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与太玄经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创作《太玄》。他的作品都有向孔子看齐的趋向：孔子有《论语》，于是他就作了《法言》，孔子注了《周易》，于是他就作了《太玄》。后世不少人对他这种自充圣人的作法颇有微辞，司马光一开始也是这种看法，但是细读了《太玄》之后，感叹道：“扬子云真大儒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对扬雄推崇倍至，且一棒子就把孟子和荀子给打死了。扬雄泉下有知，估计会内牛满面地握着司马光的手使劲摇晃：“.等了一千多年，我终于碰上伯乐了！”
以圣人自许的扬雄，写起书来也是挑战高难度的。《太玄》成书后，与他同时代的人已经觉得这书太玄了，根本就是故意要人看不懂的（“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据《汉书。扬雄传》记载，刘歆看了这书后，就对扬雄说：“你这是白费劲！如今的学者专家吃着皇粮搞学术，可是连《周易》经典都读不懂，你居然还搞了个《太玄》出来，让不让人混啦！
“太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太玄”就是水的意思。东汉魏伯阳与扬雄时代相去不远，他在《周易参同契》中就说“冰雪得温汤，解释成太玄”，意思就是说，往冰雪上泼盆热水，神马寒冰都会融化成水（太玄）的。
换句话说，《太玄经》就是《水经》。
或曰：什么？《太玄》不是模仿《周易》的么？难道《周易》的主题跟水有关？
要知道扬雄为什么把他的得意之作起名为《太玄》，就要知道“水”在先秦两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可见道家是将水与道相提并论的。
郭店楚墓出土的先秦文献《太一生水》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从这里可以看出，水与“太一”相结合，是生成天地的首要条件。
实际上，玄又指立北斗以成太一，北为水，为玄武之所。
水与“一”的缘分还不止于此：扬雄自己在《太玄》中就已经将“一”这个数字与五行之水联系了起来。（他在《玄数》中指出，一二三四五，分别对应水火木金土这五行）。扬雄又在《檄灵赋》中说：“太易之始，太初之先，冯冯沉沉，奋抟无端。”太易即太一，这个“一”正是古代术士们眼中的道，也是万物之始和天地之母。《老子》即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综上所言，“太玄”所强调的水，和《周易》一样，看中的正是它“生生不息”的寓意，也契合天文。（“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
扬雄死前，将《太玄》和《法言》传给了侯芭。侯芭也算扬雄为数不多的粉丝之一，为他守了三年的丧。可是他没能将《太玄》发扬光大，这部书问世不久就被束之高阁了。
年深月久，虫咬蚁蛀，慢慢就出现了错漏脱落——万幸的是它居然神奇地流传下来了。过了整整一千年，北宋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读懂了这本书的人：邵雍。
若要从古往今来无数人中挑一个真正懂得《太玄》的，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邵雍。这不仅是因为邵雍修养高，学问好，还因为他有师承真传。易学的传承历来重师门，而邵雍正是易学象数一门中集大成的人物。他唯独偏爱前辈扬雄的《太玄》，专门画了《太玄准易图》，还写了《正玄》一书。邵雍的学术与扬雄极其相似，与邵雍并列为北宋五子的二程就说：“尧夫之学大抵似扬雄”，邵雍的粉丝朱熹也说：“康节之学似扬子云。”，李光地则说“邵易似从《太玄》悟出”，又说“先天生卦造图法全用《玄》”，指出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和伏羲六十四卦图均脱胎于《太玄》。
可以说，邵雍是扬雄的真正知音。
《太玄》是拟《周易》而作，因此欲知《周易》，不可不知《太玄》。欲知《太玄》，不可不知邵雍，欲知邵雍，不可不读《皇极经世书》。
邵雍和《皇极经世书》，是解开《太玄》之谜，进而打开《周易》之门的关键。
在《观物外篇》中，邵雍说“历不能无差。今之学历者，但知历法，不知历理。能布算者，落下闳也；能推步者，甘石公也。落下闳但知历法，扬雄知历法又知历理。”
《太玄》为了让人明白易象，原本是附有插图的，书中便有《玄图》一章，专门讲解易图的，如今图已佚，仅存文字——这也从侧面说明，《太玄》所模仿的《周易》原本也应该是有图的。
扬雄的《太玄》共有八十一卦（他管卦叫做“首”），比《周易》还要多了十七卦（首）。扬雄是蜀人，他的故乡，是中华易学的真正发源地。那传说中始画八卦的伏羲，仍然在这一带的彝族中受到崇拜，他与女娲创世的故事也依然在此地流传着。
孔子的易学，可以说是只是围着《周易》在打转。假若《周易》确实是传说中周文王所作，其产生年代充其量也不过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商末周初（实际上《周易》的创作时代可能还要更晚），而巴蜀之地的易学历史，却可远远上溯到神话中的伏羲时代。
翻开一部彝族古籍中的名著《宇宙人文论》。百度一下可知：这部古书中阐述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万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认识﹔论述阴阳﹑五行﹑干支以及人体部位和气血经络等﹔讲解天文历算知识等。
阴阳、五行、干支、经络和天文历算等熟悉的字眼，几乎包含了中华文明所有最具特色的内容。而这一切的秘密，千百年来流传在一部部彝文书写的古籍中。
更有特色的是这部书中有关易学的内容。书中赫然有一幅八卦图。赫然就是相传由邵雍传出的伏羲先天八卦方位！
是彝族的古籍抄袭了邵雍，还是邵雍抄袭了彝族的古籍？
朱熹在《答袁机仲书》中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
从朱熹的话中可知，邵雍自称，先天图是伏羲所创，开始的时候并无文字，只有一张图“寓其象数”。而邵雍的一生所学正在此图之中，邵伯温尝言其父学曰：“止有一图， 以寓其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 ”
巧的是，那在西汉时候曾经“为严君平之师”的郭曩氏彝族始祖也正好“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
扬雄并不是第一个把新鲜的易学带到长安的蜀人。在他之前，至少已经有过一个叫赵宾的老乡这么做过了。据《汉书。儒林传》载，蜀人赵宾“好小数书”，而且解释《周易》与众不同，比如《明夷》里有“箕子”之名，众易学博士都认为那是纣王他叔父，他却道“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大家觉得他“持论巧慧”，可是又偏偏说不出他哪里错了，于是诸易家只好大摇其头，“皆曰：非古法也！”
扬雄与王莽属于同时代的人，也受王莽看重，王莽代汉之事，扬雄是一个知情者。
曾给《太玄》作注的范望称“王莽将有事，以《周易》筮之，遇‘羝羊触藩’；以《太玄》筮之，逢《干》首。《干》者，阴家，其位一五七也，而以七决之，其辞云：‘何戟解解。’”从《太玄》算出的结果来看，扬雄并不赞成王莽当皇帝。他算得的是《干》卦， “《干》者，上而有所干犯也。（司马光注）”，单是卦名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揭示出王莽这样做是犯上作乱。扬雄用《干》卦的次七爻辞给王莽解释，其辞曰：“何戟解解，遘，测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司马光解释得很明白：“小人之性多所干犯，如荷戟而行，遇物絓罗，不容于道也。”在扬雄看来，他一方面很乐意看到王莽掌国执政，一方面却不希望王莽称帝。因为他认为，一旦称帝，就好比横担着长戟走路，磕磕碰碰铁定免不了，既碍道路，又碍道理。最好的办法是效法伊尹和周公，视帝号如浮云，只管闷声掌国就是了。扬雄在这件事情的看法上体现了典型的道家风格：“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皇帝的名号不是随便叫的，招牌一旦挂出去，那就是把自己当成了肉靶子，“不容于道也”。
扬雄算是把话说得很明白了，但王莽还是当了皇帝。从扬雄的《蜀王本纪》，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改姓易代所持的赞同态度：“望帝以鳖灵为相……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这个从相位登上帝位的鳖灵，活脱脱就是王莽的化身。
翻开《太玄》，我们会看到每一卦前面类似于易卦的符号边都标着诸如：“一方二州二部三家”、“三方二州一部四家”之类的奇怪名号。请别误会，那不是卦，也不是什么太神奇的东西，只是数字而已。扬雄还生怕别人看不明白，特意在《玄数篇》中解释道：
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
洲，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
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
比如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套到这公式里就是：
“方”数一，按“方一勿增”的原则，得到数字1；
“州”数二，按“州二增九”的原则，得到数字9；
“部”数二，按“部二增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家”数三，按“家三置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所得的数字全部加起来，1+9+3+3＝16，16减去1后得15，也就是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指的是《太玄》的第15卦。
再比如，“三方一州三部二家”,套到公式里就是：
“方”数三，按“方三增五十四”的原则，得54；
“州”数一，按“州一勿增”的原则，得1；
“部”数三，按“部三增六”的原则，得6；
“家”数二，按“家二置二”的原则，得2；
将四个数字相加，54+1+6+2＝63，则“三方一州三部二家”表示的就是《太玄》中的第63－1＝62卦。
张衡精研《太玄》之后，曾经赞叹扬雄“妙极道数”。精通数学的张衡，应该是看出了扬雄“方州部家”中数字的奥妙。 原来，这个奥妙不是藏在《太玄》中，而是藏在《周易》中。扬雄在《太玄》中“方州部家”看似画蛇添足，其实他真正的意图，是借此向我们演示一下《周易》的深层数理！
我们不妨试着按扬雄的“方州部家”法，也给《周易》诸卦编个号。 扬雄的“卦画”有四画，所以划成了“方州部家”四级，《周易》卦画有六爻，故应分成六级，姑且按爻位的顺序，由下到上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位。各爻位均配以不同的数字（《太玄》取三的倍数，《周易》则取二的倍数）：
初爻：32
二爻：16
三爻：8
四爻：4
五爻：2
上爻：1
看每个卦中的阳爻所在的位置和它们对应的数字，算出其总和，阴爻可以完全无视掉（反过来也可以）。比如说，《乾》卦六爻皆阳爻，各爻数字之和就是1+2+4+8+16+32＝63,就是《乾》卦所对应的数字。
再例如《益》卦是初、五、上爻为阳爻，分别对应32,2和1，故其和为1+2+32＝35,则《益》卦所对应的数字为35。
再例如《复》卦，只有初爻为阳爻，则该卦所对应的数字即为32。
再例如《坤》卦，全卦没有阳爻，则其所对应的数字即为0。
……
这种排序法比起《太玄》的“方州部家”要简单规律得多了。因为它是极为标准的二进制，最后得到的排列结果是：
从0到63,依次是《坤》、《剥》、《比》、《观》……《乾》
这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邵雍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卦序！这个卦序中，六十四卦组成的方图和圆图都呈现出最完美的对称性和最强的规律性。
程颢看出了先天图的变化规律其实就是“加一倍法”（二进制），同时还看出了扬雄的《太玄》是“加三倍法”（三进制）。他这么一戳破，朱熹也发现这个秘密了，他说：“《太玄》拟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数推之。玄为之首，一以生三为三方，三生九为九州，九生二十七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准六十四卦；赞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准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以三数推之。康节之数，则是加倍之法。”
朱熹看到了扬雄的道家本质。他说：“扬雄全是黄、老。”又说：“雄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藏心于渊，神不外也。’乃老子说话。”
请注意“藏心于渊，美厥灵根”这句话。这句话是《太玄》的最后一卦的第一句卦辞。 它后来被历代修炼内丹的人士频繁引用。
张行成认为易就是浑天象，并说：“盖易者，天用地数，以圆包方，地在天内，浑天象也。”（《翼玄》卷一）“易图方圆合一者，地在天中，浑天象也。”他用“浑天象也”四字为先天图作注，精辟地揭示了扬雄《太玄》及其“玄图”与浑天说的内在联系。
《太玄》开宗明义，在《玄首序》中说：“驯乎玄，浑行无穷正象天。”宋注：“驯，顺也。”陆注：“浑然象天周运。”司马光注：“扬子云叹玄道之顺，浑沦而行，终则复始，如天之动无穷也。”又《玄测序》说：“初一 昆仑旁薄，幽。测曰：昆仑旁薄，思之贞也。”范注：“昆，浑也；仑，沦也，天之象数也。”浑天思想是《太玄》一书的主旨，他所说的太玄，顺应天道，永不停止地圆转绕行，表现出“昆仑天地”的浑天宇宙观。对此，司马光在“说玄”中也说得明白：“图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参分阳气以为三重，极为九营，是为同本离生，天之经营也。’本传曰：‘雄覃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者，谓玄首也。” 襄陵许翰注《玄首都序》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玄象浑天，一阴一阳相比而参三之也。”
扬雄的浑天思想，通过“玄图”更集中更形象地表现出来。他在《太玄》中对“玄图”作了全面地描绘：“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载庶部，分正群家，事事其中。阴质北斗，日月畛营，阴阳沈交，四时潜处，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轸转，驯幽历微，六甲内驯，九九实有，律吕孔幽，历数匿纪，图象玄形，赞载成功。”这里所说的“图象”即“浑天”，包含了天地、日月、阴阳、四时、五行、六合、六甲、二十八宿。玄与易的最大区别在于：易取八，共六十四卦，玄用九，共八十一首，由此奠定了“太玄历”的历法基础。
巴蜀易学与中原易学的矛盾性，不仅是流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源的表现。也就是说，从易的源头开始，就存在着质的差异。《说文》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语道破易的本质。《易·系辞》曰：“县象莫大乎日月”，“阴阳之义配日月”，离为火，为日，在南；坎为水，为月，在北。“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说明日月阴阳乃易的核心。
扬雄《太玄》关于“日月为易象阴阳”的主题非常鲜明，《玄测序》辟头就说：“盛哉日乎，炳明离章，五色淳光。夜则测阴，昼则测阳。昼夜之测，或否或臧。”此外如说：“日幽嫔之，月冥随之”，“日嫔月随，臣应基也”，“日月往来，一寒一暑”，“日一南而万物死，日一北而万物生”，“日不南不北，则无冬无夏；月不往不来，则望晦不成。”充分体现出“日月为易象阴阳”的主题思想。
扬雄《太玄》以日月阴阳为根本，创建了一个包括玄数、玄象、玄测、玄术、玄图、玄都在内的浑天学说体系。扬雄创建这个体系的目的在于纠正《易传》的错误，“律则成物，历则编时”（《太玄·玄测序》），“为后人立纪律，以垂法后嗣”（《汉书》本传）。《易经》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的早期形态，主要是干支纪日，以一年360日为基数。这种历法有一个缺陷，因为一年的实际天数是365.25天，用干支纪日很不准确。孔子作《易传》，起点近于寅正，即所谓夏时，基本上沿用干支纪日法。西汉孟喜创立卦气说，除去坎、离、震、兑四正卦，将一年365.25天分散到其余60卦之中，形成“六日七分说”，本质上仍是干支纪日法。扬雄制定的《太玄历》，没有采用孔子的寅正为起点，而是采用赵宾“阴阳气绝，未有萌兆”之说，用子正作起点。西汉年间，孟喜的“六日七分说”轰动一时，扬雄也没有采用，而是仿太初历，采用“81分法”，即以一、二、三错布于方、州、部、家四重，共81首，每首9赞，每两赞为一昼夜，一年364.5日，从太初上元正月甲朔旦冬至无余分起，后1539岁甲辰朔旦无余分，与易经、易传的历法相比，具有相当高的准确度，是当时最科学的历法。
扬雄的浑天说体系，不是凭空架构，而是有坚实的天文科学实践基础。据《桓谭新论》记载：“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黄门作浑天老工....
《周易》和《太玄》都是同观象授时和编制历法联系在一起的，换个角度说，没有天文历算，就不存在周易和太玄。
古蜀人通过天象观测，计算出农耕和渔猎季节，并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发布政令，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的箭穿鱼、鸟图案，应视为古蜀统治者发布渔、猎生产命令的符号表现，亦即权力的象征。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羊子山，秦时建张仪楼，以后又建散花楼，都是古蜀进行天象观测的场所。成都是天象观测之都，亦即扬雄所说的“玄都”。主张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组合成的天象观测仪，定名为“古蜀太极浑天仪”，加以制作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