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文章“境界”

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曾经跟我们说过:“天下文章大抵有三种境界:一、聪明人写老实文章;二、聪明人写聪明文章;三、老实人写老实文章。”当然,这里的文章,主要偏指学术类的论文。老实人写老实文章,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不多说。聪明人写老实文章,我的理解是:有些人很有才华,但写起学术文章来,却严谨朴实,丝毫不花俏,这方面可以王力先生为代表。聪明人写聪明文章,是说有些人才华横溢,(特指文学方面的才华),写起学术文章来,也风趣幽默,可读性很强,这方面可以钱钟书先生为代表。但是我最近读了某先生的《论语名家注读辨误》(岳麓书社2012年版)之后,深深感觉到在这三种境界之外,还应该补充一种,那就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写自以为聪明的文章。

该书主要纠正当前通行的四种影响比较大的《论语》注本,依次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傅佩荣的《解读论语》,共80章(条),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因错解了词义而误”,共20条。其余三类我没有读完(只读了第二类前三条),因为当我读了这第一类20条之后,就感觉后面三类已经没有读的必要了。这第一类20条当中,作者所谓的辨误,其观点、方式真可谓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其怪异之程度,远非“奇葩”一词所能形容。看似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可是20条当中,几乎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在我所见过的诸多研究、注解《论语》的“著作”当中,除了《论语正》(民国石永楙 著)、《孔子原来这么说》(沈善增 著)之外,最牵强附会、自以为是的,大概就要数此书了。

记得朱熹说过:读书要在不疑处有疑。那意思是说,读书要认真钻研,即使平常大家都深信不疑的地方,也不要轻易放过。此公大概秉承了朱熹的此种治学方法,在许多前人意见几乎一致的地方大疑特疑,可惜他运气似乎总是不好,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疑错了。空口无凭,举两个例子。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6章》)

这章中的“敏则有功”,本来很好理解,杨伯峻等人的翻译也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说勤勉工作就会有成绩。但作者却说:“我以为都是误译,即错解了'敏’字的含义。”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四句都是讲你对人家怎样,唯独这一句不涉及他人的'反作用’,单讲自己如何就会'有功’,而且还插在五句中间,这怎么可能呢?”(第47页)《论语》行文本来自由灵活,五个字并列,并非一定要性质相同,“敏”字即使如作者所说,性质跟其他四个字不同,但并列在一起,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且把这一层放过,看作者的正解:

因此我认为,应把“五者”中的“敏”字看做“悯”的借字,“同情、怜悯”的意思,所以“敏则有功”是说:你对别人有同情心,对方就也会同情、支持你的事业,使你更易获得成功。(第47页)

虽然古文言简意赅,含义丰富,但再怎么也不至于区区四个“敏则有功”就可以延伸出“你对别人有同情心,对方就也会同情、支持你的事业,使你更易获得成功。”这样一大段话。如此地异想天开、自说自话,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何况,“敏”字看做“悯”的借字,又有何根据?至少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先例,而且我们知道,假借字一般要音同才能相通用,这两个字在今天读音的确相同,可是在上古音中,一个属“来”部,一个属“真”部,(根据《王力古汉语字典》),读音根本不同,怎么可能互相借用?(如今很多人解释古书,都有此弊病。遇到讲不通或者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读的时候,往往随意找一个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说是通假字。这样来解释古书,简直可以予取予求,想怎么说都行。)

因此,“敏则有功”这句话,还是直接地解释为“勤勉就会有成绩”(敏字有敏捷义,也有勤勉义,《论语》中多用为勤勉义,此处也是。)就可以了,不必为了辨人家之误,千方百计,绕一大弯来作出看似新奇实则谬误的新解。

不该疑而疑的,再来看一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9章》)

这一章并不难解,尤其“民斯为下矣”的“民”字,历来的注家都毫无疑问地解释为人民、老百姓,甚至干脆不解释。可是这位作者却又疑起来了,他说:

现在我来注释这句话中的“民”字:根本不是指“人民”、“老百姓”,而是指谓因生理缺陷而导致顽愚不化的弱智者。(第46页)

“民”字的含义原来竟有如此复杂,真要令人耳目一新,自叹孤陋寡闻了。且看作者进一步的解释:

“民”的原始意义是“盲”,即人瞎了眼,瞎子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差了,自然知识开启困难,于是“民”字有了“懵懂无知者”的引申义。……所以此章最后一句应这样标点:“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该这样翻译:遇到困难了也仍然不知道要学习的人,亦即总是懵懂无知者,则是最下等的了。(第46页)

“民”的这个原始意义我的确没有听说过,于是赶紧查了一下《说文解字》,但许慎只是说:“民,众萌也。”也就是说,“民”的本义是“萌芽”,并非瞎子、弱智者之类的意思。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也没有提到民有弱智义;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也只是说“民”是“萌”的初文(原来的字),也没有提到民有瞎子或弱智义。不过,这倒也非作者凭空杜撰,看了下文,作者交代:

说明一句:我对“民”字的上述解释,是受湖南师范大学谭承耕教授一篇文章的启发而得到的。

原来“民”的这种意思,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来的。至于别人说得对不对,这种解释靠谱不靠谱,他可就不想去辨析了,因为只要对他有利的解释,只要能辨人之误的观点,他都要信手拈来,不用顾虑那么多的。

王力先生说,一个字(词),有字典中的意思,也有语境中的意思。因为字典毕竟是人编的,它不可能穷尽某个字(词)所有的义项,有时候还得根据具体的语境来确定一个字(词)的确切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赋予一个字(词)以某种新的意思,还得结合其他典籍中类似的用法来综合判定。“民”的这种意思,不但整部《论语》中找不到其他语例,即使全部先秦古书中,大概也找不到类似的用法。历来的注家, 一律注释为“人民”“老百姓”或干脆不出注,并非他们都没有作者聪明善思,而是这个词的含义本来就很固定,不必在那上面多费口舌。(雄按:关于“民”字,郭沫若认为其字形象用刀刺入左目,因此有盲的意思,但并不为学界所认同。而且即使民的原始意义真为盲,到了孔子时期也早已无此用法,而多是表示人民、百姓的意思。)

前面谈到朱熹曾说过读书要在不疑处有疑,但他同时还说过,读书要在有疑处不疑。这句话,照我的理解,大概是说,书中的某些问题,由于自身的原因,比如说,传抄的错误,或者语境的缺失,导致虽然疑点重重,可是谁也讲不清楚,实际上可能也根本无法讲清楚。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有疑,也应当不疑,不必去钻牛角尖,硬去求一个正解。可惜,本书的作者却偏偏要在此类有疑处做文章。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辨误的水平,作者净拣《论语》中的硬骨头来啃,专挑那些历来都很难或者其实永远也无法讲清楚的章节,在本来很难讲通或者只能猜测的地方,硬要做成铁案。而这些很难讲通或只能猜测的地方,历来汗牛充栋的《论语》注本中,早已有了千奇百怪的注解,为了超越前人,提出新解,进行辨误,作者只好提出更加千奇百怪的解释。比如: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33章》)

这章也是《论语》中诸多难解的章节之一,关键点在“文莫”这两个字。有的人理解为“黾勉”,有的人则认为这两个字应断开,“文”是指文献知识,“莫”是大概的意思。因为先秦典籍中很少有这两个字连用的,因此“文莫”这两个字具体意思是什么,就几乎只能猜测。既然是猜测,本来可以多种理解并存。但本书作者却一定要认为只有解释为“黾勉”才是正确的,他说:

现在我来冒个险,给“文莫”为什么是“勤勉”、“努力”义一个“恰当的解释”:“文”原指花纹,即就是后来创造的“纹”字(《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此义用于状写人,自然是“皱纹”的意思;“莫”读“慕”时通“幕”,“幕”有“覆盖”义;由于长久一贯地刻苦努力工作会加速人的衰老,使人的脸上皱纹增多,“文莫”即“纹幕”,也就用来指谓人的脸上布满皱纹了,并且成为夸奖人勤劳、刻苦时的比喻说法。——我这解释称得上坚强的论证吗?(第20页)

作者的最后一句反问显然充满了自得,可惜,这样的解释,在我看来,或者在大多数严谨的学者看来,不但谈不上“坚强”,压根连“论证”都算不上——纯粹是信口开河,凭空想象。

其他比如,“克己复礼为仁”,这个“为”字,历来都解释为“是”,但作者竟然认为是“表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也”,这两个“而”字,一般都认为是表示转折作用,讲成“却”,而作者竟然认为:

这里的两个“而”字不是表示并存、转折关系,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由南而北”这种说法中的“而”,相当于“到”。因此,本章正确翻译应该是:一个人由君子堕落为不仁者,这情况可能有的,但决没有小人一跃而成为仁者的事。

“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这个“其”字很明显是一个代词,但作者竟然认为是连词,表示“如果”、“若”的意思。“与师言之道与?”中的“言”,一看而知是“说”,作者竟然认为“言”是助词,无义。“君子道者三”、“夫子自道也”,这两个“道”字,一般认为前一个“道”是道德或品行,后一个“道”是“说”,作者竟然认为两个“道”字都应该通“导”。“知之次也”,“次”字一般都解释为“次一等”,作者竟然认为应该是个名词,意为“处所,源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个“命”一般解释为“天命”,作者竟然解释为“朝命,政令”。“事君数,斯辱矣。”这个“数”字作者竟然解释为“数落”,而全然不考虑臣子何以敢去数落君主。这些种种,看似处处创新,实则条条谬误,考虑到时间和精力的宝贵,我就不一一详细反驳了。

总而言之,作者为了辨误,为了求新,不惜时时冒险,提出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见解,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读者的耳目,震撼着读者的神经。

但是,作者显然自我感觉良好,他认为自己的新解都能站得住脚,不仅如此,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不忘拔高自己的考证成果。比如:“事君数,斯辱矣。”作者认为历来的人解释为“烦琐、密集”是不对的,而应该解释为“数落”, 指谓不厌其烦地列举别人的错处而加以责备。臣子能否敢于不厌其烦地数落君主,作者并不考虑,不但不考虑,他并且发挥道:

人都不愿意被别人再三地指出自己的哪怕是极其微不足道的缺点、错处……他(孔子)发现了这里的一些矛盾,看到了君主与普通人的一个共同的“不愿意”,和这个“不愿意”反映出的人类个体的共同要求,则是他作为思想家而高出他同时代人的杰出之点。所以这一章对于发掘孔子思想,是有重要“资料价值”的。依传统理解,本章的价值就被淹没了。(第12页)

幸亏有他的辨误,孔子的重要思想价值才得以重新被挖掘出来。可惜他不但没有讲对,而且这一章所反映的内容,在孔子的思想当中,绝非重要,即使把这章讲对了,也无论如何是发掘不出什么“重要的资料价值”的。

再比如,“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这个“道”,作者坚决认为应该讲成“导”,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先秦文献中,'道’字可能还没有'言说’的义项。”接着,作者又发挥道:

这……如果得到确证,对我国古代哲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将发生颠覆性的影响,因为这涉及对于《老子》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恒道”中第二个“道”字的理解,而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个“本体论”的主张,可说是建立在将这个“道”字解释为“言说”义的基础之上。(第42页)

说“道”字在先秦文献中没有“言说”义,这真是破天荒的观点。但只要是一个中文系的本科生,大概都会熟知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就选了《孟子·梁惠王上》里的一章,开头就是:“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这个“道”字,明显就是“言说”的意思。若肯再查一下《王力古汉语字典》,则还可以发现,更早的《诗经》中已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的例句,这个“道”也是“言说”的意思。没读过整部《诗经》,这不算什么;偶然忘了《古代汉语》中的《孟子》选文,也情有可原;可是连基本的字书都没查就率尔作出结论——而且还是如此宏观的结论,那就十分地说不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作者所想象的所谓“对我国古代哲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将发生颠覆性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的了。

大概是辨误辨多了,就觉得许多问题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自己能说得通,于是自信心无限膨胀,说出的话,都是带着十二分的肯定。比如:

杨、李二先生把“劝”理解为“人民互相劝勉(勉励)”,可说是犯了他们作为大家极不应该犯的错误。8页

但我以为,他们是舍近求远,故作高深,结果反而解说错了。11页

所以我敢说,在这里,两位先生又错到一起了。34页

既已指出别人的“错误”(雄按:作者所指出的这几家的解释错误,大部分并不误,至少不能那么肯定地裁断为误),而且那么明显,则不免高高在上,将自己想象为最高法官,指点名家,激扬己见:

李泽厚将此句译作“恭敬就不会侮辱人”,就又领会错了。——真不知道李先生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48页

在我见到的本章的译文中,这是错得最少的一种。60页

对他这说法,我的评语是:“方向上”完全正确,但还不够到位。62页

诸如此类的话语,还算是客气的了,至少还不算尖刻。但有时得意之余,不免冷嘲热讽:

关于这一章(雄按:指“先进于礼乐”章。此章本来难解,各家解说大可求同存异。),李零说了一大堆话(共有一千三百多字),大部分不着边际,重要的、着边际的话则是误解。……读者如果确认我对此章的理解不错,会难免作想:名家的话所以有名,有时是因为它错得离奇吧?27页

李零解此章时写了一百余字,但真称得上解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所以我指点不出他的“误处”来。

显然,作者是自以为很聪明的,对于自己所作出的诸多辨误,无疑他也自认为是聪明的。可惜,学术这东西,很多时候光靠聪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的学力作为支撑,否则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看似新解百出,实则谬以千里。从作者轻率地将“敏”借用为“悯”、武断地认为“先秦文献中'道’字没有'言说’义”来看,作者连基本的古典学术素养尚未具备,而且在我所读过的这二十来条的《辨误》中,居然没有一处引用到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这或许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作者的学殖。作者也许熟读《论语》,但对孔子所说的“毋固,毋我,毋意,毋必”,却几乎选择性地予以遗忘。我要强调的是,在其他古典作品的解读上也许可以坚决一点,果断一点,分出正解误解,是非高下,但在《论语》的解读上,却一定要允许多种解说并存,因为《论语》中的许多章节,由于文字的过度简洁,字词的多重含义,以及时代背景的模糊,对话语境的缺失,已经永远无法做出独一无二的、确切不移的解释了,而只能秉承多闻阙疑、谦虚谨慎、开明包容的治学态度,只要在字面上讲得通,语法上不突兀,情理上能符合,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至少不能轻易地说人家错。这一点,在作者的同学金春峰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提到了。遗憾的是,对于老同学委婉的规劝,作者却“很不服气”,在该书中,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只有他说的才是正确的,别人都不行,活生生一学霸。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殆”字,一般有两种解释,一,迷惑(与“罔”对言);二,危险。读过此书,结合近来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关于《论语》方面的“新解”、“辨误”的著作,我越来越倾向于把“殆”字解释为“危险”。因为如果不加强学习,或学识贫乏,而光光在那边冥思苦想,提出种种新说,轻易地就想超越古今学者,不但一无所获,而且还会贻误他人。不但贻误他人,而且还会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真真是“危乎险哉”!

作者简介:

吴伯雄,福建莆田人,复旦大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以来,时勤时堕。前年颇知发奋,先后著《论语择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点校《宋史翼》。教研之余,颇事笔墨。然外表沉潜宁静,内心张狂躁动。近来性情一变,作别青灯,抛却古卷,转玩公众号,专以文艺创作为事。露才扬己,任取笑于通人;掀天揭地,是快意于吾心。管他儒林文苑,过我诗酒生活。近作一诗,颇示己志,录之于下,以飨知者。诗曰:

也曾静默慕沉潜,

少年头角时峥嵘。

板凳难坐十年冷,

初心不使一尘蒙。

可能骏马作喑马?

到底书生是狂生。

文章著成宣天下,

记取莆阳吴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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