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华中大学西迁足迹
苍山如屏，洱海似镜。仲夏时节，我们来到云南大理喜洲镇。在华中师范大学大理附属中学校长赵立中的带领下，我们瞻仰了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馆、五台中学、严家大院等与华中大学西迁有关的遗迹，才大致了解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华中大学曾在苍山之麓、洱海之滨7年的办学历程。
一般人也许只知道云南有个西南联大，不知道同时期从内陆迁往云南的还有一所华中大学。
山重水复，路途迢迢。私立武昌华中大学在西迁过程中，克服了交通不便、物资奇缺、水土不服等种种困难。1938年8月，华大师生随身携带教学设备、图书、行李，途以长沙、衡阳等地，一路颠簸抵达桂林，9月下旬在桂林开学。后因日军轰炸，又决定西迁昆明。再次西迁之路更加艰辛，坚定的信念照耀师生勇往直前。西迁分两路进行，一路是师生分两批持越南护照乘汽车至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再乘火车经河内至昆明；一路是设备仪器和大件行李乘卡车经由柳州至贵阳，再到昆明。
1939年3月，华中大学迁往滇西，在云南大理喜洲镇安家。抗日烽火正盛之时，这里依然弦歌不辍。喜洲被称为“上帝也不曾落脚的地方”，其生活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教师们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旧西服，抽的是喜洲土产香烟，但他们安贫乐道，苦中作乐，潜心教学和研究，游国恩、傅懋勋、钱基博、包鹜宾、阴法鲁等教师依然能够硕果累累。在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馆里，我们看到韦卓民校长曾经的住所兼办公室，是那样的昏暗狭小、简陋不堪。紧挨着他住所的教室，也是一样的昏暗、简陋。我们看到，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师生们在校庆会上和各种活动的合影中，依然那么乐观，笑对人生。春暖花开时，师生们还结伴游览苍山洱海，考察民族习俗，用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来共克时艰。
华中大学“向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真实专门人才为主”。在喜洲期间，华大仍然保持严肃、严谨的学术风气。除了正常的教学活动，还开展外文学会、歌咏会、生物学会、无线电学会、民众服务团等社团活动，依然与外界保持着学术交流，先后邀请老舍、徐悲鸿、冯友兰、熊庆来、罗常培、查阜西等名人前来演讲交流，极大地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氛围，学生也在这片远离纷争的净土上刻苦钻研，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师生还理论联系实际，竭诚为当地社会服务。文史哲学者以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为学术方向，对南诏、向国、佛教及夷族语言开展研究，撰写了大批有学术价值的论著。理工科教授有的修旧利废，拼装出滇西第一套发电设备；有的带领学生拦溪筑坝，建立了当地第一座电站；有的研究滇西酒精及油脂工艺，为民生造福；有的研究洱海生物，撰写论文，引起国内外科学界惊叹。
华大师生在求学之余，仍然不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民主思想。1940年，华大学生自发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创办了《苍洱半月刊》《华大桂声》《华大滇声》等期刊，作为宣传抗日与争取民主的园地；1942年日寇侵犯云南，华大学生组织义演《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之母》等戏剧，向当地工商界人士募集法币四万余元，送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一二·一”昆明学生运动时，华大学生写信表示坚决支持。
华大师生艰辛西迁的经历和在滇西艰苦的生活，不禁让人联想到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华大师生又何尝不是靠这种刚强、勇毅、坚定、卓绝的精神顽强挺过来的？
华中大学能够在大理喜洲落脚扎根，与当地一位知名乡绅有极大关系，他的名字叫严子珍。严子珍先生不仅是一位白族富商，而且是一位开明的爱国人士。韦卓民校长到达昆明后，经当时的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介绍，结识了严子珍先生。严子珍建议在苍山下、洱海边的喜洲办学，又协调当地文庙、大慈寺、张氏宗祠用作校舍，还把自己的严家祠堂、海心亭、苍逸图书馆、喜洲小学、五台中学都借作华中大学校舍及教师、学生宿舍。严子珍先生的爱国情怀、教育情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的无私襄助、慈善义举值得我们永远感恩！
为了感谢喜洲人民当年接纳、帮助华中大学，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在大理第二中学（前身为五台中学）正式挂牌华中师范大学大理附属中学，意在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带到滇西，回报、造福喜洲人民。并从2017年开始派驻校长、副校长，实实在在地帮助大理喜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当地培养优秀人才和合格公民。章开沅校长、马敏书记、黄晓梅书记、赵凌云书记、郝芳华校长等历任学校领导，都先后前往大理喜洲，看望附中师生，感谢喜洲人民。2017年11月，90高龄的章开沅老校长长途跋涉来到喜洲，出席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馆开馆仪式，当场为纪念馆题词“饮水思源，感恩喜洲”。
赵立中校长告诉我们，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大理附属中学融合五台中学的“五台精神”和华中师大的“博雅精神”，秉承“自强不息、敦品立学”的校训，坚持“让每一位学生都成长，让每一位教师都成功，让师生每天都有进步”的办学理念，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百姓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可喜可贺！这是对华中大学“西迁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对喜洲人民最好的回报！
（作者系湖北新民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