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游击队的故事岁月留痕之4:在游击队战斗的日子里

岁 月留痕

——我的尘封红色往事

口述人：原桂北游击总队三大队政治服务员、桂林地区轻工业局局长、享受厅级离休待遇老干部汪庆霖，现年95岁。

整理人：原柳州（南宁）铁路局政法委、综治委，广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巡视员、高级政工师、退休干部赵荣朝（汪庆霖係其姑丈）。

4经受考 验

我参加桂北游击队后，随队先后参加了粉碎国民党清乡剿共行动，安子村收槍独斗战、青龙山夺枪突击战、白露江袭扰阻击战和大杠岭追击国民党溃军战、以及秦家塘区剿匪镇反等大小战斗十余次，经受了槍与弹、血与火，背起脑壳当砂药罐—随时随地掉脑袋的各种复杂严峻考验。

1949年5月初，广西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桂系军阀为了维护他们盘踞地方的安稳，调派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和国民党55军329师正规部队及各地反动武装民团万余人，于6、7、8三个月，在全州、兴安、灌阳、灵川等地持续实行了对桂北游击队进行大规模梳篦式割块围剿、清乡围剿行动，采取“严密守卡、守望相助、组织便衣、派出特务、机动进剿、猛追穷剿、不灭不止”等法西斯新策略，通过搞三级清乡委员会，实行五户联保，采取白天搜山、夜里埋伏，企图卡断农民与游击队的联系，对共产党游击队实行赶尽杀绝。桂北大地笼罩一片黎明前的黑暗，全州县境内也处于腥风血雨、白色恐怖之中。为了应对和粉碎国民党和保安团的清乡围剿行动，我们游击队不与敌人直面硬拼，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隐蔽、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机动灵活、攻其不备等策略方法和“捉迷藏”“麻雀战”游击战术，与敌人苦苦周旋、拼死抗争，既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又搞得当地国民党政局不得安宁。国民党反动派对游击队也是疲于奔波、无可奈何，就连国民党桂系高官、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不由发出“后方不宁、乱了前方”的哀叹。

在这段极其艰难的岁月中，我们游击队的处境十分险恶。为了躲过敌人的重重清乡搜索、围追堵截，我们东躲西藏隐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好几个宿营驻扎点，90%是夜行军、80%的日子是在深山野岭中兜圈子；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在深山野外也常常是不烧火取暖做饭，冷了相互背靠背抱团取暖，饿了用石头捶点生米伴凉水充饥；地当床、天当被，住石山洞、钻刺兜窝，盖禾秆草、喝田垌水；衣服大多数人只有一套，经常日晒雨淋走路，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衣服破了补了又补，有的穿草鞋甚至光脚行军；最困难的是要忍受断粮缺食的煎熬，一、二天沒有东西吃，饿得前胸贴后背是常事，只能刨薯根、挖厥芭、剝竹笋、釆野菜、捋树叶、拣山果充饥裹腹，有时靠上山砍柴的老百姓偷偷带一点饭菜粮食接济度日。在这样常人难以忍受的险恶环境条件下，我们游击队员坚韧不屈，没有抱怨畏缩，成为拖不垮、打不烂、能战斗的革命队伍。

我们有时也出其不意地潜下山“打地主、扫恶霸、敲土豪”，从他们手里筹措枪弹钱粮，以缓解游击队武器装备和粮食物质匮乏奇缺之急。有一天，我和游击队员秦子义等五名战友奉命下山筹措钱粮，我们一行目标明确地直奔安子村官僚地主唐超武（曾任过国民党全州县两地伪乡区长）的宅院，要他交出家中的钱粮，他百般狡辩耍赖，说只有现存的百多斤大米和手头上的几块光洋，我们看他不老实就将他捆绑起来准备带上山，他和老婆看到情况不妙，才乖巧地将藏在牛栏罐子里的300块袁大头光洋全部奉上后，我们才放了他这一遭。

革命斗争是无情的、更是残酷的，我那时早就做好了受冻挨饿、吃苦受难、伤病折磨、挫折失败，甚至随时流血牺牲的准备。在国民党对桂北游击队“清乡围剿”的那段日子，我因日晒雨淋、饥寒叠加，不幸出现了严重的打摆子症，连续几天全身发冷发热、头痛脑胀、无力行走，要不是通过地下党从全州县里药铺搞到西药奎宁王送上山给我服用，我还真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这道病痛关。1949年6月26日，我们游击三大队二中队一部分队员在内建乡大马石村执行任务时，由于叛徒告密，导致行踪泄露，被国民党部队和乡公所民团武装200多人包围袭击，11名游击队战友全部惨遭杀害，壮烈牺牲。全州石塘大塘屋战斗，是桂北游击队打得最大最难、激烈残酷、血腥悲壮的战斗，而且发生在我们三大队所属活动区域。

1949年11月8日，桂北游击队一大队在攻打全州磨头伪乡公所保安团休整后，400多人于11月7日集体转移到石塘大塘屋村驻扎，虽然部队布置了警戒，由于对周边环境敌情变化了解不明、研判失误，加上隐藏敌特告密引路。第二天凌晨就遭国民党驻全州188师562团数千人长途偷袭、重重包围，虽经全体指战员与敌拼死厮杀、浴血奋战、突破重围，但是还伤亡了32位战士，其中当场牺牲17人、负伤被俘遭杀害4人。我们游击三大队部分战友虽闻讯赶去支援接应，但还是杯水车薪、为时已晚。令人惋惜的是他们倒在了黎明之前，九天后南下第四野战军就解放了全州。这些沉重的教训和战友的生命代价，虽然使我们感到无比伤心悲痛，但并没有因此害怕胆怯退缩，而是更加燃起满腔愤怒复仇烈火。

至今使我记忆深刻、特别难忘的是我比较熟悉，曾数次到过我家、我也到过他家同吃同住过的桂北游击队分队长（1948年10月任桂北游击总队越城部队队长）杨庆祝。杨庆祝是全州凤凰乡七里村杨家人，他1947年就和我四哥汪记雨作为桂北游击队北进先遣队人员到兴全灌开辟革命根据地，虽然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因为不在一个大队，但有时还有任务联络交流），但我早就听闻过他的不凡革命事迹和战斗故事，对他很是敬重佩服。我听汪记雨说过他们是过命的好战友。1948年3月，杨庆祝在游击分队给养发生严重困难时，就带大家到自己家里碾米供应，还动员父母出卖家中60多亩旱禾田，动员妻子和已出嫁的二姐、三姐将陪嫁的金银首饰卖掉变现，捐出500多块光洋给游击队买槍购粮做经费。他虽然比我大几岁，家庭出身背景不一样，但我俩感觉投缘、还有共同语言。在一次入村夜宿交谈中，他曾问起我解放后干什么？我说要继续读书完成桂师专业学习，他说他在广西大学读书两年也没有毕业就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等解放胜利后也要重新入校续读到毕业，只有真正充实提高自己文化知识水平，才能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大贡献。1949年3月4日，杨庆祝在兴安县会龙乡田文村刘家源参加桂北游击队干部会议时，被该村反动甲长告秘，5日凌晨遭到了大批国民党反动派围困。他为掩护战友撤退突围而身中数弹、英勇牺牲，情形非常壮烈。凶残的敌人将杨庆祝头颅割下来，先后悬挂在国民党兴安、全州两县县府门口示众，当时他风华正茂，年轻生命定格在26岁，未曾料到他竟然如此惨死在敌人槍弹和屠刀之下，当时有人引用古诗：“头经刀割身方贵，尸不泥封骨亦香”赞美他。万万没想到我俩交谈说过的共同愿望竟然全都失约，杨庆祝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先我而去，解放后我也征尘未洗，直接投入到建立人民新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各项紧张繁重的革命新事业中，继续读书完成学业也成为一句空话，我最后只是回校补办了一张桂林师范学校肆业证书。

解放后，我了解到桂北游击队从1947年7月实行武装斗争起义以来，先后有300多位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过去那些年，我每年都要到灵川县桂北人民武装斗争纪念碑去瞻仰缅怀先烈，当我看到和触摸那些熟悉的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烈士英名时，往往会感慨不己、思念无限，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除了在解放前牺牲长眠的战友，我还时常惦记当年我们共同并肩战斗、解放后工作居住在桂林的桂北游击队老战友，2007年7月在纪念桂北武装斗争起义60周年聚会活动时，我们有老战友近百人，而2012年10月在纪念桂北武装斗争起义65周年聚会活动时只有五十多人了。此后每年都有去世的，他们一个个地都相继凋零，时至今日仍活着健在的已经寥寥无几了，我要祝愿仍然在世的老战友们，大家各自珍爱保重，争取长命百岁，更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红色记忆和革命故事藏在心底或带去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