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立下大功，却成为大明唯一被传首九边的文官—熊廷弼
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开始，文官的势力逐渐扩大。尤其在土木堡之变后，大明的在朝中和军中的勋贵势力几乎是被扫除一空。从此文官集团开始一家独大，地位开始变得尊崇无比，受到朝廷的种种优待，哪怕犯下大错也不过是贬官罢黜。
但是惟有一人除外，此人作为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却成为了大明二百年来唯一一个遭受传首九边这种残酷刑罚的人。若此人是大奸大恶之徒倒也能说得过去，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此人是个在辽东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他就是熊廷弼。
对于传首九边这个刑罚，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简单说一下。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登基后，将首都迁往北京，为了防备北方的蒙古人，朱棣在北方边境设了“九镇”，分别派兵驻守。
而明朝的万里长城，东起丹东，西至嘉峪关，分为九个区域管辖，于是又称为“九边”，如此“九边九镇”构成了明朝的塞北防御体系。
明白了“九边”，也就知道了“传首九边”的含义，那就是罪犯被斩首后，其首级被朝廷派人拿着到这九处边关示众，以警告众人。斩首示众以来本就是极其残忍的刑罚了，而传首九边则是让人尸首分离不能全尸下葬，这种刑罚极其残忍
而终明朝二百多年，唯一受到这种刑罚的人，就是在辽东抵抗后金并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熊廷弼。那么，熊廷弼究竟犯了什么大错，让皇帝如此痛恨他，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白，号芝冈，汉族，湖广江夏人，熊廷弼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刻苦强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考中乡试第一名，次年则高中进士，被授予保定推官。
当时的官场贪污成风，衙门的官员和豪强勾结草菅人命。熊廷弼上任后，亲自审案，明断冤假错案一百五十余起，被当时的巡抚汪应蛟誉为“全国理官第一”，被提拔为工部主事，进入中央为官。
在当时的朝廷中，东林党人占据舆论主导地位，正在和齐楚浙三党进行激烈的党争。而江夏人出身的熊廷弼自然偏向楚党。
而且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厌恶夸夸其谈之人，所以在中枢任官期间，熊廷弼屡屡与东林党为难，所以很快被罢官，后来楚党得势，熊廷弼才又被启用为御史。
万历三十六年年巡抚赵揖与总兵官李成梁弃宽奠新疆八百里，迁徙民众六万家于内陆。给事中宋一韩弹劾了李赵二人。明朝中央派熊廷弼以巡按御史的身份去调查此事。
熊廷弼到辽东后，经过深入的考察，已详尽掌握了辽东的军事形势。他上书朝廷对辽东军事政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判断。
当时明朝在辽东受到三股大的势力的侵扰，西边的漠南蒙古、东边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正北方的北关海西女真。他指出“此辽东三面虏也，面面环绕，如处重围。”
明朝中前期一直把蒙古视为最大的敌人。在对北方的防御思想中，明政府一直是联合女真部对付蒙古，即所谓的“以东夷制西虏”。
而熊廷弼在考察完辽东后，上书朝廷分析辽东三股强敌为明朝的危害程度，认为女真人的威胁远远超过蒙古。“人皆为河西危，而臣独为河东危，何也，西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而止无远志。而东虏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
在熊廷弼看来，蒙古志在抢掠财物，而女真志在侵占土地和人民，蒙古不知内陆虚实，建州女真熟知内陆实情，因此建州女真对明朝的威胁最大。后来历史发展确如其所预料。
而李成梁所抛弃的土地正是被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所占据，努尔哈赤得到这一膏腆之地，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了军粮，获得长足发展，为进攻抚顺、辽阳、沈阳等做好了充分准备。
因此，熊廷弼上书朝廷，历数李成梁八大罪状，请求严惩李成梁等人。并且向朝廷陈述努尔哈赤的野心和危害，请求朝廷联络海西女真，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让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互相攻伐，削弱努尔哈赤的力量。
熊廷弼巡按辽东三年，上疏数十次，所言切中要点、入木三分。屡次给明朝辽东的军事防务指出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妙计。
在辽东的三年，熊廷弼整顿军队，惩治贪污腐败，提拔各种人才，严格军纪充实营伍，使得辽东军队的风貌大为改善。他还实行屯田制，裁撤老弱士兵，组织其开垦荒地，并修建了城堡和粮仓，防止女真骑兵前来劫掠，三年之内屯积粮谷三十万石。
在外交战略上，其努力改善与叶赫部、蒙族各部的关系，联弱打强，使辽东的军事防务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辽东边疆得以稳定。
他所执行的”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战略方针。使努尔哈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退还明朝故地，与明朝和好。
万历三十九年，熊廷弼巡按辽东任期已满，离开辽东，督学南直隶。此地是东林党的发祥之地，一党独尊，但是熊廷弼到任后”所拔皆名士，所进皆寒微，所罢黜皆乡绅津要子弟，而东林子弟居多。“
当时的首辅叶向高，也是东林出身，他之所以能入阁，多亏江南东林子弟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而熊廷弼上任后却对其根基痛切打击，这导致叶向高对熊廷弼非常不满。最终因为熊廷弼打死闹事的学生，被趁机罢官去职。
直到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起兵反明，在萨尔浒打败辽东经略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各部。明朝政府一直运用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彻底失败，后金国军威大震，声闻天下。
在这种局面下，朝廷重新启用熊廷弼。熊廷弼临危受命，毫不犹豫的踏上了回京之路。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经略辽东，统领整个辽东事务。
熊廷弼上任后面对兵败后的乱局，先是整肃军纪，将临阵脱逃的的将领尽数诛杀，提拔有功能战的军官。然后设置祭坛祭奠抚恤死难的将士，惩治克扣粮饷的文官，先把军队稳定了下来。
然后招抚流民，还乡生产，巩固稳定自己的内部安定人心。针对明军将士士气低落的现状，熊廷弼决定部署防务，以守待攻。督促军士造战车，治火器，修筑城池，充实军备，计划构筑辽河防线，集中十八万兵力分布阳、清河、抚顺、柴河、采取持久防御方针。
熊廷弼分析后金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专心并力，以图我辽沈。”于是制定进剿、恢复、固守三个战略步骤。他说：“善行师者，行必结阵，止必立营，见可而进，知难而止，贮放粮草，兼作退步。”
调总兵官李怀信率军戍守辽阳门户首山要塞，不时派小股部队更番迭出，袭击后金军队。仅几个月工夫，经过熊廷弼的一番整顿，后金再也不敢进攻，使朝夕难保的辽东，形势有了好转。
历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死，光宗、熹宗先后继位，朝廷内部在辽东防务问题上意见不一，互相攻击。御史冯三元、张修德和给事中魏应嘉等一部分官僚，也都先后攻击熊廷弼.“无谋”、“欺君”，不敢主动出击速战速决。
熊廷弼受专权的党的牵制，他的积极固守计划无法实现，更谈不上恢复和进剿了。这次他经略辽东仅仅一年零三个月，尽管有“威慑夷虏，力保危城”之功，但仍被迫自行辞职。
代替熊廷弼的袁应泰不熟悉军事，改变了熊廷弼的积极防御计划，盲目地进攻后金，屡吃败仗。结果，袁应泰上任只四个月，被熊廷弼称为“神京左臂”的沈阳和辽东首府辽阳俱为努尔哈赤攻占。袁应泰见大势已去，举家自杀。
熹宗不得不承认：“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辽阳之败，辽河以东的海、盖、复、金等七十余城均为后金占领，使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明朝在东北的统治即将结束。
辽沈相继落入后金之手，明朝退守辽河以西，明朝上下笼罩着一片悲观、恐惧的气氛。天启皇帝此时才想起了熊廷弼，立即招其入京。任命熊廷弼为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先前攻击熊廷弼的冯三元等人被罢官去职。
沈阳和辽阳失守后，山海关以东，辽东最重要的重镇就是广宁了。巡抚、总兵、镇守太监的办事机构都设在这里。熊廷弼一到任就提出了“三方布置”的思想。
一是，在广宁坚守与后金对垒于辽河之畔，二是，利用明军的水师从海上攻击后金的大后方，迫使后金回师救援，解除前线围困，则辽阳可复。三是，联系朝鲜，从侧翼牵制后金。其主要精神还是以“守为主，守后方可以战”的思想。但并非是一味被动的死守。而是先守卫辽东，恢复实力，然后再伺机出战恢复辽东。
熊廷弼的战略规划，扬水师之长，发展与明朝藩属李氏朝鲜的同盟，以广宁为一方重镇，在战略态势上完成了对后金的弧形包围，可谓视野开阔，谋略深远。
然而熊廷弼的战略规划，却遭到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坚决反对。王化贞这个蠢货，是个典型的清流文官，刚愎自用，不通兵事，但却轻视后金，好说大话。他向中枢进言，狂言依靠抚顺叛将李永芳作内应，以蒙古部落虎墩兔为外援，六个月即可荡平后金。
但实际上，李永芳时已为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的额附，忠心耿耿效忠新主；蒙古虎墩兔虽时称助兵四十万，然从未出兵，只是空话敷衍而已。王化贞将希望寄托在这两者身上，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王化贞因是首辅叶向高的门生，受到兵部尚书张鹤鸣的鼎立支持，所请无不允，独率大军十余万驻守广宁。而作为王化贞上司的熊廷弼，却遭到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制和反对。“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
朝廷剥夺了熊廷弼的实际兵权，而把统兵权交给了王化贞指挥。由此导致熊廷弼只是辽东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实际上他直接可以统帅的军队却不足五千人，这导致熊廷弼的战略根本无法实施。
天启二年(1622)正月，后金进攻广宁，王化贞率领的明军果然全线崩溃，独熊廷弼率领率右屯五千兵保护民众民进入山海关。广宁之败次月，王化贞被逮捕下狱，熊廷弼也被停职等候处理。
当时熊廷弼认为自己奉旨守关，按照经、抚当时的分工，经略是守御山海关。巡抚是驻扎广宁，且自己并无实权。这场失败的主要责任是王化贞人。按律，王化贞罪应当诛，而对王化贞鼎立支持，排斥熊廷弼的张鹤鸣也罪责难逃。
但是明朝兵部指挥军事，多受言路挟制，言路又多由内阁决断，所以，天启初年辽东的进退，归根到底都必须经由内阁准允，而内阁“叶相国(向高)故与先生(熊廷弼)有隙，化贞又是其门人，中途疏称化贞才当专任，不宜受人节制。“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东林内阁首辅的好恶，通过本兵张鹤鸣直接操纵了辽东的兵权转移，影响了前沿的战略防守，从而决定了广宁之战的胜负。
广宁大败，内阁应负主要责任，是时东林主持内阁，要开脱内阁的责任，必须首先开脱兵部尚书张鹤鸣；要开脱张鹤鸣，必须置熊延弼于死地，作张的替死鬼，
因此，张鹤鸣虽引起公愤，但只是停职处理，毫无刑律处罚，熊廷弼则代人受过，必死无疑，天启二年四月会审，东林内阁有意歪曲广宁之战的军情兵势，孤立事实，罗织罪状。直接将熊廷弼打成了广宁之败的首魁，熊、王并论死，成为定案。
直到崇祯五年(1632)，东林党一朝天下，迫于公愤处斩王化贞，王临刑呼日：“奸臣尔，当日要杀熊廷弼，教我只管争功，今败事是汝等误我也”，算是直接揭露了真相。
天启三年，魏忠贤上位，将被东林党击败的齐楚浙三党整合为一党。为了打击东林党，魏忠贤借助熊廷弼这个案子，以莫须有的名义，污蔑熊廷弼行贿东林党人，将熊廷弼斩首，更是借机将东林党一网打尽。
可怜一代名将，就这样成为了党争的工具，死得莫名奇妙。为国立下大功，死后却传首九边。真是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