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红釉背后：“高科技”千年求索路，中国红映照下的坚韧民族魂

毫无争议，红色是最能代表中国的颜色。从鲜艳的五星红旗，到紫禁城的宫墙；从关公的忠义脸谱，到新娘的盖头，红色被国人赋予的精神内涵数不胜数：威严、正义、生命、热情、赤诚、吉庆、奋进、勇敢、忠诚、改革……这些正面积极的词汇，凝聚成整个民族的审美底色和价值取向，沉淀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血液中。

但是，中国作为瓷器之国，红釉的发展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其在每个时代所延伸的审美意象也不尽相同。从原始社会的鲜血崇拜，到当今昂扬向上的中国红，中间跨越的茫茫万年时空，既是攻苦食淡的红釉技术沿革史，也映照了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历程。

一、原始陶器

红色在西方代表血液，并延伸出暴力、杀戮等负面意象。其实，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眼中，红色同样是鲜血的象征，却由此演变为昂扬生命力的表达。东西方文明差异，让人啧啧称奇。《周礼·大宗伯》载：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

这种崇尚血液的观念，其本质是对生命构成机制的崇拜。在祭祀现场，汩汩鲜血渗入泥土，寓意着为土地赋予了生命力，所求不过一个五谷丰登。这似乎回答了东西方红色寓意不同的原因，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底色差异，造成了对红色的区别待遇。

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的饰物中已经有了许多红色的元素，其中既有对生命的崇拜，又萌芽了原始的审美追求。

8000年前，甘肃天水大地湾出土了第一批彩陶，打破了“彩陶源于西方说”。它们以红色装饰口沿，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再往后的仰韶文化、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形式逐渐丰富，引用黑白两色，开始出现各种几何纹、人物纹、动物纹，但红色依然是绝对的主角。

马家窑文化 红陶

我们很难说清陶器的诞生过程，也许是一场大火烧毁了营地，却意外发现被烧过的泥碗坚硬无比。总之，陶器伴随先民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熟食与开水强健了他们的体格，他们也以代表生命的红色赋予陶器美的灵魂。就这样，红色一点一滴的融入了中华祖先的血液。

二、秦汉红陶

《礼记·檀弓》记载：

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

周朝以火德立国，尚红色。关于其兴起，还有赤雀丹书的故事。《吕氏春秋》：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盛”。火气盛，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可见红色在周代的地位。但当时冶金技术突飞猛进，青铜迅速崛起，陶器也多仿青铜制式，于颜色并无太多追求，红陶仿青铜礼器只是偶见。

战国红陶

关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也有很多传说。《史记·高祖本纪》：

刘媪 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

后刘邦自封赤帝，《汉书·郊祀志》：

汉兴，高祖初起，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杀者赤帝子

这就是著名的赤帝斩白蛇，所以汉初以火德立国。但到了武帝初年，又改成土德。原因繁琐，不再细表。

汉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经济发展，人口骤增，昂贵的青铜不再具有普适性，陶器逐渐增多，主要分为日用和明器。日用以灰白陶为主，朴素之极。一是彩陶对于平民而言造价颇高；二是红色在汉朝还属于禁忌之色。《汉书》：

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然则禁红紫之属

另一方面，汉代厚葬成风，陪葬的明器形制多样，礼器、陶仓、陶囤、陶俑无所不有，其中多有红色的表达，而且红的热烈、奔放，似乎要将人间的红火带到另一个世界。

西汉彩绘红陶明器

东汉，随着青瓷的崛起，红陶也伴随着陶器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唐朝：红釉瓷器的发端

东汉至唐中期的五六百年，红色似乎在陶瓷上消失了。原因很简单，瓷器挤压了陶器的生存空间，但在瓷器上表现红色又非常困难。1300度以上的高温，只有铜元素能够呈现红色，容错率却非常小，温度稍高就会变成无色（行内称为“烧飞”），温度稍低又会变成黑色，相差不过几十度。

我曾经受邀亲赴景德镇的柴窑烧制现场，眼睁睁的看着一炉青花釉里红烧成了“青花釉里白”。要知道在现在的景德镇，因为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开柴窑可是一件大事，能分得一炉的，都是行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这种结果让人哭笑不得。

当场烧飞的“青花釉里红”

现在匠人做不到的，却在千年前的大唐长沙窑得以实现。1999年，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沙窑遗址出土了一把铜红釉执壶，这在唐朝可是绝对的高科技产品，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釉瓷器。

关于长沙窑，要多说几句。在邢窑、越窑南北对峙的夹缝中，长沙窑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窑口，成长为第一代外销瓷器生产基地，靠的是敏锐的商业头脑和戮力前行的技术创新。它首创釉下彩绘、发明模印贴花技术、将文字引入瓷器装饰。强大的技术攻关能力，解释了中国第一件铜红釉瓷器为何能于此诞生。从这个角度上说，长沙窑比声名赫赫的“南青北白”，更加耀眼夺目。

长沙窑铜红釉执壶

但是，当时的铜红釉并不具备大规模生产条件，只算惊鸿一瞥。热情奔放的唐人便将对红色的热爱倾注在飘飘红衣之上。刘希夷《相和歌辞》：

春洲惊翡翠，朱服弄芳菲

一派女子红衣出游的春光旖旎。

二、宋代钧红

钧红带个红字，其实却属于青瓷谱系。河南禹州神垕镇的陶瓷匠人，偶然将当地富含铜的“孔雀石”掺入青釉料，却意外收获了一抹更加迷人的色彩。这种青红相间的呈色，像极了傍晚天边晚霞的斑斓，不愧“夕阳紫翠忽成岚”之誉。

钧窑是否于北宋诞生，至今仍有争论。近年来各种研究与实物出土，越来越倾向于元明。事实上，钧窑直到明代才有书面记载，清中期后开始风行。所谓“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都是当时流传开来。小镇神垕也在明清成长为繁华之所，有民谣赞之：

进入神垕山，七里长街观，七十二座窑，烟火遮住天，客商遍地走，日进斗金钱。

宋钧窑玫瑰紫花盆

我们在此不做学术讨论，依然沿袭北宋旧说，钧红确实可算作铜红釉的首次大规模应用。这一方面代表着高温釉下红技术的成熟，一方面则表达了明确的红色审美追求，为其后红釉的真正盛世奠定了基础。

一、元朝：红釉繁盛的开始

红色作为汉民族的图腾色，红釉的繁盛却于元朝发轫，似乎是一个有趣的阴差阳错。其实，北方游牧民族在漫长冬夜所受的苦楚，让他们对太阳与火充满敬意，红色也因此成为元朝仅次于蓝白的第三国色。《蒙鞑备录》记载：

成吉思汗之仪卫…帏伞亦用红黄为主

在当今蒙古同胞的生活里，服饰、马鞍、寺庙中的立柱、佛桌…红色元素也是随处可见。

蒙古红色服饰

此外，景德镇御窑的建立，为红釉大规模生产提供了的重要技术条件。

游牧民族素来重视商贸，手工业则是商贸的基础。所以蒙古铁蹄每到一地，必掳工匠。《静修先生文集》记载：

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众。或欲精择能否，其一人默语之曰：能夹锯即匠也…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赖以生，当时恨不知其人之姓名

通过这种方式，元廷聚集了大量瓷工，其中甚至还有西域的匠人，被称为“浮匠”。他们被充实到景德镇的浮梁磁局，终于让高温铜红釉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细细算来，红釉竟然是中国单色釉瓷器中最晚成熟的品种。

元人善饮，多酒具。下图的红釉高足碗，与江西高安出土的那件著名的“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把碗异曲同工，都是上层贵族用来豪饮的器物。火红配烈酒，当涂一场醉。

元代红釉高足碗

二、明朝：尚红之风

“大明”，太阳也；“朱”，红也；“洪武”，通“红武”也。明初的尚红之风，看起来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明史》记载，洪武三年舆服定制：

服色所尚以红为宜

但朱元璋搞艺术不在行，烧制了大量釉里红，质量却不敢恭维。

永乐帝似乎对篡位之事，一直心中惴惴。前期酷爱白色，以证其孝，“白釉之王”甜白釉由此而生；后期酷爱红色，随其父之好，又成就了“永乐鲜红”的赫赫声名。

永乐红釉僧帽壶

不同于长沙窑的灰红、钧窑的紫红、元代的暗红，永乐红釉终于实现了鲜红如血的效果，将原始社会最初的红色崇拜基因呈现在了瓷器上。其发色稳定，釉面光润，给人以纯朴厚重之感。尤其器口等处露出的白胎，形成别具特色的“灯草边”，非常自然的增加了装饰效果，赏心悦目。

宣德朝，红釉进一步发展，红的更加深沉纯粹。如“初凝之牛血”，又称“宝石红”、“祭红”。《景德镇陶录》赞之：

宣窑……以甜白、棕眼为常，以鲜红为宝，器皆腻实，不易矛蔑。

宣德红釉碗

可惜的是，宣德后，高温铜红釉技法失传，只能改烧以铁为主要呈色剂的低温矾红。《大明会典》记载：

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为深矾红。

关于永宣红釉的成就，马未都先生有这样一段评价：

红釉至永宣，攀上高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永乐之红充分，宣德之红饱满；永乐之红娇媚，宣德之老辣；永乐之红阴柔，宣德之红阳刚；永宣之红的成就让后世不可逾越。

三、清朝：红釉盛景

清朝红釉品种之繁多，已经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但均起步于康熙末期的“郎窑红”。“郎窑之主”郎廷极出身明末官宦世家，后举家降清，多有出仕。他任江西巡抚时，在景德镇刻苦攻关，终于恢复了永宣时期的高温铜红釉，并以“脱口垂足郎不流”的独特特征，成为备受推崇的一代名品。据说乾隆皇帝看见康熙时期的郎窑红，还以为是宣德窑器，赋诗赞曰：

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祐德尤崇

郎窑红穿带瓶

郎廷极于的贡献还不仅于此。豇豆红，这个红釉史上难度最高的品种，也在其手中诞生。豇豆红分许多种类：红色较淡为粉红；色调最艳丽的是美人醉；粉红中有绿点的叫苔点绿；如果绿点成片就叫苹果绿；稍有红块叫孩儿脸；最精美的通体一色，洁净无瑕，称作“大红袍”。豇豆红的烧成非常复杂，需要多次上釉，并精细调节铜的还原、氧化过程，才能得到红中带绿的迷人釉色。

豇豆红玉壶春瓶

除了高温铜红釉，有清一代还烧制了低温铁红釉，包括矾红、抹红、珊瑚红；低温金红釉“胭脂红”；另有盖雪红、年窑红、蔷薇红、玫瑰红等等等等。

红釉在封建社会的最后时代，终于红的百花齐放，红的千娇百媚，红的目不暇接。明初只做出一个鲜红，便等来了动摇国本的“土木堡之变”，国力一衰，红釉再无根基。清朝这三位盛世皇帝，却在国力最盛时将汉族文人的拧巴审美学了个通透，“根正苗红”已经不能让其满足。于是，那些艳丽的、暧昧的、明快的、内敛的红，就纷纷登上了陶瓷殿堂。例如下面这件雍正粉红釉蒜头梅瓶，是不是暧昧的让你心中瘙痒？

雍正粉红釉蒜头梅瓶

其实，各类单色釉基本都在雍正朝露了个脸，过了把瘾。胤禛高绝的审美眼光，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也是拔尖的，大概也只有北宋的那位艺术家能压他一头。

一、红色的审美功能

中国古代对于红色功能化的延伸，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官方信仰、民间信仰与审美情趣。

杜甫云：

服色定尊卑，大哉万古程

中国古代，色彩是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统治秩序和宗教礼仪的主要工具。历朝历代对舆服、宫室、车马颜色方面的严格规定，均将色彩作为等级尊卑的明显标志，渗透着浓厚的政治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官府极大提高了红色、黄色、紫色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其中，黄色为最高统治者独占，民间一般不敢轻易僭用；紫色又不如红色之热烈单纯，所以，红色成为最具群众基础的“贵色”。

代表皇家威严的紫禁城宫墙

其次，民间信仰中的红色，一方面与官方类似，有着尊贵吉祥的特性；另一方面，又有既敬且畏的心理。如《春秋》等典籍都记载了“朱丝救日”、“朱丝止雨”、“朱丝求雨”等祈福活动。其后，红色的厌胜功能不断延伸，避灾邪、去瘟疫、降恶鬼，必有红色大显神通，历代史书和稗官小说中的这类故事不胜枚举，在此不再赘述。

最后，红色有着区别于其他色彩的鲜明审美情趣。著名美学家康定斯基说：

红色正如我们的想象，是最有特点的暖色，它是通过内在发生作用，这是一种很有活力的、能动的不安宁的色彩，然而它没有四散流溢的黄色那种轻挑的特点，尽管极富能量和强力，留下的却是目标几近明确、无限强盛的确定的印象。

所以，我们很容易从红色中找到威严、正义、热情、赤诚等情感对照。此外，汉族语境中的红色还特指女子容颜。 吴伟业 《圆圆曲》：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还有白居易《对酒吟》：

今夜还先醉，应烦红袖扶。

韩愈《醉赠张秘书》：

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

红颜、红袖、红裙，充满了对女性美的赞叹与向往。以上，似乎可以解释红色成为中华民族图腾的原因，也成为了陶瓷工匠对红釉孜孜不倦追求的原动力。

二、“红色”精神的传承

前文，我们简单梳理了中国陶瓷的红釉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古人对红色的崇敬与喜爱一以贯之，但因红釉烧制技术难度极大，直到元朝才真正走上陶瓷艺术的舞台，于明清发扬光大。古代景德镇官窑的红釉出品率仅在10%左右，其技术难点在于：铜红釉要求1300度以上窑温，烧制12—13小时。但铜元素到达800度就容易烧飞，故此时要采用强还原焰。至1200度左右，又需要一点点关键的氧化焰，保证铜元素变成红色胶体分散于釉中。我们在景德镇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皇帝命窑户烧红釉，屡烧屡败。窑户女儿以身投火，开窑后红釉竟成。故事的真假我们不去考究，但女儿投火时带进去的一点点氧气，确实悲壮的暗合了红釉烧成的关键所在。

技术的高难度造成了成本的高企。清代景德镇窑业就流传着“要想穷，烧郎红”的俗语，加之皇家对民间使用红色的限制，使红釉瓷器只流传于上层社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将时光上溯至远古，我们的先民发现，血液竟与带来温暖的阳光同为红色。也许从那一刻起，追求生命的原色，就成为深刻在民族骨髓中的审美方向。细想之下，尚红习俗与我们温和内敛的民族性格相去甚远，与士大夫崇尚的简淡玄静也迥然而异。抛开统治阶层的刻意手段，红色似乎更代表着平民阶层对抗艰难，追求美好的朴素感情。

中华民族多坎坷，百姓求一个红红火火，风调雨顺，其中洋溢着的坚忍不拔、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与陶瓷匠人千年来对红釉孜孜不倦、攻苦食啖的追求异曲同工。这种不畏艰难、不惧困苦、执着向前的精神，恰恰彰显着红色于当今社会最为珍贵的意义：哪怕所求只是一眼朝阳，也会在崎岖山岭上奋勇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