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枫文集 一冒峰山 第四章 苏北海安三同搞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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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苏北海安三同搞四清
20 在平等公社大理大队三同搞“四清”运动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国务院机关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后改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部）工作，外经部是国务院设立的主管对外援助的机构，那时机关员工才60多人，分配来大学生有100多人，干部队伍精干，经三局二处陈铸青处长的简短谈话，我从事援助索马里、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业务工作。
上班后第三天，我参加接待索马里政府经济代表团工作，在北京东郊民巷一所宾馆里举行会谈，主谈人是方毅部长和陈慕华副局长陈处长等，会谈结果，我向索马里援建农场和水利工程两个项目。我第一次见部领导和外宾，打消了恐惧心理开始步入外经工作生涯。
可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1963年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注1)，要全国范围全面展开，要国务院机关派工作队下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工作队,下乡人员出发前在国务院小礼堂受到陈毅副总理的接见，陈老总讲话为工作队下乡送行。
1964年10月，以杜干全委员、成套公司丘山副总经理为领队的对外经委社教工作队来到江苏南通，在南通集训一个月，学习当前的形势、阶级斗争理论、“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针等。11月我被分配到海安县平等公社大理大队，按照部署，第一步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第二步清理阶级队伍；第三步进行“四清”工作；第四步进行整改，建立新的基层政权；
当时为什么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呢？中央认为农村的基层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首先搞清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再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
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是要求工作队员与当地最贫苦的家庭实现“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五个多月的“三同”生活，我又好象回的我的家乡流溪河，苏北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与我们家乡九佛多么相p22
近，我对这种“三同”生活并不感到苦，与其他地区比，海安农民生活是极其困难的，这里虽然解放了近20年，过去还是新四军老区的根据地，农民多年的奋斗没有改变落后的面貌，海安经济落后原因,
一是,没有乡镇工业，单一的农业种植，生产队缺乏资金、技术投入少，产出低. 农民收入无几，几乎全靠生产队“工分”分红，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不到1元钱。
二是农村没有清洁的饮用水;居民饮用河水,
三是农村缺医少药具有普片性，
造成苏北农村贫穷原因何在？当得地村干部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工作队员只能从中央文件，从“前十条”、“后十条”文件中找，当时全国各地的工作队得出的看法是，农村干部的贪污盗窃、铺张浪费，社员和干部之间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农村的关键所在。可是从我们所在的大理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实际调查看，情况不是这样，干部只不过是多吃多占和不下地劳动，社员对本队的干部的意见不大，“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并不尖锐，那些扎根 串连的对象也讲不出所谓“四不清”干部的名堂，“四清”运动如何往下进行，一些工作队只好查“四不清”干部的生活作风，“四不清”干部中的形形式式腐化行为搞得有声有色，那些干部一时抬不起头来。“四清”运动陷入困境。
正当我四清工作无法深入进行时，1965年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注2)，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于是工作队员又集训学习“二十三条”文件，制定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根据布置让我们把“四清”工作对象集中在队长和会计身上，说不定那一个队长或会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当权派的标准怎样定？“23条”没有说，队总部也没制定具体的条文，队员难理解，搞来搞去有些队就找住队长的生活作风不放，我队也认为会计滥用职权搞生活腐化问题严重，始终没能有揪出走资派，“四清”工作草草收兵。
但“四清”工作对解决干部作风和加强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认为农村长期存在“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我利用“四清”收尾的时间对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全队青年中文盲占30%p23
大都数人只读过二年书，文盲率高是农村“愚”的原因；全队没有工业，单一种植，耕作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是“穷”的原因；全公社只有一家低档医院，生产队无任何医药，只有自制自售的土产药材，医药费户均不到100元，农民得病无钱治疗，是“弱”的原因；农民一家一户耕种，没产业化经营，没有协作，是“私”的原因；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将生产搞上去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驻1--“四清”运动 历史背景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央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中央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
——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
——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
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
——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社教”运动问题时，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的严峻性又作了重新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
注2—时政评论
---八届十中全会上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到1965年7月，国营工交系统3.9%的单位开展了“社教”运动。1966年春，全国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尽管它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左”的错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国城乡陷入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全国的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