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苏轼雕像

未曾痛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所谓旷达，也是这样，必须体味过人生残酷，才能见到这一种风度的不凡。少年人不知世事，自以为潇洒，多半只是盲目乐观。

海南岛在北宋归广南西路，当时分为琼州、朱崖军、昌化军、万安军四个区。昌化军就是儋州，东坡被发配居住的地方。

东坡到达之后，照例得向朝廷汇报谢恩。《昌化军谢表》中，他说了一堆臣罪该万死之后，又道：“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这番话讲得真是好可怜。海南向来被称为“夷岛绝域”，唐代谪臣杨炎曾写诗叹息：“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去海南，对于当时中原人的震慑力，大约相当于把现代都市人送去亚马逊的食人生番部落。

气候湿热难耐，生存资源匮乏，而且满布化外之民：黎人。黎人不服王化，不交赋税，即使归化了的所谓“熟黎”，官府盘剥狠了，说不得，立刻暴动，历代都让官府十分头痛。

北宋年间，政府采取怀柔政策，岛上气氛还算平和。许多黎人从山林来到平原进行农耕，生活逐渐汉化。不过，身上纹着奇怪的花纹，说着鸟语的他们，还是让文明的大陆来客憎怕。

东坡先生也怕。过海的时候，就已经吓得半死，四川盆地出来的旱鸭子，被海上的风浪吹打得魂飞魄散，好容易上得岸来，左右一看，徘徊无依。

什么都没有。“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暑无寒泉……”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只好重拾惠州故伎俩，到荒地里挖野菜。把那些草叶草茎夸奖成延年益寿的美味。

长日无聊，就和儿子在家里打坐，或上窜下跳抓老鼠逮蝙蝠，烧熟了也算是盘肉食。过得既像苦行僧，又像野人。很快就瘦骨伶仃，还自嘲道：身轻如此，以后可以骑在鸟背上飞回家了。

昌化军使张中是苏轼的铁杆粉丝，借了官舍给父子俩住，没多久，朝廷派人来巡察，大怒，把父子俩赶出去，蹲在桄榔林里淋雨，附近百姓可怜他们，帮忙盖了几间茅草屋。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这封信札，是苏轼刚到海南时写的，简直是遗书，凄凄惶惶，还叫儿子们不要奔丧，说是家风，其实就是怕得狠了，不想儿孙也来虎狼之地送死。抄到这儿，我不禁要微笑了，这才是个真实的苏东坡，七情六欲，他一点也不掩饰啊！

回想在黄州、惠州的谪居生活，我们替东坡的担心就会消失了，每次贬谪之初，东坡先生都是战战兢兢如惊弓之鸟，合乎人之常情，令政敌满意，可最多三个月吧，这家伙就快活了，故态复萌了。

黄州，开荒种菜，研究红烧猪肉的做法，和无赖汉一起偷宰耕牛，半夜翻城墙去喝酒……惠州，潜心于酿酒，把家里的钱都捐出来修桥修路，在“西湖”上修“苏堤”——原则上，他已经不被允许参与地方事务了，他就偷偷地干。

在儋州，他干了些啥呢？

首先，他开了个书院，就是他自己的家，由张中出资，几个黎族书生挑砖搬瓦，在城南盖的几间小平房，他起名“载酒堂”。许多的士子，甚至跨海前来听课。还编课本，教附近的孩子们。

海南人不习惯农业，断粮了，就挖山药之类块根来吃，到处都是荒地。东坡就孜孜地跟人推销农耕的好处，还抄家伙带头挖水井……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尽职的地方官员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这样了。东坡不是改革家，他一直是个脚踏实地的实干者，只是这实干，被“文豪”的名头给遮住了。

跟一个远道来的朋友埋头制造墨锭，把房子烧着了，害得大家半夜起来救火。

带着条土狗，到处找人聊天，不管是仅有的几个读书人，还是村头闲汉、粗野黎人，他都有话说，还挺缠人：“拜托讲个鬼故事吧？一个就行。”别人讲不出，他就自己讲。

做学问，写书，唱和完一百二十首陶渊明的诗——东坡是热情的“陶粉”。在海南，东坡诗写得多，词作得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严肃地总结平生了。

文章，在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是千古事，而诗言志，也很严肃。至于词，只是诗之余，余兴所寄。东坡不是拘谨的人，对词的体裁做了革命性创新，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但终究，言起志来，词不如诗来得正式得体。

千秋岁·次韵少游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说是词，其实说是词形式的诗更恰当。要是给李清照看了，肯定要撇撇嘴，说：“句读不葺之诗尔，又不协音律……”

说到词体，前人总结说：“要渺宜修”；“其文小，其质轻，其径狭，其境隐”……这些创作条框，在东坡的这首词里形同虚设。

上阕写处境：身为臣子，获罪于朝廷，被扔到天外孤岛。斜阳下，一身所在，与长安相距万里之遥——真是落日孤臣心。下阕紧紧跟进，诉说心境，“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竟然将悲惨境遇用一种孤绝的豪气揭过了。“君命重，臣节在”，说君臣之大义，自己身为臣子的节操。“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即使朝廷有可能施恩，自己的旧主张却是再难改的了。

东坡一生为了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付出太大代价，他也曾怀疑过，徘徊过，到了这境遇最艰难时，反倒更坚定了。“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我就这样了，大不了拾几根竹子，搭只小船出海——这倒也是，在海南想出海太容易啦！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夫子当年说这句话时，还有些赌气成分，在今天的东坡，则更多显示的是对毕生信念进行确定后的坦然。句句铿锵，和气的东坡先生，也有风采凛然的一面。

这首词是写来与秦少游唱和的，而少游的《千秋岁》原词是：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少游此时也在贬谪途中，他的小词，就很合乎词体，情境宛转，凄美不可方物。写出来后，照例天下流传，传到丞相曾布耳里，失惊道：“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

果然，不久秦观就与世长辞了。这就是所谓“诗谶”。衡阳太守孔毅甫的话，更佐证了不祥之兆。少游写词时正与孔太守喝酒，少游走后，太守悄悄对身边人道：“秦少游气色很不好，估计活不久了。”

当迷信也罢，但“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把春愁写得如此深重诡谲，的确是非人间的凄厉。东坡估计看出来了，可惜，他坚毅雄浑的次韵，也没能把原词里的隐约鬼气驱散。

秦少游不是苏东坡，他的人生太文艺，充满感伤和戏剧性，不够从容与旷达——而旷达，并不容易。真正的、经得起考验的旷达，要有看透世事的智慧，有对人性的慈悲，还要以强大的内心做后盾。这个人必须知道，他只是宇宙中渺小的个体，多么局限的小人物，有了这份自知，他不会自我膨胀，不会在欲望中失去自我。

同时，他也不会自卑，他仍然拥有“人为万物之灵”的自豪感，不会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不会回避对灵魂的磨砺，这样的人，肉身行走在厚重的大地上，而心灵将高举远翔，飞越生命的艰山险水，得到自由。

真正旷达之人，俯仰天地间而无愧，于东坡，它来自终生对人性的尊重，对士大夫良知与责任感的坚持。人们熟知的没心没肺、促狭胡闹……种种心灵的轻逸，正是被所有这些常人不敢接受的沉重造就的。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一首词，是中秋写来思念弟弟苏辙的。苏辙被贬到循州，正好和苏轼隔海相望。兄弟俩少年时一起离蜀，上京城，中进士，不尽风流风光，然而一入官场岁月催，不胜人生一场醉，聚少离多。

每一年的月亮都是一样的，人却在月光下慢慢转换了容颜。同样是寄与亲兄弟，这一首，与二十年前在山东密州写下的那首《水调歌头》对照，人与事，许多都不一样了。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密州，东坡才四十岁，虽然反对变法被赶出京城，也只是暂时不得志。这一年，变法遇到危机，王安石于内忧外患中罢相，退居金陵。当前局势，危机重重，却也大有希望。东坡也在逆境中怀着热切的政治抱负。

政治肮脏，因为人们总是把政治搞成私欲。但苏东坡写他的政治抱负，就有着琼楼玉宇般的皎洁，他说他想要乘风归去，不理人间俗务，又终于心有所系，不胜天上的孤寒。

这些话，换了个人来说就有些矫情，但苏轼来说，理所当然，你愿意相信他真的是天上谪仙，来这人间走一回。在人间的苏轼，历经艰辛。他的眼与心，随月光移动，明澈地注视着一切悲欢离合，他叹：“此事古难全”。他又微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所有过着中秋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将悠然会心。这是完全中国式的、对于现世无常殷切而又温暖的答案。而于苏氏兄弟，其中更饱含为理想而互勉的心意。

在海南过的中秋节呢？宿命式的感叹，开篇就直击人心的苍凉。这是一首属于老人的词，把风景看透，又对一切怀着淡淡的眷恋。

眉头有愁，发上有霜，座中无客，明月不现，真是挺惨淡的事。但他讲述得平静，让听的人心里更不好受。

每逢佳节倍思亲，看了中秋的月，才知道，亲人有多远，寂寞有多深。那一道海峡，就是不可逾越的天堑。传说又是章惇的主意，非要让兄弟俩隔海相望而不得见。我倒觉得章惇未必无聊至此。

况且，以东坡的性子，政策稍一松动些了，偷偷渡海去见面，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上苍肯给他足够的时间。问题就在于，时间已经不多了。长夜将尽，大梦初醒，这已是最后的时刻。

“海南的月亮，好看吗？”东坡先生北望的目光有些凄凉，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又怎么样呢？幸灾乐祸的人又能如何？明月就是明月，乌云遮它不住。那一轮清光，终究属于东坡，和东坡爱着的人们——哪怕隔着千里，隔着海峡，隔着生与死。

东坡最后还是接到赦令，离开了海南。海南人记住了他。他也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海南人。在一首诗里，他说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犹记得，十几年前，东坡还没有踏上过岭南土地，他的朋友王定国，已经因为“乌台诗案”的牵连被贬往岭南——也算是东坡惹的祸。王定国在那边呆了三年，死了两个儿子，自己也差点一命呜呼，东坡很不好意思见他，怕被当瘟神。王定国倒不小心眼，一回来，就找东坡叙旧。

王家有个歌姬叫柔奴，别名寓娘，女孩是京师人，陪着主人去岭南共患难。她运气比王朝云好，竟然安全回来了。东坡向来怜香惜玉，又好跟女孩子搭讪，就问她：“那边的风土，应该不怎么好吧？”柔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大喜，立刻提笔作词相赠：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东坡为什么这样高兴？无他，遇知音了。这句话正是东坡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同时深受佛老之学影响。

而不管是儒家推崇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还是佛家的识无常之苦，本来无一物；老子的清净无为，庄周的似梦非梦，纵身大化……都在一波又一波的磨难中，被东坡融会，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哲学。

现实中的家园是脆弱的。人只要活在社会中，就会有所求，就会面临得失，就会有忧患之心，然后面临自我处境与价值实现的困惑，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不管走到哪里，是在故乡还是在异乡，心不能安定下来，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快乐。

而当找到内心的安定，那么，无论走到多糟糕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建造成家园，创造出未曾想象过的奇迹。就像词中那个会唱歌的女孩儿，她是上天赐予朋友的礼物，当歌声从她的皓齿间传出，仿佛有风起、雪飞，炎热变成清凉。

此心安处是吾乡，怎样才能做到？

东坡的答案是保持一颗无邪的赤子之心。所谓赤子，并不简单的是“童稚”之意，它是来源于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达到纯粹浑然的一种精神境界。

赤子用最自然的状态迎接所有，当歌则歌，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当怒则怒，毫无滞碍；赤子用善意与好奇打量世界，对污秽有直觉的洞察而不会被传染；赤子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只要做自己就很满意……

东坡就是一个真正具备赤子之心的人，所以，他的生命质量才能够如此厚重，又如此轻盈。

东坡激赏的柔奴姑娘，也同样有赤子之心。她经历磨折，从万里外归来，容颜反而更娇美年轻了。她的微笑里，似乎还带着岭外梅花的清香。就是这样，岁月对那些天真而纯粹的人没有办法，风霜只能让他们变得更美好。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在去世前不久，这样总结一生。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实的滑铁卢，却是他回忆时最大的骄傲。

秦少游曾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少游看自己老看不大明白，评价东坡却有见地。他认为，苏轼的才识中最高深的是他的人生观，其次是治国经世的担当与识见，最后，才是文学。

知道了这一种“苏氏之道”，也就可以理解，在月光下叹息着的苏东坡，须发披霜，满心忧伤的苏东坡，同时也就是那个阳光下快活着的东坡啊！

那个有趣、洒脱、自在的老顽童，顶着西瓜，在田野里边走边唱；和孩童们一起吹着木叶在风中跳跃。

穿庄稼人的斗笠蓑衣，在雨地里蹚水，引得狗吠人笑。

不辞辛苦地走好几里路，到海边采水果。据说那里的水果，如果人们想要带走的话，就会风浪大作。

为泡脚梳头这种小事写诗，并继续吹嘘为养生妙法，还同情大人们不懂这样的好事。

丰收的时候，和农人一起喝酒庆祝，被黎族少女们的花裙团团围住，开心地大醉……

海南的月亮好不好看，还用问吗？

*本文转自：博学读书会  作者：倚楼听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