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善伟 | 审判女巫，得到的是清除异己还是性别枷锁？

摘要：男权重构与女性成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有密切的联系。自中世纪盛期以来, 女性在社会、经济和宗教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 这引起了男权社会的忧虑, 而猎巫运动则为男权的重构和强化对女性的控制提供了一种机会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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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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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 (15—18世纪初) , 欧洲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猎巫运动。据统计, 在这场延续了三个多世纪的猎巫运动中, 大约有10—20万巫师受到了审判, 其中大约有5—10万被处死。而女巫则占了其中的75%—80%, 以至于许多西方学者把这次猎巫看作是一场主要针对女性的迫害运动。那么, 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欧洲的猎巫运动何以把女性作为主要的迫害对象呢?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从该时期男权重构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笔者认为,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 欧洲文明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也面临着重新调整, 两性关系自然也不例外。而在两性关系的调整中, 男权社会的重构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对女巫的迫害就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是说, 巫术指控成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女性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

一

自11世纪以降, 女性在欧洲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其地位也有所提高。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 尽管把女性看作是罪恶之根源的消极女性观一直在中世纪的欧洲占有主导地位, 但是把女性看作是值得崇拜和保护的对象的积极的女性观, 即一种尊重女性, 强调两性平等的潮流自中世纪盛期开始也在欧洲社会变得较为多见。在宗教界, 那就是圣母崇拜的流行和一些教士宣扬男女平等的思想。如教士罗伯特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积极宣传者, 但他的女性观则是相当独特的。他宣称:“女性不仅与男性是平等的, 而且还要优越于男性。”他认为, “与男性相比, 那些有身份的女性往往是一些更为优秀的管理者。”结果, 众多男女追随他。1099年, 在一些贵族的资助下, 他建立了一所献给圣母玛利亚的修道院。在世俗社会则是宫廷之爱的传播。宫廷之爱宣扬爱情至上、两性平等。它在上层社会的广泛流行使得尊重和保护女性成为了贵族社会中的一种风尚。正是在宫廷之爱流行的时期, “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种巨大的转变”。在文艺复兴时代, 这种积极的女性观得到了更多人文主义者的赞同。如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效仿古典作家普卢塔克的《名人传》, 写成《关于著名的女性》一书, 为古代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的著名女性立传。他认为, 那些以忠诚、勇敢和优秀品德而著称的女性同样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楷模。薄伽丘为著名女性树碑立传的做法则为后世的许多作家所效仿。被称之为“第一位女权主义者”的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则写了一系列为女性辩护的著作, 其中最著名的则是《女性之城》。她详细探讨了广为流行的厌女症思想的根源, 认为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在于她们缺乏教育, 在经济和社会上处于依附的地位。胡安·路易斯·瓦埃乌斯 (Juan Luis Vives) 、狄赛德留斯·伊拉斯谟和托马斯·埃利奥特这三位重要的人文主义者都把所有女性看作是在精神上与男性平等的, 并强调要使女性 (至少是上层社会的女性) 接受教育。德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科尼勒斯·阿古里帕则认为, 女性与男性不仅是平等的, 而且还要优越于男性。人文主义者的这些论见对传统的消极女性观无疑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冲击。

其二, 与此同时, 女性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作用也日益凸现出来。贵族女性利用大批贵族因十字军东征等各种战争离家 (其中许多人死于战争当中) 的机会, 获得家庭财产的拥有权和管理权, 不仅如此, 她们还涉足公共领域:控制骑士、控制法庭案件的审理等。在法国就存在着大量此类的事例。如威廉·高齐二世 (William Gouet Ⅱ) 的夫人布劳的欧斯塔奇 (Eustachia of Brou) 常常与丈夫一起确认其附庸所缴纳的贡物, 她还同丈夫一起听取法庭案件的审理。当其丈夫参加十字军东征后, 她就经常主持法庭审理案件。当她的丈夫在1115年左右回来时, 他发现家中的封地管理良好, 秩序井然。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表明, 拥有土地的贵族女性在欧洲大陆并非罕见。而女性地位和声誉之提高的一个重要体现则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所出现的大量随母姓的事例。例如在公元8、9两个世纪中, 随母姓的人还相当少, 但从10世纪开始, 随母姓的人大量增加。这种变化在法国南部尤为明显。如从10至12世纪这三个世纪中, 法国南部随母姓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12%、10%。在城市中, 女性几乎参与到了所有的行业当中, 并在其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艾丁勒·保力的《行业书》中记载了当时巴黎众多行会的行规, 在他所列举的巴黎100个行业中, 有6个行业是完全由妇女从事的, 而在另80个行业中也有妇女劳动。也就是说, 在这100个行业中, 妇女参与其中的就有86个。在1319年伦敦的纳税登记册中, 妇女占所有纳税人的4%;约克1381年人头税的纳税册上列了203个劳动者, 其中53个是妇女。由此看出, 尽管以独立身份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女性的比率较低, 但是她们却成为了其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在纺织、酿酒和零售业中, 女性则占据了优势。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普通女性除了在家庭经济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外, 她们 (如接生婆、乳母、照顾生育的母亲和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女佣、女治疗者等) 还几乎垄断了与孩子的生养和女性疾病的治疗相关的所有工作。

其三, 在中世纪后期, 女性在宗教中的作用也是相当突出的。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 在官方确认的圣徒中, 在13世纪之前, 女圣徒仅占12%, 而至15世纪, 女圣徒的比率则达到了28%。在神秘主义的传播中, 也有众多杰出女性的参与, 如著名的女神秘主义者锡耶纳的凯瑟琳、弗利吉诺的安吉拉、专门由女性创立的贝居安女修会的女修士玛格丽特·普艾蒂等。可见, 正是在其中, 女性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了体现。正如论者所言:“在中世纪社会中, 女性出现在正统教会改革、异端和巫术——所有这三者——中的频率要大大高于她们在任何其他地方出现的频率, 这一事实表明, 她们感到被剥夺的不是财富, 而是作为一个人应得到的尊严与价值。女性的这些活动反过来又打乱甚至威胁到了男性所固有的地位。”另一位学者也论道:“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思想以敏锐和富于创造性的方式使性别界限趋于混杂并横越了性别界限。尤其是女性的宗教似乎已经抛弃了男性与女性、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 并试图通过强调其与上帝的相交而救赎其肉身来取代之。”

总而言之, 自中世纪盛期以来, 女性在社会、经济和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已经在许多方面逾越了男权社会所规定的界限。这种状况已引起了男性权威们的忧虑。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 伴随着新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社会的转型, 人们迫切需要对两性关系重新加以审视和建构。那么, 两性关系是如何重新加以建构的呢?

二

在猎巫运动期间, 欧洲社会两性关系的建构不是弱化或打破旧有的男权社会, 而是对之加以重新确证, 以达到对女性的全面社会控制, 从而使她们遵循男权社会的准则去行事。此即劳伦·斯通所谓的“父权制的强化”。在这种背景下, 那种强调女性贞洁、缄默、温顺的传统女性观不仅得以重新流行, 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猎巫运动期间, 这种传统的消极女性观是相当盛行的。这在当时许多布道和宣传性的小册子中就有着鲜明的体现。如17世纪末的一位教士在其布道词中就讲道, 女性应对原罪负责, 而且她们通过使男性与其肉体结合而将男性引入毁灭, 因此“她在给男性带来如此多的危害和不幸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所以她应当积极地承诺去取悦和安慰男性, 这几乎是公正和公平的”。而在16世纪后期的教诲文学和新教的家庭手册中, 也重新强调女性作为小孩子之抚育者和照看者的角色。实际上, 这种传统女性观的强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字和口头上, 还体现在具体的行动当中。猎巫运动则为之提供了一个机会和一种借口。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 欧洲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诞生。这种巨大的变化也导致了该时期男女权利关系在经济领域发生了冲突, 其结果则是男性最终获得了胜利, 并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自15世纪后期开始, 在诸如纺织、酿酒、零售、治疗等这些原本主要由女性从事的行业中, 女性遭到排斥或者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1461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城的市政当局通过法令, 禁止妻子、女儿和织工的女仆去纺织作坊工作。在日内瓦, 主人断然拒绝将其技艺传授给女儿们甚至其妻子。一些德国的城市则限制寡妇的工作。根据规定, 商店老板去世后, 其寡妻只能经营一年或两年就必须停业。而后来, 则只允许她们开业几个月, 并声称, 这是为了让“国王的人民” (即男人们) 不失掉工作。原先主要由女性所经营的零售业至16和17世纪也逐渐为男性所取代。酿酒业也是如此。女性大量地被排斥于新兴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之外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 如该时期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减少等。与此同时, 它也与传统女性观的强化有关。例如, 把持市政的男人“把自立的女人视为有某种嫌疑的人”, 至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 这种观念得到进一步加强, 政府认为“未婚的自立女性对他们的道德秩序是个威胁”。而猎巫者也乘机对女性加以迫害。如在1571年, 一位名叫多丽特·尼珀斯的女商人在丹麦的埃尔锡诺被指控从事巫术并被处死。而其中的真实原因则是, 她是一群女商人的首领, 当市议会命令她停止经商时, 她却断然拒绝。显然, 她是一位令男性权威们感到不安和讨厌的女性。在啤酒酿造和销售业中, 人们往往把淡啤酒妻子 (alewife) 描绘为“一位古怪、女巫一样的年老女性”、“一位品行不端的女商人”、“像一位恶魔并且是恶魔的亲属”。这导致了人们对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的恐惧和迫害。如在英格兰的埃塞克斯郡, 就有一位啤酒酿造业的妻子被指控为女巫。当然, 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女性被指控为女巫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在医疗行业, 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冲突也相当激烈。而在该行业, 女性被指控为女巫的数量则相当多。那些“有智慧的女性”, 即用民间药物和祈祷或符咒等魔法形式为人治病的女治疗者则更多地被指控为女巫。实际上, 早在13世纪, 随着大学的兴起和医疗行业的专业化, 医疗业逐渐为医学院所控制。新成立的大学拒绝接收女生, 医师行会也很少招收女学徒。有关的法律也几乎只允许授予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以行医执照。如在1322年, 巴黎大学医学院就对一些无行医许可证的治疗者提出指控, 其中包括著名的女医生雅各布·费利西亚, 而对她提出指控的依据则是有关禁止女性行医的法律。1329年的巴伦西亚法令强调:“任何女性都不可以行医或开药, 否则, 就要受到鞭笞之刑;她们可以给小孩和女人看病, 但不能开药方。”1421年, 英格兰的医生们联合向国会提交申请书, 请求限制女性行医。至16世纪, 德国也展开了限制女性行医的讨论。总的来看, 至14世纪, 针对城市中有教养的女治疗者的排斥已经在整个欧洲得以顺利完成, 男医生已经完全控制了上层社会的医疗业。随着猎巫运动的展开, 大规模的消除女治疗者的行动也启动了。许多西方学者对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之巫术案例的研究已经充分肯定:许多遭到指控的女巫确实是有智慧的女性, 而在法国, 那些诉诸于巴黎国会的巫术案例中, 大约有一半是涉及魔法治疗者的指控。正如论者所言:“猎巫运动的目的就是整肃女治疗者的领地, 以便为男性同行开路。”最终, 女治疗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由女性所从事的医学已经死亡;而男性所从事的'科学’的医学获得了胜利”。

除了女治疗者外, 接生婆也受到了众多的限制。自15世纪中期开始, 地方当局和教会权威就出台规章以规范接生婆的行为 (主要是道德方面, 而不是技术方面) , 这与女巫迫害在时间上恰好吻合。确实, 有许多接生婆遭到了巫术指控。如在1587年德国的蒂林艮镇, 一位接生婆被指控用巫术导致了40位婴儿的死亡。而在1728年匈牙利的苏兹盖德, 一位接生婆因以上帝的名义为2000名小孩施行洗礼而遭到巫术指控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是, 对于接生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巫术的指控, 学术界还没有真正搞清楚。一些现代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大量的接生婆也遭到了巫术的指控, 主要是依据两位多名我会的宗教裁判官克拉默和斯布伦吉的《巫术之锤》中的有关论述。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对大量的巫术档案进行分析而认为, 尽管也有一些接生婆遭到了巫术指控, 但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多。虽然一些接生婆遭到了巫术指控, 但是她们仍然存在了下去, 直到18世纪。不过, 在该时期出台的有关法律则对她们进行了更加严厉的限制。

总之, 面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动, 男性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而利用猎捕女巫去限制或排斥女性。而一些历史学家却否认女巫的迫害与男权社会的重构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事实, 这恰恰是由于他们缺乏性别观念所致。

三

男性不仅利用猎巫运动在经济领域去重建其权威, 而且还在社会行为规范方面也利用猎巫运动对女性加以控制, 以使她们的行为符合男性所规定的女性行为准则。通常遭到巫术指控的女性主要有两大类:其一是那些离经叛道的女性, 即那些在宗教和道德方面有越轨行为的女性;其二是那些名声不好的女性, 即那些行为古怪异常、脾气暴躁、说话尖酸刻薄、喜欢吵架与咒骂的女性。

离经叛道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巫术理论家认为, 女巫天生就是邪恶的, 她们利用魔法去伤害人。但是, 这只是她们离经叛道行为的一部分。众多包含在教会法庭记录中的司法证词表明, 许多女性也因其他不道德的行为而容易遭到巫术指控, 如没有到教堂做礼拜、搅乱安息日、通奸、堕胎、杀婴、乱伦、卖淫、搞同性恋。例如在1613年, 英国的一位女性受到了巫术审判, 其中的原因是她生了三个非法的孩子。在瑞士的卢塞恩, 那些被指控从事巫术活动的女性中, 有一些人曾公开谈论性问题, 或者在公开场合展示她们的性行为。那些被怀疑不遵守宗教规范或者毫无宗教信仰的女性也更容易受到巫术的指控。

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 在猎巫运动期间, 杀婴罪和巫术罪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密切联系。在很多案例中, 这两种罪实际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如在1566年英格兰的埃塞克斯郡出版的一本巫术审判小册子中, 就记录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弗朗西斯的女性因从事巫术而遭指控, 同时还涉及到她自行流产和杀婴罪。这一切说明, 对女巫的猎捕已经扩大到所有那些男性权威认为不符合宗教和道德规范的女性, 而不仅仅是那些利用魔法进行伤害的女性。

那些有坏名声的女性也常常成为巫术指控的对象。这是因为, 她们的个性特征不仅容易导致她们与他人 (通常是其邻居) 发生冲突, 而且也容易招致他人的无端怨恨。一旦灾祸发生, 那么她们往往成为人们怀疑的对象, 即怀疑是她们施行巫术造成的。巫术主要是一种乡村现象, 巫术指控常常发生在邻里之间, 尤其是女邻里之间。这类巫术指控通常起始于一位年老的女性与她的一位邻居发生了争吵。年老的女性通常较为贫穷, 而其邻居通常也是一位女性, 并且通常较为年轻。当这位年老女性到其邻居家要食物或某些家用物品或请求进入其田地时, 其邻居拒绝了她的请求。年老女性在走开时则公开咒骂或低声抱怨其邻居。后来, 一些灾祸恰好发生在了这位邻居身上或其家庭中, 如小孩子生病、妻子或丈夫去世、牛或羊死亡、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毁坏了其庄稼、牛奶变酸、黄油无法搅动。于是, 邻居就会回想起这位年老女性的诅咒, 并怀疑这些灾难就是她施行巫术造成的。两位英国学者指出, 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 “'咒骂’是一个带有极强贬义的术语, 其损害性的影响力仅次于'妓女’……作为一个贬义的标签, 它被用于女性身上”。事实也证明, 对确信有咒骂行为的女性的处罚与巫术成为一种主要是女性的犯罪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女巫就是一位“坏心肠的母亲”, 一位不可救药的“长舌妇”, 一位性情粗暴的“悍妇”和高声咒骂的“泼妇”。同时, 由于女巫大多是年老、寡居和独身的女性, 所以她们常常显示出喜欢争吵、容易发脾气、爱搬弄是非等古怪的或反社会的行为。而正是这些不符合男性所规定的女性行为标准的行为使她们成为巫术指控和诉讼的对象。

总之, 不论是离经叛道的女性还是有坏名声的女性, 她们都逾越了男性所规定的女性行为规范。而针对这类女性所进行的巫术指控,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达到对女性进行完全的社会控制。然而, 在西方学术界, 有许多学者却否认猎巫与两性间的冲突有直接的联系, 否认女性被指控为女巫与男权社会的重构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在乡村层面的巫术指控中, 许多发生在女性之间, 即一位女性对另一位女性提出指控, 这表明冲突与斗争并不存在于两性之间而是存在于女性之间。确实, 许多巫术指控发生在女性之间, 但若据此否认二者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则是站不住脚的。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的急剧变化, 确实也加剧了女性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但是, 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要在这种竞争和冲突中取得主动, 就必须遵循男性所规定的好妻子和好母亲标准, 去对抗那些背离这一标准的女性。只有这样, 她们才能获得益处, 得到一种社会和经济的保障。事实上, 众多的女性业已采纳和吸收了男权社会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念, 并使之成为了她们自我意识中的一部分。所以, 当猎巫运动来临之时, 她们能够自觉和主动地加入到指控其他女性的行列之中。同时, 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还被赋予道德监督人的地位和权利。即是说, 她们在社会上还有权监督其他女性的行为。作为道德监督人, 她们受到了尊重, 并且还获得了某些权利。可以说, 女性的这种自我意识和社会角色则是导致大量女性也加入到对其他女性提出巫术指控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论, 女巫迫害与男权社会的重构密切相关。正如论者所言:“虽然巫术迫害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学者确定在女性社会之内, 但是这些巫术迫害却与男性的地位密切相关, 而且也有助于强化——或者有助于重构——男性的地位。”可以说, 猎巫运动为强化对女性的控制和巩固男权地位提供了一种机会和手段。正是通过三个多世纪的对女巫的猎捕, 男权社会得以重新巩固。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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