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史上以难治易乱著称，一千多年前，古人对四川有过这样的评价：“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性事件是武昌起义，但实际上，真正掀起推翻清王朝统治浪潮的，其实是比武昌起义时间更早一些的四川保路运动。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保路运动：“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20世纪初的时候，1903年7月，为了打通千年蜀道，由四川籍的留学日本学生率先倡议，清朝廷决定修建川汉铁路。这条铁路的起点是四川成都，经过简阳、内江、重庆、夔州、宜昌，终点是湖北汉口，全长2000多公里，可以说一旦修通，就是天堑变通途，对四川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当时四川省政府财政拮据，根本拿不出造路所需的5000万两白银，于是只能是想办法跟民间筹措资金，当时公司明确规定了不要洋人一分钱，全部由中国人自己出钱、自己建设。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了，它集资的主要方式，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向四川的3000多万农民和地主发行“股票”。大致操作方式，就是在田租的基础上，把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上，同时给这些人认购相应的“股份”，这样几乎所有四川人，都成为了川汉铁路的利益相关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都热烈期盼着川汉铁路尽快建成通车，这样他们手中的“股票”就能兑换成银子。可以说，川汉铁路名为官督商办，其实就是四川的几千万老百姓在“买单”。可这件事情，终究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直到1909年12月，才正式破土动工，此时距离首次提出修建川汉铁路，已经过去了6年时间了，事情进展之缓慢，令人震怒。但是这还不是最过分的，1911年5月的时候，清朝廷政权摇摇欲坠，清政府为了拿到外国列强的贷款，竟然把正在修建的川汉铁路的路权，直接抵押给了英、美、法、德国的几个银行财团，并且规定之前发给人们的“股票”，一律自动转换成国家铁路股票，而且一概不退换现金。这个消息传到成都之后，舆论一片哗然，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由此开始了。1911年6月12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号召所有四川人同心协力，保护川汉铁路不落入帝国手里，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等等。动静闹得最大的，就是1911年9月7日的“成都血案”。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秘密扣押了张澜等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并对其暴力审讯，成都市民听说之后，迅速聚集到四川总督府，要求释放张澜等人，怒不可遏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共计32人，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成都惨案”一经发生，迅速在四川全省以及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四川多地民众揭竿起义，一个月时间，保路同志会成员就发展到了10万人，并与四川政府军爆发了多次剧烈武装冲突，武装起义的火越烧越旺，清政府在四川的地方统治，开始变得分崩离析。1911年9月25日，比武昌起义还要早15天，四川省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同盟会的第一个县政权，也由此成为了全中国第一个，与清王朝公开决裂的县级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之后清政府派湖北新军，紧急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由此也造成了武汉地区的兵力空虚，这也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制造了绝佳机会。应该说，四川保路运动就像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和导火索。历来许多名人对其评价都非常高，除了孙中山先生，蒋介石也曾说过，辛亥革命“虽然起义于武汉，实则发动于四川，四川保路风潮，实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郭沫若先生也高度评价，“公平且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当由四川人担负，是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担负的，虽然他们并没有革命的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