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刀队”闻名的二十九军，根子在西北，为何出身却是东北军？
二十九军这个番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大名鼎鼎的，尤其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更是国人引以为豪的一支英雄部队。
人们都知道二十九军是西北军，但是这支部队正式组建时，却隶属于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二十九军为什么会跟八竿子扯不到的东北军发生关联呢？这还要从中原大战说起。
二十九军“大刀队”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内派系矛盾骤然增加，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绥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闹得分崩离析，以蒋介石为一方，以李、阎、冯为一方，双方爆发了中原大战。
1930年5月到10月，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反蒋军队在中原地区大打出手，爆发了近现代史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军阀混战，最终还是蒋介石更胜一筹，靠着军事、政治多种手段，再加上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支持，本就十分松散的反蒋联盟土崩瓦解，蒋介石彻底打败了对其威胁最大的各派军事力量。
中原大战使得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晋绥军和桂系虽受到打击，但还保留住了基本盘，实力受损最大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
西北军过去赖以起家的地盘十分贫瘠，这次进入中原逐鹿天下，免不了受到“糖衣炮弹”的进攻，韩复渠、石友三、孙殿英、庞炳勋等人首鼠两端，在蒋介石抬去的成箱大洋和许诺的高官厚禄中纷纷倒戈，弃冯玉祥而去投靠了蒋介石。
冯玉祥自身难保，自己也成了国民政府的“通缉犯”，最后只能去了苏联“出国考察”。凝聚在冯玉祥旗下的西北军被彻底瓦解，并在以后分裂成了大大小小各个派系。
冯玉祥
当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不可逆转地败下阵来的时候，部队七零八落，最后一归拢，西北军的残部主要剩下这几支：
3师张仁杰、2师鲍刚，以及张遂印、童玉振等零星部队，退到晋东南的晋城一带，约有万人左右；6师张自忠部在其参谋长张克侠的率领下，将部队撤退到山西曲沃，部队建制还算完整；11军冯治安、12军刘汝明、23师魏凤楼、25师赵登禹等残部由垣曲突围渡河到达晋西南的运城一带，约有数千人；此外还有鹿钟麟一部。
退往山西的西北军残部，多是追随冯玉祥的忠诚骨干人员。西北军虽然与晋绥军结成了反蒋联盟，但是反蒋失败以后却受到晋绥军歧视和排挤，他们驻扎所在的晋西南、晋东南地区又非常贫困，亟须粮饷与地盘，让这万余人马休养生息。
蒋介石对这些人看着是非常不顺眼的，他担心有一天冯玉祥东山再起的时候，这些人率部投靠。蒋介石想彻底消灭之，不给西北军留下一点余脉，养虎遗患。但是张学良却站出来表示反对。
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得到了华北的地盘，这是他帮助蒋介石所得的回馈大礼，但仅靠东北军的力量难以处处设防，张学良便想把这些西北军残部收留改编，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实力，一方面对冯玉祥也算是个交代。冯玉祥毕竟是个风云人物，交好冯玉祥对张学良有百利无一害。
少帅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给，一番权衡之下，1930年11月12日，蒋介石邀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务会议。会议决定，将晋军及西北军整编为边防军，由张学良负全责予以办理，整编后部队归其节制。
晋绥军很好整编，因为阎锡山虽然下野，但晋绥军建制保留完整，山西省的地盘还是阎锡山的天下，中央军也没有开进。晋绥军正规部队整编为32、33、34、35四个军，其余部队以正太护路军、独立旅、骑兵团、炮兵团等名义进行了整编，结果还算理想。
西北军就难得多了，部队建制被彻底打乱，余部四分五裂，张学良即使有心拉西北军一把，也得找个主事的人出面收拾残局。
为了寻找出路，西北军各路人马通过各种关系，与张学良接触，积极运作整编事宜。冯玉祥虽然出国，但他还是西北军众将的“精神领袖”和实际掌门人，主事之人必须通过冯玉祥这一关。冯玉祥昔日手下有“西北五虎”，但在此番变故之后李鸣钟投靠蒋介石、刘郁芬势力丧尽、张之江淡出军界、鹿钟麟下野，而孙良诚虽有一定实力，但“动作粗笨，语言粗野”，张学良认为都不可大用。
经过考察，张学良认为只有“宋（哲元）为人诚实廉洁可靠”。宋哲元相比于当时流落山西的其他将领，其素质确实要优于他们。张学良对宋哲元的好感，以及他对冯玉祥的忠诚，使其占得了先机。
在联系整编的过程中，张学良派萧振瀛穿梭于自己与蒋介石和西北军余部之间说项。
萧振瀛
萧振瀛祖籍山东文登，其祖父闯关东，他们一家就此落户东北。早期他在东北热心宣传“三民主义”，被张作霖当局驱逐，他在北京闯荡时结识了以“不扰民，真爱民”著名的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李鸣钟，因爱国志向相同，遂投其麾下，成为西北军的一员。
萧振瀛热心地方建设，修筑城乡，开垦黄河后套，成绩斐然。当西北军出征时，萧振瀛主动筹办军粮，征购大批物资，使军需供应不虞。萧振瀛还曾在宋哲元主政下的陕西省任西安市长，与宋哲元关系也很日益密切。
萧振瀛凭借自己在东北、西北的渊源与优势，与各路人士频繁沟通，还说服了西北军实力派张自忠、赵登禹等人，使他们一致同意由宋哲元牵头。按冯玉祥的命令，宋哲元到太原与萧振瀛等共同谋划，寻找一个让西北军继续生存下去的办法。
1930年12月18日至24日，他们大体商妥了一个改编方案，由宋哲元负责将残余的西北军改编为一个军，辖两个师。在众将领的拥戴下，宋哲元出任军长。
张自忠出任其中一个师长，另外一个师长，他极力推荐隐居在北平的冯治安担任。冯治安是宋哲元的嫡系，手无兵卒，但冯治安与赵登禹关系甚好，冯治安出面以赵的基本部队原25师为核心，组建成师，这让赵登禹也很满意。
大家商定：以后如有发展，除宋哲元永远是首领外，一定按照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的次序，依次升迁，决不变更。众将还商定，举凡二十九军的大政均由宋哲元、萧振瀛、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张维藩、秦德纯8人集体会商决定，老西北军最后的一支血脉必要精诚团结。
西北军改编情况由宋哲元亲自会晤回国的冯玉祥并当面告知。闻之部队改编方案已妥当，冯玉祥大喜过望，嘱托宋哲元把这点西北军“火种”带好。张学良派萧振瀛向南京方面汇报，西北军的改编方案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
宋哲元
1931年1月16日，蒋介石、张学良以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的名义联衔通电，任命宋哲元为陆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
这支西北军余部之所以被授予东北边防军第三军，是因为东北边防军在序列编排上已有第一、第二军。从此，国民军、西北军的名号彻底取消。
宋哲元任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刘汝明、秦德纯任副军长。冯治安和张自忠分别出任第一师师长和第二师师长。
另外，庞炳勋、孙殿英两部也划归宋哲元节制。另一位西北军大将刘汝明的资历仅次于宋哲元，但他自己没有别的出路，只能依附宋哲元，以暂编师的名义隶属。
直到1931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军队进行编制的统一，全部按数字番号排列，东北边防军第三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日后大名鼎鼎的二十九军正式诞生了。
新的二十九军仍由宋哲元担任军长，副军长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分别任37师、38师和暂编2师师长，军官教导团团长为佟麟阁，二十九军总兵力约3万人。
改编后，二十九军仍在山西南部驻扎，这里地瘠民穷，粮饷筹措艰难。萧振瀛再次为二十九军立下功勋，他带着西北军众将筹措2万元购置的贵重物品由，带着进京走孔祥熙的门路见蒋介石。
萧振瀛揣摩蒋介石的心态，对蒋说到：西北军与阎锡山有世仇，官兵恨阎入骨，宋哲元愿意率领部队进驻阳泉作为根据地监视阎锡山，效忠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闻听此言十分高兴，他最喜欢“借刀杀人”的办法，他不但爽快地同意了二十九军的移防计划，还大方地拨付50万现款充作军饷。
为了瞒过阎锡山的耳目，二十九军大军齐备、秘密出发，赵登禹部一夜进占榆次车站，炮位冲向太原；张自忠一夜进驻阳泉，严加守备；冯治安、刘汝明两部抵达和顺，与阳泉呼应。阎锡山知晓后，拍大腿懊恼也晚了。
萧振瀛绘制了二十九军驻扎图，派人呈送张学良。张学良大笑说：“二十九军不但能解决西北军残余之改编问题，淘汰军阀之残余，保存爱国之志士，更将能在华北起稳定之作用”。
宋哲元与蒋介石
二十九军确实做到了堂堂正正，宋哲元也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今天归顺明天反叛，二十九军的表现让蒋介石十分满意。
日军侵略中国东北以后，又觊觎察哈尔、热河。环顾国民党在华北方面的驻军，只有二十九军能战、敢战，1932年8月，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随即移防冀察两省，他们终于可以不再寄人篱下，获得一块稳固的地盘了。
在宋哲元的严格治军下，二十九军发扬了老西北军爱国、勇武的传统，1933年，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以“大刀队”闻名于世，杀的日寇尸横遍野，以抗日雄师名扬长城内外。
1934年起，丢掉了关外老家地盘的东北军被迫在张学良的率领下先后到鄂豫皖和陕甘“剿共”，已经在华北立足的二十九军就跟东北军和张学良脱离了关系，从此分道扬镳。二十九军隶属东北军的这段历史，至此也告一段落。
宋哲元主政华北后，在选择抗日还是亲日上曾态度暧昧，他虽爱国，可骨子里依然是个旧式军阀，好在他始终没有做汉奸，更抵制了蒋介石要求他率军南下“剿共”的命令。
二十九军能够建军，无疑要感谢张学良的高抬贵手，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他总算使得数万西北军将士在东北边防军的名义下获得喘息之机。到“七七事变”前，二十九军已经发展到了十万之众。卢沟桥一战，二十九军延续了他们的血性，为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人，也都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