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武汉 | 鹦鹉洲搭台唱戏 树人小学放电影

鹦鹉洲没有剧场，小时候我是跟着叔祖父到位于汉阳西大街邬家巷的协成剧场去看戏的，看的都是楚剧，记得有“送香茶”“白扇记”“休丁香”“杨绊讨亲”。有一出戏讲岳父做寿，有钱的女婿送上厚礼坐上席，小女婿很穷，送不起礼，连席位都没有。后来岳父家遭灾成了穷光蛋，沿街乞讨，小女婿发了财，翁婿再见，如何如何，记不清这是哪出戏。

从鹦鹉洲两湖走上十里路，到汉阳协成剧场看戏毕竟是又花钱又淘力的奢侈事，多数人无法办到。鹦鹉洲人要想看戏，不仅得自己搭台，还得自己唱。我们洲头、两湖、西湖的戏台搭在马福茂家墙外的一大片空地上。洲上木材多，戏台搭得又高又扎实。开锣之前，我们小孩就在戏台下钻进钻出，好不快活。登台唱戏的演员，并不是什么名角，而是白天还在扛木头的码头工人，大多数都是熟人。

记得的主角有离我们家很近的苏端阳。苏端阳当时只二十多岁，不管搞什么事都特别卖力，肯投入，不怕出丑、出洋相。解放初为了显示中苏友谊，政府提倡百姓买苏联大花布做衣服，尤其鼓励男人穿花衣服。如今有人去东南亚旅游，不少人也买当地花衣服，只要有那个气质，穿上身效果也是蛮不错的。可是，苏联的大花布，花朵很大，颜色又鲜艳，就是用来做被面、床单都嫌俗不可耐，你想想，这东西穿在一个码头工人身上，可以说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苏端阳不管这些，响应政府号召，穿上花衣服大摇大摆过闹市，旁若无人。

脍炙人口的楚剧葛麻

苏端阳的拿手戏有两出，一是“夫妻观灯”，一是“葛麻”。葛麻在财主马员外家做工。马家在贫穷时与同样贫穷的张家订了亲，将女儿马金莲许配张家书生张大洪。后来马家发富，张家依然贫穷，马员外逼迫张大洪写退婚文书。张大洪一介书生，束手无策。葛麻凭着他的机智、聪明和口齿伶俐，为表弟张大洪想出办法，设下圈套，辛辣地嘲笑、作弄了嫌贫爱富的马员外，使他无法得到退婚字据，最终促成有情人终成眷属。

戏中的调谐、幽默的对白，如“张大洪”“小婿在”“狗奴才”“岳父大人”，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为了接近马小姐，葛麻假装站着睡觉，还能自如翻身的表演，尤其令人捧腹。苏端阳的表演诙谐、活泼、生动，丝毫不输专业演员。

关于苏端阳，忍不住还有两个人要稍提一下。一个是其妻仙银（音）。这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她当年也是二十多岁，却总喜欢与我们八九上十岁的小孩玩，与我们一起跳舞、做游戏。有个集体舞，后面的人双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排成行，一边唱：“索索哆咪 索哆拉索 瑞瑞咪索索 瑞瑞咪拉哆 嘿嘿嘿嘿”，一边跳。她还很喜欢吃零食，过年时到我们家，不停地抓花生、糖果吃，她的口头禅是“过年过节，嘴巴不歇”。她为人随和，好相处，与其夫苏端阳虽说谈不上神仙伴侣，也算得上绝配。

另一个是听老人说，苏端阳的祖母是黎元洪的姑母，民国初年她多次坐木划子过江，到武昌阅马场都督府见黎元洪，在鹦鹉洲哄动一时，这不知是真是假。谁跟我讲的这件事，我小小年纪怎么就记住了？我至今都搞不明白。

这个马福茂戏台（姑且这样称吧）三不之也有草台班子演出。演的都是古装戏，是些什么戏已记不清了。记得的只有一个戏，叫“一口血”。这是个鬼戏，讲受冤的鬼魂复仇，女鬼着红衣，有上吊、伸舌头等恐怖动作，加之舞台灯光昏暗，阴风惨惨，令我们一帮小孩十分恐惧，不敢抬头看舞台，甚至散场了还心有余悸，害怕独自回家。

汉阳

说到看电影，对于鹦鹉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虽无电影院，好在有流动放映员不时会光临我们这穷乡僻壤。我们这一带的放演场都设在树人小学。树人小学有前、后两个操场，有时在前面大操场放，有时在后面小操场放。

在大操场看要买票，没有票是没有办法进场的。在小操场放，我们就不用买票了。小操场墙外不远处有一个高坡，上面住着胡姓农户一家。男主人腿脚有残疾，我们这群“野孩子”不懂礼貌，背地里叫他“胡跷脚”。每当小操场放电影，我们就拿着小板凳去胡家高坡占位置，在银幕反面看电影。虽然在银幕反面看，声音、影像自然差一些，但大致效果不错。

在树人小学大操场看电影，我们还遇到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放映员是从城里（就是汉阳）来的，他或许认为我们鹦鹉洲的人都是“土克西”，因此在放映中间经常插上几句解说，有时用麦克风大声提醒观众，下面有重要情节。

有次放《柳堡的故事》，影片中有“九九艳阳天”的插曲，放映员似乎以为我们听不懂，或者是他想一展歌喉，竟然跟着电影演员一起唱！我们也确实老实，一操场观众竟无一人反对，都乖乖地坐着听完。由此看来，五十年代初鹦鹉洲人倒也真是“无文化”！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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