟的定价估值体系，结合健全的技术转让体系，能够较好地运用资本市场力量共担前沿创新的转化风险。同时，纳斯达克等二级市场为风险及股权投资提供了退出途径，降低了资本的退出成本。
政策思考
提高公共部门科研资金与政府引导基金使用效率，引导投入基础与转化学科建设，促进研究成果向产业转移。加强科研基金对基础学科领域的投入。在遴选项目过程中，加强管理机构的专业性与管理过程的透明性，引入行业专家，完善基金评审与考核机制，在专业性之外减少行政干预。应用公共部门的资金与政策持续引进高水平人才。完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为高风险领域的转化探索提供支持。
支付改革与商保推出，引入增量为创新支付合理溢价。打通医院用药数据体系，加速商业保险入场，发掘商保筹资潜力，为医药行业共付筹资体系引入增量，缓和国家医保远期支付负担。进一步降低新药进入保险体系的准入成本，完善用药评价体系与用药管理体系，以临床价值与患者获益为导向，合理高效使用医保资金。支持原创新高定价体系，高风险高回报利益机制加速融资分层，反哺高风险原研创新。
资金分层提升创新研发的风险鉴别与抵御能力。创新融资与常规融资分层，提高创新资金融资进入门槛，提升项目失败耐受度；投资机构分层，专业人投专业项目，提升创新项目真伪辨识度，并反哺药监局对全新项目监管能力；积极探索金融衍生业务，稀释单个创新药项目失败的影响。
继续优化审批制度，鼓励前沿创新。进一步挤出前沿领域创新的制度成本，适时完善专利与数据保护制度，同时设立社会化激励机制，合理引导企业创新方向，提升临床前及临床资源配置效率，鼓励原始创新。扩充监管系统，开展符合全球创新标准的系统性培训项目与能力建设体系，提升监管机构专业化能力，配套发展源头创新审批与复议体系。
附：《创新：不灭的火炬——科技与产业链发展研究报告》目录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