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读《万集乡下这些年》有感
余治平，男， 1965 年 11 月出生。江苏省洪泽县人。中共党员。哲学博士学位。研究范围与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
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
——读《万集乡下这些年》有感
◎杜宝青
余治平老师是洪泽湖畔走出的哲学家。虽已是知名学者，但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农村娃”。无论身在何方，“三农梦”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孜孜不倦科研人，上下求索出真知。他坚持从农村来，到农村去，用真情、真心、真诚为“三农”问题“问诊把脉”。
2013年国庆刚过，我做好吃闭门羹的心理准备，一人来到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拜见余老师。事实证明，之前是我“想多了”。当我自报姓名和籍贯后，余老师满面微笑，立刻伸出热情的双手，连声说道：“老乡好，老乡好……”那一刻，我的心中倍感温暖。第一次见面，余老师送我一本由他执笔的《哲学慧眼识究竟》。此后，我与余老师之间的沟通交流逐渐增多。学习上、工作上遇到问题，时常请他指点迷津。每次，他都不厌其烦，认真倾听，耐心讲解。
2014年9月2日中午，我又收到余老师的一份珍贵礼物——《万集乡下这些年》。能第一时间从作者手中接过作品，意义自然非凡。这本充满乡土气息和熟悉语言的作品，使我产生强烈共鸣。全书分为五部分，即“人”、“田”、“学”、“俗”、“闹”，多角度、全方位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苏北农村的形象，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我在淮安市淮阴区（原淮阴市淮阴县）的农村生活了15年。记忆中，这15年间，进城的总天数不超过15天。孩提时，有小伙伴为了炫耀自己“见多识广”或者家里有钱，咬紧牙、斜着眼睛、歪着小嘴巴说：“我还去过淮阴呢！”（这里的淮阴指淮阴县县城）可见，当时进城对乡下孩子是多么“奢侈”。15岁那年，我考上淮州中学（原淮阴县中学），才算第一次长时间离开乡下。因为寒暑假还要回淮阴区西宋集镇王码村的老家。
洪泽县与淮阴区，相隔55公里，开车50分钟。这两地，方言、水土、风俗等几乎一样。15年的农村生活阅历，使我对《万集乡下这些年》一书充满了浓厚的感情。书中提到的很多人名、地名、企业名，以及一些方言，我感到十分熟悉和亲切。阅读时，勾勒出一种与作者促膝而谈的意境。总览全书，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有良知，实事求是。引言中，他指出：“自暴家乡短长于天下，虽已对一些人一些事采用曲笔，或化其名，或易其主，或变其由，属辞隐晦，相随虚实，但也还可能因言而得罪于乡党亲朋。”是啊，自暴家乡短长于天下，需何等的勇气，搞不好就得罪了父老乡亲。余老师选取万集为考察对象，固然不是为了揭老乡的短，而是以此为样本进行个案研究，以小见大。书中，余老师没有全盘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万集，而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这点在第三部“村学灭”中体现的尤为突出。消失了的“万集中学”、办不下去的村小、所引发的后续问题，这些笔墨重点对“撤点并校”存在的弊端及其潜在危机进行批评。“一份满意的答卷”，则总结了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成效。相比之下，现今有的学者习惯于批判某种现象或政策，横也不对，竖也不好，不是“左”了，就是“右”了，可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不左不右”。也有学者喜欢揣摩领导意图，经常“吹喇叭”“抬轿子”。例如，《法制周报》刊登的《禁送月饼的反腐意义》一文中出现了“管住一小块月饼，就是堵住了千里之堤的蚁穴，反腐意义不容小觑”的言论，这乃是当今官场夸夸其谈官腔套话的典型。而余老师坚持良知第一，实事求是，对家乡好的方面予以表扬，对不好的也敢于批评，并提出解决之策。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学科融合，有“血”有“肉”。余老师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博士后，理论功底毋庸置疑。几年来，他在读书、写书之余，屡屡回乡察访、调查研究，听乡亲们口述，听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讲解，查阅《洪泽县志》、《万集行志》等快被人们遗忘的史料，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为全书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万集乡下这些年》融统计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哲学于一体。第一部分“乡无郎”，运用了很多数字。这些数字不是简单的摘抄和罗列，而是经过认真归纳、整理，最后得出如今余庄是“空心村”。书中还引用了哲学名言，出自《王阳明全集》、《春秋左传》、《管子》、《淮南子》等。“计生”洪泽1984、贝怀泽的婚姻危机、“信访”奇葩严厚芳等案例，将农村中存在的问题生动呈现在读者眼前。这一幅幅画面，对我而言，十分熟悉。类似的人与事，在我15年的农村生活中也曾遇到过。
三、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书中既有对农村存在问题现象的描述、原因的剖析，也有如何解决该问题的建议。例如第三部分“村学灭”，前面6节重点描写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过程、引发的后续问题、原因驱动与操作过失等，第7节“农村文化生态出现危机”中提出解决“农村城镇化”问题的对策。余老师指出，最高决策层应该有深谋远虑，应该形成全局一盘棋的战略思路，对农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应该有全新的理解和更加明确的定位。还结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宏观指导思想提出破解之策。第五部分围绕信访展开，共9节。文后附有上海社科院“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改革问题系列研究项目”的结项报告。前9节的重点是“怎么看”，而研究报告的重点是“怎么办”。对一个问题进行现象描述、原因分析、是非评论，最终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解决问题是分析问题的落脚点。在《完善群众诉求机制，保障公民权利救济》研究报告中，建议改革现行信访工作方法，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诉求机制。具体包括“取消地方信访排名，减轻地方政府信访压力”“点对点、一对一，改变进京非访的通报方式”“推行信访‘首办责任制’,切实提高案件办结率”“开辟网上信访渠道，拓宽信访申诉空间”等。
关于“信访”，我的感触很深，也很有共鸣。入职以来，我在上海市长宁区某局负责信访工作，每天都会接到大量信访件，有来自12345市民热线、区长信箱、群众来信、市局转办督办以及国家信访局转来的信访件。据观察和回访，群众对信访件办理的满意度还不算高，重复投诉屡见不鲜（有的是恶意投诉）。我也经常思考，如何解决群众对信访处理满意度不高的问题。研究报告建议推行信访“首办责任制”，这让我仿佛遇到了“知己”。希望该制度能引起高层决策者的重视，并予以实施。
四、宏、中、微“三观”结合，“观观”渗透。个案研究类作品，很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是脱离个案泛泛而谈，造成“假大空”，文中所述与考察对象几乎无关，只是偶尔出现考察对象的名字。二是过度围绕个案做文章，将搜集到的资料罗列、摘抄，缺乏高度和深度，造成“以偏概全”。《万集乡下这些年》做到了“三观”的巧妙结合。既有中央、江苏省宏观层面资料，也有淮阴市（现淮安市）、洪泽县中观层面的资料、还有万集镇、纪缪村、余庄乃至各家各户的资料，且各个层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中央的精神对淮阴市产生什么影响，淮阴市的精神对洪泽县产生什么影响，洪泽县精神对万集产生什么影响，万集的精神对余庄村民产生什么影响，层层相扣、紧密相连。这点在第一部分“乡无郎”中得以充分展示。例如，“计划生育”国策推行后，因层层摊派任务、分配指标，最终酿成了余观芬、王定秀夫妇的家庭悲剧。“三观”渗透，符合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哲学道理。余老师是哲学教授，他的作品中除了引用哲学名言，也处处运用哲学方法，体现哲学道理。
五、语言朴实、行文规范，充满乡土气息。作为一名淮安人，我对这本书中的语言十分熟悉。“出礼”“一跐溜”“花头精”“年把”“落好”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方言瞬间引起了我很多回忆。运用方言，主要是为了保持一手资料的“原味”，更能直观、生动、形象地描述出农民的形象。为了让广大读者读懂文章，余老师在书中对方言作了注释，如“落好”，动宾结构，意为积德，得到安慰、益处、口碑等。对当地的风俗，也在注释中予以阐述。例如，谈到红白喜事出礼，按照当地习俗，丧事不请自到，闻讯就应该前往吊孝，而且宜早不宜迟；喜事则不请不到，免得突然光临给主人添加宴席麻烦。详实的注释，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方言的出现，更为全书增加了乡土气息。
“三农”问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至关重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余老师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脚踏实地、忧国忧民。作为才疏学浅，生活、工作阅历匮乏的读者，评论《万集乡这些年》，我深感不安，战战兢兢，生怕有误读误解之处。余老师对农村充满深厚感情，对家乡无比热爱。当年的农村娃，如今成长为著名学者，在他的身上和作品中，处处洋溢正义感、充满正能量。该书的问世，会再次提升受众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