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食同源”的华夏饮食养生思想的西传

唐朝时，中原文明对西域的影响极为强烈，西域各民族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汉文字在西域广泛使用，汉文典籍的使用和传抄盛行，加之汉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得汉文化全方位、深层次地进入西域各地社会生活。

据考古发现，20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阿那塔那唐墓中也有12岁儿童卜天寿于公元701年（景龙四年）抄写的《论语郑氏注》《史记》《汉书》等汉文典籍残卷。公元5世纪—11世纪的敦煌文书中即有汉文书写的医学、历书、类书等。这些典籍沿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敦煌、高昌甚至越过葱岭进入中亚、西亚地区。

其中，医药类典籍包含着“药食同源”的华夏饮食养生思想，也随之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传播，并对当地人们的饮食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药食同源”，也称“医食相通”，是华夏饮食思想中极为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

华夏先民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生发出“视食为养”的思想，《淮南子》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可见，上古时代药与食不分，无毒者可就，有毒者当避。这也是“药食同源”最早的缘起，食物与身体的保健和疾病的治疗建立了历史性的关系纽带，人在健康的时候，食物是保障身体机能得以运转的原料；而当人体处于非健康状态时，食物则可能成为医药、具有治疗疾病的效果。

《黄帝内经》作为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创立了食物五味的概念、五味与五脏相关的理论、食物五类的划分原则以及药食配制的原则与禁忌。

《周礼》中强调“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礼记》中提到药食的调配和四时运用原则，亦是对“药食同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此后，《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书中均贯穿了饮食养生、饮食治疾的理念。

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医学典籍也是饮食养生保健典籍，历代编著的正史中将医书与食书归为一类，同时医生大多懂得饮食烹饪，常常根据患者的病情处以食方疗疾。

到隋唐时期，随着西北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代，华夏饮食养生与保健思想等也随着中国医学典籍在西北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而传播。如《新修本草》和孟诜的《食疗本草》唐代手抄本残卷，在敦煌石窟中与大量古代文献被发现。

《食疗本草》的作者孟诜（约621—713），唐朝医学家，汝州梁县（今河南临县）人，曾举进士，官至光禄大夫，他年轻时喜好医药，后长于食疗与养生术。

《食疗本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学和食物治疗专门著作，共3卷，收集本草药物200余种，对其食性、功能、主治作了辨析和论述，并鉴别异同，指示禁忌，记载了单方，有的还附有形态、修治、产地等论述，另外还记有不同地域所产食物和南北方不同的饮食习惯以及妊产妇、小儿饮食宜忌等。

书中所载食物多为常用的谷物、蔬菜、果品、肉类和动物脏器等。如粳米：主益气，止烦（止）泻。仓粳米，炊做干饭食之，止痢。又补中益气，健筋骨，通血脉，起阳道。绿豆：补益，和五藏，安精神，行十二经脉；橘，止泄痢，食之，下食，开胸膈痰实结气；萝卜：利五藏，轻身益气，根，消食下气，甚利关节，除五藏中风，练五藏中恶气。服之令人白净肌细。鲤鱼：肉，白煮食之，疗水肿脚满，下气。石蜜（乳糖）：和枣肉及巨胜人作末为丸，每食后含一丸如李核大，咽之津，润肺气，助五藏津。

《食疗本草》原书已佚，佚文见于《证类本草》《医心方》等书中。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历代经营，敦煌已经成为中西交通的枢纽、西北丝绸之路南北两条大道的汇合点，凡从内陆运往西域的各类货物均在此地储屯。

王孝先在《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一书中认为，公元1907年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医药典籍，与当时西域从内陆学习医药技术知识有关，很可能是西域的伊、西、庭三州医博士在教授生徒时从内陆抄写的医学书籍的一部分。

据《敦煌中医药精萃发微》的统计，石窟《新修本草》残卷，自甘遂至白敛共三十味药；《食疗本草》手抄本残卷，自石榴起至芋，共二十六味药，为原书篇幅的十分之一。

这两部唐朝药物学著作手抄本残卷在敦煌石窟被发现，表明唐朝时“药食同源”的华夏饮食养生思想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