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异域 风韵同辉 ——汪曾祺与赵树理的民间性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100周年诞辰,赵树理先生去世50周年,虽然两位先贤已经不在人间多年,但人们对他们的怀念和研究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赵树理作为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一度时间还被尊奉为“赵树理方向”,其影响力自然不用说,而之前文学史家们评价并不怎么高的汪曾祺,近年来形成了一股小小的“汪曾祺热”。汪曾祺被有些学者称之为“最后一位士大夫”,属于文人作家的代表人物,赵树理则是新中国民间叙事尤其农村叙事的代表人物。看上去有点不搭,从表现形态上看,一个属于雅的,而一个属于俗的,就写作的题材来看,汪曾祺描写的是南方水乡的灵动和韵致,赵树理描写的则是北方山地的厚重和悠远,可谓南辕北辙,但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居然一种神奇的相通和奇妙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和赵树理一起共过事,新中国成立初期,汪曾祺在《说说唱唱》编辑部担任编辑,后来汪曾祺离开北京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民间文学》担任编辑,而赵树理正是《民间文学》的副主编,汪曾祺还担任过编辑部主任,和赵树理有了较长时间的接触,汪曾祺写的《赵树理同志二事》里面记载过这样一段交往,对赵树理给予了很友善的评价。汪曾祺后来多次提及《说说唱唱》和赵树理共事的经历,认为一个戏曲作家不学习民歌,是写不出好唱词的,写小说的,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可见汪曾祺非常珍惜在《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生涯。有趣的是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文坛的第一篇作品是关于民间文学的,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戏剧,而是一篇名叫《“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的论文4。和赵树理的交往,对民间文学的了解和熟悉,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也是汪曾祺的作品后来经久不衰至今流传的原因之一吧。

一、生活的暖色

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不仅在于从文言走向白话,而在于塑造了一批新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农民形象的出现,成为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人物画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却缺少农民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中国的小说几乎没有正面去触及农民的生活,《水浒传》被称为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但全篇只有一位真正的农民,这个农民甭说和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物相比,就是和阮氏三雄、鼓上蚤相比也是路人甲路人乙,可以说边缘的边缘。这个农民叫陶宗旺,是庄稼田户出身,落草之后,江湖称“九尾龟”,使的兵器很农民,“惯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全篇除了用铁锹作为撒手锏有些农民的个性外,并没有什么与农民有关系的。连号称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都不能塑造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其他的作品就更不用说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则塑造了一大批的农民形象,鲁迅、茅盾、叶圣陶、李劼人等以乡村生活为题材,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尤其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祥林嫂、闰土等都成为典型人物,但受到当时启蒙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些作品中农民基本上是木讷、麻木的悲剧形象。赵树理的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带着前所未有的新鲜的泥土气息,而且带来了崭新的农民形象,无论是《小二黑结婚》还是《李有才板话》,里面的农民形象不再是祥林嫂和闰土般麻木和愚昧,他们健康欢乐,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一改农民身上沉闷、悲凉的受迫害受侮辱的基调,新的农民形象跃出了文坛。可以说赵树理的小说开启中国农民形象的暖色基调,和以前的冷峻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汪曾祺的创作高峰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时正是“伤痕文学”流行的时代,汪曾祺的同代人都是以悲剧的方式来反映历史和现实,而汪曾祺则奉行“人间送小暖”的美学理想,在痛苦的人生中展现人性的光芒和爱的力量。他的《受戒》《大淖记事》都是写底层社会人群的生存状态的,但都以爱的暖意和人性的光辉照射全篇,而短篇小说《岁寒三友》直接写世态炎凉,写生活的困境与窘迫,但小说结尾外面一片大雪里面三人热饮的场景,就是他倾心表达的暖——“人间小温”。汪曾祺小说的暖色调,照亮普通人的生活,以至于他笔下的风景、民俗、俚语等都变得那么可爱,和鲁迅笔下的冷峻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色调写作,无论是暖色调还是冷色调,都是很正常的,都能产生的伟大作品。汪曾祺“人间送小温”的文学理念形成于晚年,之前的创作并没有明确形成“小温”的价值理念,比如早期的《复仇》就是一个基调相对忧郁阴冷的小说,和后来的小说是不同的两个腔调。赵树理的创作源于民间天然的文化形态,而中国民间文化自身的乐观和发自内心的喜感,让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没有忧郁和愁苦。现在很难说当初和赵树理的交往有没有影响到汪曾祺的小说观念的转变,但两人在对待生活采取的非悲剧的痛感的美学观照方式,是相通的。汪曾祺多次提到“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也是对赵树理多年奉行民间写作、民族叙事的一个遥远的呼应。

二、描写民俗的高手

汪曾祺重出文坛,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最热的时候,但他引起人们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话题,而是小说里呈现出来的优美的风俗画。小说里风俗民情的描写,常常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19世纪以来的一些小说被称之为“风俗画”,也是说明小说这方面一大功能。汪曾祺认为民俗风情乃是“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对民俗的描写。赵树理的小说以民间性取胜,土得掉渣,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民间的俚语俗事,时常可以读到那些民间文化的段落,自然可以理解,而汪曾祺以文人雅士著称,但两人在描写民俗风情方面都是高手,都成为小说的亮点。

他们不约而同地描写了当地的特定风俗习惯,汪曾祺的小说很多直接以民俗进入小说,以至于有人惊讶于汪曾祺的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在《受戒》的开头,大片叙述乡村的寺庙生活的习俗,在《大淖记事》的开头也是大段大段地描写大淖这个地方的民俗乡情,犹如一幅慢慢展开的风俗长卷。《受戒》全篇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介绍一个地方的特殊的民俗,比如和尚娶妻生子、赌钱喝酒,甚至在佛殿上杀猪,当和尚也是一种职业,也是为了赚钱营生。受戒是佛教的剃度,是为了到处云游有斋就吃,还“不把钱”,貌似庄严肃穆隆重的盂兰会,反而成了年轻漂亮和尚出风头的机会,善因寺方丈竟然有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赵树理的小说也非常善于描写乡村生活的民俗,《三里湾》也像《受戒》一样细致不厌其详地描述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从东南西北的四个方位来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风俗和功能,例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赵树理描写太行山这样的窑洞民俗文化和汪曾祺对高邮里下河地区的“水文化”民俗,可谓异曲同工,山地文化和水乡文化各自发出自己的光辉。

小说的民俗描写除了能够营造特定的地域氛围和人文环境外,还和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赵树理小说喜欢描写晋东南的婚恋习俗,貌似有点的“猎奇”,有点展示奇风异俗的“嫌疑”,其实是和人物性格的形成和故事的展开密不可分。《小二黑结婚》里关于说媒和相亲的民俗的描写,实际是和小二黑小芹的自由恋爱故事相关联。《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既是一种暗示,也是一种隐喻。

赵树理小说的民俗和人物的性格、人物命运联系得较为密切,汪曾祺的小说不像赵树理的故事性那么强,他追求的散文化让民俗风情风物有时候快成为小说的主体,但即便如此,也不是闲笔,也是小说的整体,是融为一体的。一般认为汪曾祺善写民俗,会写民俗,但他不是一味地无条件见风俗就写。他认为,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很美,也不宜多写,而是与人的行为心理有机地融合,比如放荷灯是里下河悼念亡灵的一种风俗,夜晚,荷灯漂浮着水上在星空中渐渐地离去,场景异常凄美,但汪曾祺认为这个对表达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不太吻合,有点游离于人物感情之外,汪曾祺考虑再三还是舍弃了。《受戒》中的民俗虽多但没有一处游离人物性格之外,比如对盂兰会的描写,其实是和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萌动有着一种潜在的联系。

七月间有些地方做盂兰会,在旷地上放大焰口,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袈裟,飞铙。飞铙就是把十多斤重的大铙钹飞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全部法器皆停,只几十副大铙紧张急促地敲起来。忽然起手,大铙向半空中飞去,一面飞,一面旋转。然后,又落下来,接住。接住不是平平常常地接住,有各种架势,“犀牛望月”“苏秦背剑”……这哪是念经,这是耍杂技。也许是地藏王菩萨爱看这个,但真正因此快乐起来的是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这是年轻漂亮的和尚出风头的机会。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

放焰口是佛事,也是民俗,民俗背后是“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好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这些庙里的“段子”看似闲笔,其实都是在为后面小英子和明海的情窦初开埋下了伏笔。和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应该是六根清净的,而善因寺的这几个和尚娶老婆、杀猪、打牌,充满了人间的世俗气息,很难和佛门圣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对小英子来说,见惯了这些和尚的日常举动,才会主动提出来要给明海当老婆,要不“受戒”仪式刚刚完成,明海怎会和小英子有湖上那样一段让人心旌摇荡的描写:“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这当然是爱情的象征,也是爱情的升华。

《大淖记事》讲这里的婚嫁婚俗,极少是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作者在介绍了这样一种风俗后,接下来巧云妈的私奔和巧云与十一子的相爱就是合乎情理,这里人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汪曾通过风俗的外衣,写出来芸芸众生对人性的诉求,也写出了对于美好生活、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小二黑结婚》的破旧俗、立新风一样,大淖的人们婚俗早就“新社会”了。

三、白描与绰号

汪曾祺和赵树理都是地道的“中国味”,中国味的一大特点就是雅俗共赏,而不是俗不可耐,也不是雅到阳春白雪和者孤寡,所谓的大雅大俗,就是俗中见雅,雅能入俗,这有点像中国哲学的入世和出世的关系。所谓的“大隐隐于市”,也是大俗大雅的意思。汪和赵都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他们深谙影响雅俗之间的那堵墙在哪里,赵树理是从俗入手,俗到极致的时候,反而呈现出一种天然的雅趣。这个极致,当然是作家内心的那杆秤,审美的那杆秤,没有审美的那杆秤,就真的像赵树理说的“地摊文学”了。孙谦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认为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惟妙惟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而汪曾祺的小说曾经非常崇拜伍尔夫等西方现代派的洋气,他对西方现代派的熟稔和理解,落到笔下的时候却都是寻常的大白话,比如《受戒》的开头“明海出家四年了”,和赵树理的口语如出一辙,他们写得最得心应手的,都是中国小说最传统的白描手法,可谓是洗净铅华见真容。

赵和汪都是白描的高手,两者几乎把白描推到当代文学的高峰,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对三仙姑的白描已经成为经典:“三仙姑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赵树理是借美写出了“丑”,而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这样写巧云:“巧云十五,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一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神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睎着;忽然一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走来走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鱼肉、蔬菜……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什么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汪曾祺自己坦陈这段描写受到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这种客观的白描,是中国小说的精华,两者都运用得出神入化。

如果说白描的艺术不能足以说明他们在艺术上的共同追求,因为白描作为中国小说最传统的手法,虽然赵树理和汪曾祺用得高超,但也属于家常手艺,不能说是独家经营的绝技。但在给人物起绰号这样的手段,二者都有着相同的偏爱。王国平在《从“小黑子”到“外号大王”》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论述,比如《异秉》1980年重写的版本,出现了一个“卖活鱼的疤眼”。他得过外症,治愈后左眼留了一个大疤。小学生想起课堂上所学的,在“疤眼”这个外号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步,喊他“巴颜喀拉山”。当然这个外号可能在很多人的中学时代都会给同学起,尤其是学过初一地理课以后。当然美食家汪曾祺起绰号也与吃联系到一起,《非往事·鞋底》有个读小学二年级的八岁孩子,姓萨,整座楼的孩子都叫他“萨其马”。由“萨”而“萨其马”,而《故乡的食物》,写到“蒌蒿”,说小学有个同班同学,姓吕,“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蒌蒿薹子’”。《草木春秋·车前子》,说张家口的山西梆子剧团有个老生演员,外号是“车前子”。这就奇怪了,没说人家姓“车”。原来他的演出无聊无趣,不太受欢迎。他一出场,农民观众才不顾及你的什么颜面,反而“尿点”到了,纷纷起身上厕所。大家打趣说这个人利小便。而车前子这味药材恰好可利小便,于是“车前子”的外号送上门了。在《八千岁》里,主人公号称八千岁,传说是靠八千钱起家的,汪曾祺分析了一下,八千钱也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圆。当地以一百铜圆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圆,八吊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两块七角钱怎么就能起了家呢?再说了,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这些,谁也不去追究,然而死死地认定了他就是八千钱起家的,他就是八千岁!”

与汪曾祺相比,人们记住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不是姓名而是他们的绰号,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大量地使用富有太行山地区民俗风格的绰号:小腿疼、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三仙姑、二诸葛……,比如我们现在提起《小二黑结婚》立马想到就是三仙姑、小诸葛这样性格鲜明的人物,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其语言的魅力也是体现在这些起“名字”的能力上。虽然都是起绰号,汪曾祺还被称之为“外号大王”,但这一点上,赵树理更胜一筹。这也是汪曾祺对赵服气的原因,在语言上汪曾祺看得上的作家不多,恩师沈从文除外,老舍、废名、孙犁,对赵树理的语言也是称赞的。

当然,给人物起绰号也是中国传统小说最常用的手法,《水浒传》里面几乎是个人物绰号的大全,对中国小说的创作影响极大,汪曾祺也曾经著文专门谈过《水浒传》里人物的绰号,可以说,绰号的方式是最中国化的白描手段,是白描中的白描。

四、“山药蛋”与“里下河”

赵树理和汪曾祺的文学贡献还在于影响了一代人的写作,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母版。“赵树理方向”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村题材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李家庄的变迁》几乎成为后来创作长篇小说的一个结构样板,《创业史》《槐树庄》《艳阳天》等都沿袭着他的这种“变迁模式”,遗憾的是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很少有人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赵树理还带出了一个“山药蛋”派。在赵树理小说的影响下,山西出现了当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流派——“山药蛋派”作家群,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山西本土作家创作一批现实感强、风格鲜明的乡土小说,这五位作家,人称“西李马胡孙”,汪曾祺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中也幽默地提及过他们。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旗帜,在当代文学史上尤其在“十七年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各自支撑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使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在苍白之中依稀有几分亮色。赵树理先生创作的《登记》《三里湾》等小说撇开强烈的时代色彩外,还是体现了个人的审美特色。很显然,“赵树理方向”不仅影响了山西作家的写作,对柳青、路遥等人写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是当代乡土现实主义写作的奠基石。“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位。

汪曾祺没有赵树理那么幸运,他自己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不了“头条”的作家,但崇尚汪曾祺风格的作家一直不是少数,汪味小说也在文坛绵延不绝。近年来日渐被文坛关注的里下河文学,则勇敢地举起汪曾祺的大旗,聚集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家。里下河不是一条河,是江苏苏中地区的一块水域,涵盖泰州、扬州、盐城、南通等地,这个地方在当代文学史上涌现了像汪曾祺、李国文、陆文夫、曹文轩、毕飞宇等小说名家,所以有论者称里下河是文学的一条河。和赵树理当年成为“山药蛋派”的一面旗帜不一样的是,里下河文学是汪曾祺去世多年以后,里下河地区的作家长期默默地受他的熏陶,于是尊奉为里下河文学的一面旗帜。近年来出现的小说家朱辉、刘仁前、顾坚、庞余亮、刘春龙、黄跃华以及年轻的庞羽、严孜铭等都深受汪曾祺影响,形成了一个很有特点的作家群,有人称之为“里下河文学流派”。当然,里下河文学作为一个流派可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至少还在成长之中,但赵树理、汪曾祺作为一代宗师,其影响也是流韵久远。

赵树理和汪曾祺都是具中国味的优秀作家,他们都植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这一点对赵树理来说显而易见,而汪曾祺人们只看到他文人的一面,似乎与民间文学关系不大,汪曾祺自己说过:“我曾经编过大约四年《民间文学》,后来写了短篇小说。要问我从民间文学里得到什么具体的益处,这不好回答。这不能像《阿诗玛》里所说的那样:吃饭,饭进到肉里;喝水,水进了血里。”进入到血液里的养分是看不见的,但滋润出来的文字和精神,是骨子里的中国。

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