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文章“境界”

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曾经跟我们说过：“天下文章大抵有三种境界：一、聪明人写老实文章；二、聪明人写聪明文章；三、老实人写老实文章。”当然，这里的文章，主要偏指学术类的论文。老实人写老实文章，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不多说。聪明人写老实文章，我的理解是：有些人很有才华，但写起学术文章来，却严谨朴实，丝毫不花俏，这方面可以王力先生为代表。聪明人写聪明文章，是说有些人才华横溢，（特指文学方面的才华），写起学术文章来，也风趣幽默，可读性很强，这方面可以钱钟书先生为代表。但是我最近读了某先生的《论语名家注读辨误》（岳麓书社2012年版）之后，深深感觉到在这三种境界之外，还应该补充一种，那就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写自以为聪明的文章。

该书主要纠正当前通行的四种影响比较大的《论语》注本，依次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傅佩荣的《解读论语》，共80章（条），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因错解了词义而误”，共20条。其余三类我没有读完（只读了第二类前三条），因为当我读了这第一类20条之后，就感觉后面三类已经没有读的必要了。这第一类20条当中，作者所谓的辨误，其观点、方式真可谓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其怪异之程度，远非“奇葩”一词所能形容。看似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可是20条当中，几乎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在我所见过的诸多研究、注解《论语》的“著作”当中，除了《论语正》（民国石永楙 著）、《孔子原来这么说》（沈善增 著）之外，最牵强附会、自以为是的，大概就要数此书了。

记得朱熹说过：读书要在不疑处有疑。那意思是说，读书要认真钻研，即使平常大家都深信不疑的地方，也不要轻易放过。此公大概秉承了朱熹的此种治学方法，在许多前人意见几乎一致的地方大疑特疑，可惜他运气似乎总是不好，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疑错了。空口无凭，举两个例子。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6章》）

这章中的“敏则有功”，本来很好理解，杨伯峻等人的翻译也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说勤勉工作就会有成绩。但作者却说：“我以为都是误译，即错解了'敏’字的含义。”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四句都是讲你对人家怎样，唯独这一句不涉及他人的'反作用’，单讲自己如何就会'有功’，而且还插在五句中间，这怎么可能呢？”（第47页）《论语》行文本来自由灵活，五个字并列，并非一定要性质相同，“敏”字即使如作者所说，性质跟其他四个字不同，但并列在一起，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且把这一层放过，看作者的正解：

因此我认为，应把“五者”中的“敏”字看做“悯”的借字，“同情、怜悯”的意思，所以“敏则有功”是说：你对别人有同情心，对方就也会同情、支持你的事业，使你更易获得成功。（第47页）

虽然古文言简意赅，含义丰富，但再怎么也不至于区区四个“敏则有功”就可以延伸出“你对别人有同情心，对方就也会同情、支持你的事业，使你更易获得成功。”这样一大段话。如此地异想天开、自说自话，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何况，“敏”字看做“悯”的借字，又有何根据？至少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先例，而且我们知道，假借字一般要音同才能相通用，这两个字在今天读音的确相同，可是在上古音中，一个属“来”部，一个属“真”部，（根据《王力古汉语字典》），读音根本不同，怎么可能互相借用？（如今很多人解释古书，都有此弊病。遇到讲不通或者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读的时候，往往随意找一个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说是通假字。这样来解释古书，简直可以予取予求，想怎么说都行。）

因此，“敏则有功”这句话，还是直接地解释为“勤勉就会有成绩”（敏字有敏捷义，也有勤勉义，《论语》中多用为勤勉义，此处也是。）就可以了，不必为了辨人家之误，千方百计，绕一大弯来作出看似新奇实则谬误的新解。

不该疑而疑的，再来看一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9章》）

这一章并不难解，尤其“民斯为下矣”的“民”字，历来的注家都毫无疑问地解释为人民、老百姓，甚至干脆不解释。可是这位作者却又疑起来了，他说：

现在我来注释这句话中的“民”字：根本不是指“人民”、“老百姓”，而是指谓因生理缺陷而导致顽愚不化的弱智者。（第46页）

“民”字的含义原来竟有如此复杂，真要令人耳目一新，自叹孤陋寡闻了。且看作者进一步的解释：

“民”的原始意义是“盲”，即人瞎了眼，瞎子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差了，自然知识开启困难，于是“民”字有了“懵懂无知者”的引申义。……所以此章最后一句应这样标点：“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该这样翻译：遇到困难了也仍然不知道要学习的人，亦即总是懵懂无知者，则是最下等的了。（第46页）

“民”的这个原始意义我的确没有听说过，于是赶紧查了一下《说文解字》，但许慎只是说：“民，众萌也。”也就是说，“民”的本义是“萌芽”，并非瞎子、弱智者之类的意思。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也没有提到民有弱智义；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也只是说“民”是“萌”的初文（原来的字），也没有提到民有瞎子或弱智义。不过，这倒也非作者凭空杜撰，看了下文，作者交代：

说明一句：我对“民”字的上述解释，是受湖南师范大学谭承耕教授一篇文章的启发而得到的。

原来“民”的这种意思，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来的。至于别人说得对不对，这种解释靠谱不靠谱，他可就不想去辨析了，因为只要对他有利的解释，只要能辨人之误的观点，他都要信手拈来，不用顾虑那么多的。

王力先生说，一个字（词），有字典中的意思，也有语境中的意思。因为字典毕竟是人编的，它不可能穷尽某个字（词）所有的义项，有时候还得根据具体的语境来确定一个字（词）的确切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赋予一个字（词）以某种新的意思，还得结合其他典籍中类似的用法来综合判定。“民”的这种意思，不但整部《论语》中找不到其他语例，即使全部先秦古书中，大概也找不到类似的用法。历来的注家， 一律注释为“人民”“老百姓”或干脆不出注，并非他们都没有作者聪明善思，而是这个词的含义本来就很固定，不必在那上面多费口舌。（雄按：关于“民”字，郭沫若认为其字形象用刀刺入左目，因此有盲的意思，但并不为学界所认同。而且即使民的原始意义真为盲，到了孔子时期也早已无此用法，而多是表示人民、百姓的意思。）

前面谈到朱熹曾说过读书要在不疑处有疑，但他同时还说过，读书要在有疑处不疑。这句话，照我的理解，大概是说，书中的某些问题，由于自身的原因，比如说，传抄的错误，或者语境的缺失，导致虽然疑点重重，可是谁也讲不清楚，实际上可能也根本无法讲清楚。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有疑，也应当不疑，不必去钻牛角尖，硬去求一个正解。可惜，本书的作者却偏偏要在此类有疑处做文章。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辨误的水平，作者净拣《论语》中的硬骨头来啃，专挑那些历来都很难或者其实永远也无法讲清楚的章节，在本来很难讲通或者只能猜测的地方，硬要做成铁案。而这些很难讲通或只能猜测的地方，历来汗牛充栋的《论语》注本中，早已有了千奇百怪的注解，为了超越前人，提出新解，进行辨误，作者只好提出更加千奇百怪的解释。比如：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33章》）

这章也是《论语》中诸多难解的章节之一，关键点在“文莫”这两个字。有的人理解为“黾勉”，有的人则认为这两个字应断开，“文”是指文献知识，“莫”是大概的意思。因为先秦典籍中很少有这两个字连用的，因此“文莫”这两个字具体意思是什么，就几乎只能猜测。既然是猜测，本来可以多种理解并存。但本书作者却一定要认为只有解释为“黾勉”才是正确的，他说：

现在我来冒个险，给“文莫”为什么是“勤勉”、“努力”义一个“恰当的解释”：“文”原指花纹，即就是后来创造的“纹”字（《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此义用于状写人，自然是“皱纹”的意思；“莫”读“慕”时通“幕”，“幕”有“覆盖”义；由于长久一贯地刻苦努力工作会加速人的衰老，使人的脸上皱纹增多，“文莫”即“纹幕”，也就用来指谓人的脸上布满皱纹了，并且成为夸奖人勤劳、刻苦时的比喻说法。——我这解释称得上坚强的论证吗？（第20页）

作者的最后一句反问显然充满了自得，可惜，这样的解释，在我看来，或者在大多数严谨的学者看来，不但谈不上“坚强”，压根连“论证”都算不上——纯粹是信口开河，凭空想象。

其他比如，“克己复礼为仁”，这个“为”字，历来都解释为“是”，但作者竟然认为是“表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也”，这两个“而”字，一般都认为是表示转折作用，讲成“却”，而作者竟然认为：

这里的两个“而”字不是表示并存、转折关系，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由南而北”这种说法中的“而”，相当于“到”。因此，本章正确翻译应该是：一个人由君子堕落为不仁者，这情况可能有的，但决没有小人一跃而成为仁者的事。

“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这个“其”字很明显是一个代词，但作者竟然认为是连词，表示“如果”、“若”的意思。“与师言之道与？”中的“言”，一看而知是“说”，作者竟然认为“言”是助词，无义。“君子道者三”、“夫子自道也”，这两个“道”字，一般认为前一个“道”是道德或品行，后一个“道”是“说”，作者竟然认为两个“道”字都应该通“导”。“知之次也”，“次”字一般都解释为“次一等”，作者竟然认为应该是个名词，意为“处所，源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个“命”一般解释为“天命”，作者竟然解释为“朝命，政令”。“事君数，斯辱矣。”这个“数”字作者竟然解释为“数落”，而全然不考虑臣子何以敢去数落君主。这些种种，看似处处创新，实则条条谬误，考虑到时间和精力的宝贵，我就不一一详细反驳了。

总而言之，作者为了辨误，为了求新，不惜时时冒险，提出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见解，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读者的耳目，震撼着读者的神经。

但是，作者显然自我感觉良好，他认为自己的新解都能站得住脚，不仅如此，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不忘拔高自己的考证成果。比如：“事君数，斯辱矣。”作者认为历来的人解释为“烦琐、密集”是不对的，而应该解释为“数落”， 指谓不厌其烦地列举别人的错处而加以责备。臣子能否敢于不厌其烦地数落君主，作者并不考虑，不但不考虑，他并且发挥道：

人都不愿意被别人再三地指出自己的哪怕是极其微不足道的缺点、错处……他（孔子）发现了这里的一些矛盾，看到了君主与普通人的一个共同的“不愿意”，和这个“不愿意”反映出的人类个体的共同要求，则是他作为思想家而高出他同时代人的杰出之点。所以这一章对于发掘孔子思想，是有重要“资料价值”的。依传统理解，本章的价值就被淹没了。（第12页）

幸亏有他的辨误，孔子的重要思想价值才得以重新被挖掘出来。可惜他不但没有讲对，而且这一章所反映的内容，在孔子的思想当中，绝非重要，即使把这章讲对了，也无论如何是发掘不出什么“重要的资料价值”的。

再比如，“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这个“道”，作者坚决认为应该讲成“导”，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先秦文献中，'道’字可能还没有'言说’的义项。”接着，作者又发挥道：

这……如果得到确证，对我国古代哲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将发生颠覆性的影响，因为这涉及对于《老子》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恒道”中第二个“道”字的理解，而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个“本体论”的主张，可说是建立在将这个“道”字解释为“言说”义的基础之上。（第42页）

说“道”字在先秦文献中没有“言说”义，这真是破天荒的观点。但只要是一个中文系的本科生，大概都会熟知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就选了《孟子·梁惠王上》里的一章，开头就是：“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这个“道”字，明显就是“言说”的意思。若肯再查一下《王力古汉语字典》，则还可以发现，更早的《诗经》中已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的例句，这个“道”也是“言说”的意思。没读过整部《诗经》，这不算什么；偶然忘了《古代汉语》中的《孟子》选文，也情有可原；可是连基本的字书都没查就率尔作出结论——而且还是如此宏观的结论，那就十分地说不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作者所想象的所谓“对我国古代哲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将发生颠覆性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的了。

大概是辨误辨多了，就觉得许多问题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自己能说得通，于是自信心无限膨胀，说出的话，都是带着十二分的肯定。比如：

杨、李二先生把“劝”理解为“人民互相劝勉（勉励）”，可说是犯了他们作为大家极不应该犯的错误。8页

但我以为，他们是舍近求远，故作高深，结果反而解说错了。11页

所以我敢说，在这里，两位先生又错到一起了。34页

既已指出别人的“错误”（雄按：作者所指出的这几家的解释错误，大部分并不误，至少不能那么肯定地裁断为误），而且那么明显，则不免高高在上，将自己想象为最高法官，指点名家，激扬己见：

李泽厚将此句译作“恭敬就不会侮辱人”，就又领会错了。——真不知道李先生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48页

在我见到的本章的译文中，这是错得最少的一种。60页

对他这说法，我的评语是：“方向上”完全正确，但还不够到位。62页

诸如此类的话语，还算是客气的了，至少还不算尖刻。但有时得意之余，不免冷嘲热讽：

关于这一章（雄按：指“先进于礼乐”章。此章本来难解，各家解说大可求同存异。），李零说了一大堆话（共有一千三百多字），大部分不着边际，重要的、着边际的话则是误解。……读者如果确认我对此章的理解不错，会难免作想：名家的话所以有名，有时是因为它错得离奇吧？27页

李零解此章时写了一百余字，但真称得上解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所以我指点不出他的“误处”来。

显然，作者是自以为很聪明的，对于自己所作出的诸多辨误，无疑他也自认为是聪明的。可惜，学术这东西，很多时候光靠聪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的学力作为支撑，否则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看似新解百出，实则谬以千里。从作者轻率地将“敏”借用为“悯”、武断地认为“先秦文献中'道’字没有'言说’义”来看，作者连基本的古典学术素养尚未具备，而且在我所读过的这二十来条的《辨误》中，居然没有一处引用到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这或许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作者的学殖。作者也许熟读《论语》，但对孔子所说的“毋固，毋我，毋意，毋必”，却几乎选择性地予以遗忘。我要强调的是，在其他古典作品的解读上也许可以坚决一点，果断一点，分出正解误解，是非高下，但在《论语》的解读上，却一定要允许多种解说并存，因为《论语》中的许多章节，由于文字的过度简洁，字词的多重含义，以及时代背景的模糊，对话语境的缺失，已经永远无法做出独一无二的、确切不移的解释了，而只能秉承多闻阙疑、谦虚谨慎、开明包容的治学态度，只要在字面上讲得通，语法上不突兀，情理上能符合，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至少不能轻易地说人家错。这一点，在作者的同学金春峰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提到了。遗憾的是，对于老同学委婉的规劝，作者却“很不服气”，在该书中，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只有他说的才是正确的，别人都不行，活生生一学霸。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殆”字，一般有两种解释，一，迷惑（与“罔”对言）；二，危险。读过此书，结合近来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关于《论语》方面的“新解”、“辨误”的著作，我越来越倾向于把“殆”字解释为“危险”。因为如果不加强学习，或学识贫乏，而光光在那边冥思苦想，提出种种新说，轻易地就想超越古今学者，不但一无所获，而且还会贻误他人。不但贻误他人，而且还会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真真是“危乎险哉”！

作者简介：

吴伯雄，福建莆田人，复旦大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以来，时勤时堕。前年颇知发奋，先后著《论语择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点校《宋史翼》。教研之余，颇事笔墨。然外表沉潜宁静，内心张狂躁动。近来性情一变，作别青灯，抛却古卷，转玩公众号，专以文艺创作为事。露才扬己，任取笑于通人；掀天揭地，是快意于吾心。管他儒林文苑，过我诗酒生活。近作一诗，颇示己志，录之于下，以飨知者。诗曰：

也曾静默慕沉潜，

少年头角时峥嵘。

板凳难坐十年冷，

初心不使一尘蒙。

可能骏马作喑马？

到底书生是狂生。

文章著成宣天下，

记取莆阳吴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