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的10月1号，我在公交公司看风景 / 四六文摘

畸笔叟

用上海话讲讲上海人上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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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横竖横了，过节嘛，上下集一道放。下半段的音频在文中，自家去寻。

上海人讲，“覅捉牢人家小辫子呀”，意思是，覅去“捉扳头”、覅去“扳车头”、尤其覅去“象牙筷上扳皵丝”的意思。

不过，老早在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无轨电车卖票员在“捉小辫子”。因为这无轨电车常常要“翘辫子”，一“翘辫子”就停，一停“后卖票”就要下来“捉小辫子”。有辰光，不巧还会得轧牢，卖票员还要爬到车顶上去弄呢。还有辰光，卖票员要捉牢“小辫子”先跑一段，再“咔嚓”一声对上去。

看人挑担不吃力。无轨电车的辫子很重，还装着很粗很长的弹簧，狠不服帖的。而卖票员多数是女的，这是“真生活”。所以，有辰光我们又可以看到，女卖票实在吃不落做，司机下来帮忙的情形。

余亦何幸，齐巧做过一趟专门为无轨电车“捉小辫子”的事体。

那是1984年的10月1号。

从小就觉得很神奇，那么大一个城市，那么多人看灯看焰火，交通管制，平时多如过江之鲫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说没就没了。等到焰火结束，汽车电车又出来了。

那年，我既然做了记者，又联系公交公司，我就提出要去看个究竟。公交公司很意外，但还是很欢迎。

我是“急煞鬼投胎”，早上八点半，我就到了。

当年公交公司，包括整个公用事业局（煤气自来水都归它管）就在外滩3号的后面办公，延安路外滩71路终点站沿一条小路朝北一点点就是大门。公交公司好像在二楼。当中一只大办公室，摆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好像还是当年洋行的老家什呢。其他办公桌里，那些很大的，也是当年的“大班桌”，还有一些靠背椅和安乐椅（可转动的），一看就是老红木老家什，老早留下来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靠窗有一个小小的隔间，只有十多个平方米吧，里面摆着地图和两三部电话，这在当年可不多见。当年一个副市长的枱子上也不过两部，一部本地的，一部可以打外地长途电话的。

专门赶来加班接待我的办公室小贺告诉我，这是公司的总调度室。并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总调度王海宝先生。这王海宝真是上海公交公司的一个“宝”啊。人矮墩墩，黑黜黜，香烟瘾头不小，牙齿发暗。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的那个“沙哑板”喉咙，赛过“麒麟童”。

“麒麟童”就是海派京剧名家周信芳。不过上海人讲，“侬今朝讲言话哪能像'麒麟童’啦”，不是表扬侬会唱京戏，而是侬喉咙哑了。

王海宝是个闲不住的人，喉咙沙归沙，还来得要讲呢。满屋子都是他的声音。王海宝告诉我，上半日还不紧张，封路要到下半日三点钟呢。说是这样说，他还是跑进跑出，电话一只接一只打出去，他是要事先晓得各条线路的调度是否已经到岗。看来他也是个“急煞鬼投胎”。

没多久，走进来一个女同志，手里捧着一只大钢錝镬子，旁边还有一只网线袋（那年头，塑料袋是稀奇货色。记得那些年上海展览中心开展销会，很多人专门去排队领资料袋，一趟一趟排，排来后将里面资料扔掉，拿塑料袋带回家）。大家看到她，都很开心地与她打招呼。

原来她是公司的工会主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好像姓刘。大钢錝镬子里，是她从家里带来的馄饨馅子，网线袋里是米店里刚刚排队买来的馄饨皮子。

“今朝中浪吃馄饨噢，我买了三斤皮子，够了否啊？”

她之所以要这样问，是她事先不知道我会来。

本来，她、王海宝、小贺和另外办公室值班的两位同志，一共五个人，应该是够的。一斤皮子44张，每人至少可以吃到25只。若加上我，稍嫌紧张了。因为那年头，大家胃口都很大。我们家里包馄饨，每人起码25只打底。兴致高的时候，我30只，内子28只。

我只好马上讲，够了够了，我胃口小来兮的。随后，我又毛遂自荐要参加包馄饨，我包馄饨确实蛮像腔的。他们也许觉得，男记者包馄饨不多见，于是，话题很快就扯开去了，像开无轨电车一样。

这是1980年代特有的一种团队氛围，几乎每个单位都会有。大家有福同享，亲如一家。至今想来，仍觉有几分温馨。

包了馄饨下馄饨，下了馄饨吃馄饨，大家还让来让去。吃饱了大家还都打了一个中觉。

“快点眯忒一些，等歇要紧张了。”

我一听这话，就开始紧张了。他们都是年年见过那种大市面的，唯独我没有。我根本睡不着，手里拿着本书，也根本看不进去。

两点钟，总调度室的电话响了。那电话是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交通的崔路打来的。当年，为了保证大家看灯看焰火，市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国庆办”的指挥机构。主任当然是副市长倪天增挂名了，具体负责的就是崔路。

这是一个例行电话。通知公交公司，三点钟交通管制，要提前做好准备。两点五十分起，各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一律不准再开进来。哪怕就地停车，也要放下乘客，抛在那里，再想办法。

这件事，讲起来容易，其实很难。

上海人过节，是要拎着物事走人家的啊。西面还好，不封路。东面就麻烦了。比如，中午在南市区亲眷家里吃好饭，吃了老酒又不免多讲了几句话，然后要赶回虹口、杨浦的家，乘的车子只能穿过交通管制区域的呀。若晚了一步，就回不去了。另一方面，看灯看焰火的人们的安全又必须保证，坚决不能放车子进来，连脚踏车都不行。

小贺告诉我，每年都要为这些事情烦不清爽。你就走着瞧吧。

果然，两点半一过，18路调度员打电话来了。

下面的司机卖票员与封路的朋友吵起来了。原因是，封路的朋友为保险起见，层层加码。本来是三点钟，公安局要求提前十分钟，他们自己再提前十分钟，到两点四十分就不让18路穿过市中心了。

司机理由很充分：“规定的封路时间还没到。”封路朋友的理由似乎也很足：“侬看呀，西藏路下街沿侪是人，侬开过去，万一出点事体哪能办？人命关天，啥人负责？”然后就僵在那里了。

乘客也帮着司机买票吵。

“阿拉又覅看侬嗰死人焰火的啰。阿拉要回去烧夜饭的呀，亲眷朋友，两桌人的唻。吃不成功，哪能啊，侬请客啊？”

“我刚刚抽空来城隍庙买点五香豆，哦，就回不去啦？我炉子上蹄胖还笃着呢，乃末要笃焦忒了。”

王海宝当即决定，到现场去解决问题。公司调度室只留他一人，办公室当然也要留一个人接电话。小贺与另外一个人马上到现场去。我便提出，我也去，多一个人多一付手脚，总归好一点。

于是，我们三个人，开着公交公司当年唯一的一部吉普卡（平时是只有领导才能用的）出发，幸好公交公司最不缺的就是司机，他俩都会开车。

车子从延安路往西，一过福建路就开不动了，下街沿全都是三五成群，嘻嘻哈哈，步行来市中心看焰火的人。还好我们的车子前窗玻璃上，插着“国庆办”、“指挥车”的牌子，即便如此，我们车上两个不握方向盘的朋友，还是要将手伸出车窗外，拼命敲车门，嘴巴里穷喊：“对不起，让一让！让一让！”

就这样，不晓得吃了别人多少白眼，车子才开到大世界门口，也已经是三点敲过。

小贺也是一个办事极果断的人。他让我坐在车子上，守着对讲机，保持与王海宝的联系。他俩一北一南，分别走到泥城桥和八仙桥，去看究竟有几辆18路陷在了人堆里面。

十分钟以后，他俩才跑回大世界。这十分钟，我好无聊。车外还有人围观呢，我赛过西郊公园里的猢狲。我只好拿出笔记簿，把当日此前的一切记录下来。

情况总算弄清爽了。北面，泥城桥以南没有车子；而南面，从金陵路到大世界，有5部18路深深地陷在人堆里动弹不得。司机卖票束手无策，乘客有的下车了，有的坚决不下。叫啊吵啊。

于是，小贺立即呼叫王海宝。那一头，王海宝就像早就什么都知道了，马上发出一条命令：拿“指挥车”开过去，当“开道车”，把18路引出来，引到福州路口。然后直角“挑绷绷”，让18路转到福州路朝东，到福建路口再直角“挑绷绷”，改走14路路线过苏州河，到天目路再回原来路线。

我听了，只是除了佩服还是佩服。王海宝，活地图啊，脑子色色清。

我们只有照办。

不过，照办也很不容易啊。无轨电车直角“挑绷绷”，那是要“捉牢人家小辫子”才行的啊。

王海宝一道命令下来，我们在现场的几个人只好去“做生活”。正如小贺事先对我说的那样，做过这种现场调度的生活，你才晓得，上海人讲的那句“忙得脚也要掮起来”的真正含义。

要知道，西藏路从福州路到大世界这一段，是当年看焰火的最佳地段。晚上真的放焰火的时候，整段马路都坐满了人，人人屁股下面垫张申报纸呀。所以，即便此刻还只是下午三点多，偌大一个人民广场早就客满，因此，很多走到这一段的市民基本就不准备动弹了，立定，香烟拿出来发一圈再讲。想要他们为堵在人堆里的18路无轨电车让道？太难了。

小贺很有经验。他说，我们先把5部18路连在一起。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走到两部电车之间，一面好言劝说大家让路，一面眼梢奯奯，示意司机要学会得寸进尺，逼一逼路人。后来其他电车上的卖票员也下来帮忙，总算把5部18路连成了一条龙。

要晓得，上海十月初还是蛮热的，我早已是上衣尽湿，可惜那时的人们还不懂啥叫啥湿身透视乃至露点的时髦。

然后我们再把“指挥车”倒到第一部18路前面。只留一个司机在车上。小贺和我，就在车前开道，基本靠吼：

“来，大家让一让，让电车开出去，大家好看焰火。靠边点，再靠边点。”

电车上的司机、卖票员以及乘客也都帮着喊，还拼命用手敲车身的铁皮，闹猛极了。

就这样，像蚂蚁爬一样，总算爬到了福州路口。真正的“老生活”还刚刚开始。

从西藏路到福州路，要直角“挑绷绷”，就需要电车先踏足电门猛开一段路，然后右转并且方向要打死；同时，车子后头两个人，一人拉一根小辫子，在恰到好处时拿小辫子拉下来，再跟着电车奔一段路。等到电车像经过“漂移”那样横过来，再把小辫子搭在与原来南北向电线垂直的东西向电线上来。电接上了，电车才能继续行驶，逃离人堆。

这个动作的难度有两点。

一个是，电车前面至少要清出10米的距离供它加速。而且要留足转弯的空间。另外，电车后面也不能有人，好让拉辫子的卖票员跟着司机做“漂移”动作。

西藏路福州路口，赶人更难了。这可是等一歇看焰火的黄金地段啊。很多人怕我让了，电车也开走了，结果原来的地方被别人占了。所以有些犹豫。我们既不是他们的祖宗，也不是他们的上帝，命令不了，也承诺不了。除了劝，别无办法。

这样一来兴，除了“湿身”，还要“失声”。喉咙也喊哑了。还好不需要“失身”，总算还是可以接受的。

每部电车直角“挑绷绷”的时候，总归是司机开车负责“漂移”，两个卖票员负责拉小辫子。我也是“显甲甲”，看到拉小辫子的都是女卖票，就自告奋勇硬劲去代替她们。

这就叫，“不拉不知道，世界真苦恼”。电车的小辫子重啊！而且还活里活络，东摇西摆，准时拉下来还好，跟着跑时，重心太难掌握了。结果是，人家女卖票倒是一枪头接牢，而我老早就脚花乱忒，七对八对，还是没对准，翘了辫子。只好再立定，再拉下来，再接牢。

旁边看闹猛的人屏不牢了，要讲了：

“这戴眼镜的啥人啊？生活不灵光嘛。还不及人家小姑娘喏。”

“侬看伊一副腔调，平常肯定坐机关的。这种人啊，就是要好好交到基层来锻炼锻炼。”

小贺还想替我解释呢，我连忙摇摇手：“覅响。人家讲得对，我是缺乏锻炼。”

好在1980年代的人，虽然也自私，总算善心未泯。况且这种闹猛大家也朆见过，总算还蛮配合。

5部18路电车终于开到福州路上，一直开到福建路口。我们的“指挥车”就跟在它们后面。福建路口，人已不多，同样直角“挑绷绷”，难度就不大了。我们三人就坐在车子里吃香烟，也不用下车帮忙了。本来，我还想再去帮他们拉拉小辫子，小贺劝我，你就别下去现世了。

等到我们估计他们的车子过了苏州河，我们才回到公交公司。

吃力啊。几十年后，我也想不起，那天下午，我回到公交公司以后做了些什么。晚饭据说是在食堂里吃的，节日里每个单位都有“红纸头”加餐券，都很丰盛，但吃了点啥，我都记不得了。估计我是吃力得睡着了。

等到我醒转来，就听到王海宝一个人的声音。原来，焰火快要结束了，他正在提前通知人民广场附近的车队，蓄好车子，每个站头至少在一刻钟内能有五六部，好疏散人流。

我连忙起身，问小贺，还有什么事体要帮忙出动的么？我也去。小贺摇摇手说，用不着了。你就等着听王海宝的“独脚戏”吧。于是，我们就坐在中午吃馄饨的那张大桌子前，倾听总调度室里传出来的“麒麟童”的唱腔。

焰火结束以后，第一部分人是步行离开的，车子也开不进来。再说，看焰火看灯，大多数是青壮年，没啥老头老太。而且，大家还意犹未尽呢，很多人还要再走到外滩去看灯呢。

到九点半，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恢复通行。人民广场周边地区也还好，等车时间虽略长，但秩序没乱。王海宝居然也有空，走出调度间来发了一圈香烟。

到十点敲过，外滩有情况了。

42路和48路终点站打电话来，讲北京东路外滩站头上积压了将近1000个人。王海宝胸有成竹，打电话给55路车队，叫他们派四五部长龙车从外白渡桥对面开过来，换成42路或48路的车牌来解难。一刻钟以后，那边打电话来说，不要再支援了，车站上仅二三十人，阿拉自己可以应付得过来了。漂亮吧。

公交公司门口的71路终点站也曾发生一点小情况。也许是因为离得近，平时相互之间太熟悉了，我就听到王海宝在教训那个调度：

“侬不会放车子嘛。第一部，直放静安寺再站站停；第二部，大世界、静安寺、中山公园；第三部，站站停；第四部再直放大世界。侬要夹花的呀。死板板哪能来讪。”

我就看到小贺他们听了以后在偷笑，反正我是听得云里雾里。只觉得，在上海做公交调度，要有大智慧的啊。反正我是吃不落做。

到十点半，意外情况真的出现了。不晓得为啥，淮海路陕西路口的24路站头居然还积压了三四百个人，什么情况？

王海宝也顿了一顿。然后马上打电话给23路调度，叫他们派几部车子在武定路西康路直角“挑绷绷”，支援24路。

对面电话问，支援没问题，支援完了怎么办？王海宝就讲：

“那还不便当。喏，先迭能，再伊能，再伊能，再伊能，不就回去了嘛。”

他说的那些地名，我根本记不住。但王海宝太老卵了。我真的是一生一世认得伊。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本来，我并不怎么看重公交行业的，觉得他们很普通。突然我有了内疚感。我决定，明天一定要把这段经历马上写出来，从电台发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六点多，我就坐42路到电台去写稿子。北京东路外滩终点站下车时，我看到两棵树上，吊着两只大箩筐，里面装满了各色各样的鞋子，多是单只的，估计都是昨天看灯的人被挤掉的。再看外滩的地上，上街沿下街沿，没有半点纸屑，一个烟头。

却原来，阿拉上海是有着交交关关像“王海宝”那样的“宝”，付出了“脚也要掮起来”的努力，在为我们守护着节日之夜啊。

我突然有了想跟着环卫工人再一起过一个节日之夜的念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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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的10月1号，我在公交公司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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