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吉斯 | 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2)
这群人中，还是有几位不错的写手。其中有克雷格·莱斯利，他带来了后来以《冻杀》之名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的几章，还有阿历克斯·汉考克，当时已经在写作《入明》，还有埃莉·斯考特，她的短篇如今刊登在很多份季刊上。
后来的两年里，我写作很用功，同时尽量不去操心发表的事。雷说过无论如何，我们要学会写作。
那时，我已经辞了西北媒体项目的主任职务，搬到了西雅图。我得到一份合同，要组织一次西北地区电影研讨会。研讨会将在西雅图中心剧场举行。那一年，我半年时间忙活那份工作，半年时间里写短篇。
然后，到了一九八二年，雷按计划又要来培训中心授课。我再次参加了。
我首先注意到，他显得疲累，抽烟似乎抽得更凶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已经出版，《纽约客》上刊登了《大厨的房子》和《我打电话的地方》。这两个短篇写的都是努力想戒酒的酒鬼。当时，好生活就是鸡尾酒，漫画里，小说里，多萝西·帕克（美国女作家，曾长期为《纽约客》供稿。以她为代表的《纽约客》作家群当时经常在阿尔贡耿旅馆聚会）时代阿尔贡耿旅馆圆桌的传奇故事里，无不如此。在这样一份杂志上刊登这种小说，着实令人惊讶。那个月（一九八二年七月）晚些时候，这份杂志上刊登了《马辔头》，里头一个人喝醉了酒，从一间小屋的屋顶往游泳池跳——却跳偏了。在我眼里，杂志上整页的利金酒广告——冰绿色瓶体上往下滴着凝结的水——跟先前相比，再也不一样了。
我们问他时，卡佛也承认取得成功让他过得轻松了一点。“我不再像以前一样，浪费那么多时间了，”他说，“我坐下来时，一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关于那个夏天，我最突出的记忆是跟雷的一次私下面谈。从第一次见到他之后的两年里，我持之以恒地写作，我很看重这次面谈。
他提前就拿到了我的原稿，我在约好的时间去了培训中心他住的小房子。他请我坐下来——我坐到了沙发上——但是他没坐，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问我以何为生，“作家们得做点什么事情来买时间：写作不挣钱”。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我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我还想，他应该不难理解。为了那次电影研讨会，我得约请发言人、订机票、订酒店、跟洗印厂、会议承办人、放映员和拍摄设备生产商打交道。
“我们需要反映人们如何应对工作的短篇。”卡佛在班上说过。可是我想我的作品在他眼里模糊而且抽象。不管怎样，他没有追问。过了一会儿，他从桌子上拿起我的短篇小说盯着看，等他又抬眼看我时，他说：“你是个作家。”这话出自他口，意义重大。
八十年代后期，经常看到评论者和编辑哀叹模仿卡佛的人数量之多，但是雷从来不曾把自己的风格强加给学生。要说有模仿者，那肯定是他们自己觉得这种讲故事方式的干净朴素和微妙之处堪可佩服，并努力去复制那种风格。
那一年同在培训中心授课的戈登·利什则不一样，作为前克诺夫书局编辑和《君子》杂志编辑，利什以东海岸文学新潮的决定者自居。
利什上午跟他班上的学生上课，在室外草地上，我们这些上卡佛的写作班的同学觉得这是公开邀请，就自己去坐在那一圈人的外围，听他会怎么说。利什喜欢定下条条框框：“头两个句子形成攻势，”他解释道，“攻势的三个基本因素，是姿态、权威和新闻。
克雷格·莱斯利当时也回到了培训中心，参加了利什那一组的学习。他得到的建议让我吃惊不小。克雷格交给利什一个短篇，写的是在彭德尔顿牛仔竞技表演大赛上的几个印第安人，他们在一辆皮卡的后车厢里喝一瓶用牛皮纸袋装着的桃红葡萄酒。“那不是新闻，”利什说，“我们都看到过印第安人喝葡萄酒，给我看看几个印第安人在一辆皮卡的后车厢喝马提尼酒吧，这才是新闻！”
就他本人来说，雷喜欢各种形式的写作，包括福克纳华丽的行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黑暗和康拉德的浪漫故事。他说他从海明威那儿学会了删掉形容词、副词，却又告诫我们：“海明威说的关于写作的话，你们也不能全信。”他在喜欢的作家方面趣味广泛。他说有一次他听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朗诵深受触动，回家熬了一晚上写诗，决心再也不离开诗歌创作。他满怀热情地跟我们提到了一些他热爱的作家，不只是托尔斯泰、乔伊斯、巴别尔和弗兰纳里·奥康纳，还有他的同时代人：琼·迪迪安、拉瑞·沃伊伍德、杰弗里·沃尔夫、托拜厄斯·沃尔夫、莱斯利·西尔科、巴里·汉纳、安·贝蒂、詹姆斯·帕迪——最后这位是大师级艺术家，雷怀着钦佩之情读了好多年他的作品。
他主要是寻找情感。这里有句卡佛说过的话，我记在笔记本上：“一个短篇小说、一部长篇或者一首诗应该产生一定次数的感情冲击，你可以从冲击的强度及次数上来判断这部作品水平如何。”
他对濒大平洋的西北地区的同行特别看重，为他们感到骄傲和快乐。“西部的文学还处于初创阶段。”他说。他让我们去阅读理查德·休戈（当时住在蒙大拿州）的作品，当然是读他的诗，还有他关于写作的随笔——收在那本《此镇一触即发》。雷支持比尔·基特里奇、厄秀拉·勒奎恩、约翰·基布尔、玛丽琳·罗宾逊以及吉姆·韦尔奇。他支持苔丝·加拉格尔（已是他四年来的伴侣），还支持理查德·福特，他们是好朋友。
雷跟我们说过，理查德·福特也是个喜欢改稿的人，这种同道中人的数量蔚为壮观。“他先是用第一人称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心一瓣》，花了三年时间才写完，但效果不好。然后，他用第三人称重写了一篇，又花了一年半时间。”福特的书当时已经绝版，不过我还是记下了他的名字。
雷有种观点，认为西海岸写作正在复兴，跟二十年代的巴黎或者不管你可能提到的哪个美国南方时期不无相似之处。十年后，我看到霍华德展示他在象鼻虫出版社（只出版西海岸地区的作家）出版过的作家地图时，我几乎相信的确是那样。
一九八三年，卡佛有了件天大的好事：他获得了哈罗德·史特劳斯和米尔德里德·史特劳斯夫妇生活奖，每年三万五千美元，为期五年。我从私心出发，对其中一个条件感到不满：他应该不会再教书了，而是会全职写作。
他放弃了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也放弃了写作班的教学，我再也没能跟他学习过。
后来再次见到他是在西雅图的一次派对上，当时，他刚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举办完朗诵会。我心怀期望地问他是否怀念教书，他说：“谈不上，没有。”“嗯，你也许不再是我的老师了，”我说，“可我还是你的学生。”
他说：“你真是好心肠。”那是他喜欢说的话。
我第一次短篇小说投稿成功后，雷在回信中写道：“跨过发表那道线挺重要，非常有助于认定一件做了那么久、那么认真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为你感到高兴。”
苔丝·加拉格尔
理查德·福特
接下来一次见他是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当时是一九八六年秋天，我们聚到一起缅怀理查德·休戈。但如果不是一九八七年春天发生的事儿，这也许就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直接联系啦。当时，一位在电影界的老朋友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此两年前，我放弃了举办电影研讨会的那份合同，几乎跟过去几年里我请到西北地区的电影人都失去了联系。但是那年春天，吉尔·戈德米洛在为她的第一部故事片《等待月亮》（关于在巴黎时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巡回宣传路过西雅图时，给我打了个电话。
在派克街市场的红门餐馆杯盏之间，戈德米洛跟我说她在从巴黎回国的飞机上，读了《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她想起来我认识卡佛。“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她说，“那些故事实际上都发生过。据你了解，是不是真实的？”
对一位小说作家来说，“真实”有可能是个令人不安的字眼，我记得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她对我那样回答根本不在意，而是为这些短篇小说有可能拍成电影而激动。“我有个想法，”她说，“通过安排顺序，那些短篇有可能讲述一个人的生活——我已经确定了应该有一位主角，其他方面，我想尽量忠实原著，甚至会让两个故事之间银幕全黑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是个很有文学味的想法，”我说，“一个纯粹主义者的卡佛电影。”
可是等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写剧本时，我给吓住了，不仅因为我对她这位影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更因为我从来没写过电影剧本，显然她需要一个真正的编剧。我又要了杯金酒。
可是她坚持那个主意。我认识雷蒙德·卡佛，了解那一地区，也就是说地点——雅基马，奇科，尤里卡，库珀蒂诺，我了解那种饮酒文化。（她刚刚把空了的霞多利酒酒杯给了侍者，要他拿瓶矿泉水来。）我没有参加作家工会，所以她请得起我。她知道我很欣赏她的电影，那对她意义重大，在长期合作中这一点很关键。她指望我会极端忠实于卡佛的作品，比任何“真正的”编剧都更注意这一点。另外早在一九八〇年，在培训中心上培训班时，我就给她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关于雷蒙德·卡佛的。显然，她刚刚在一个旧鞋盒里看到了这封信，并把这看作一个启示。
她的提议让我受宠如惊。我很快就合计起来，有多大机会能绕过哈罗德·史特劳斯和米尔德里德·史特劳斯夫妇生活奖的那个让人讨厌的附加条件（即他不能教写作）。嗯，好吧，我一边跟侍者换高脚杯时一边想，不过他也许可以指导……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们飞去了锡拉丘斯，拿四十页的初稿给雷和苔丝看。当时他正开始癌症疗程，他的肺部给切除了三分之二。“现在没事了，”他一再说，“我没事。”
他们端上了阿拉斯加三文鱼。在西岸地区，这表示热烈欢迎。我试过不出声地隔着桌子向吉尔示意，要她放心。
我们吃完后，雷把初稿拿去书房。吉尔和苔丝摊开手脚坐在客厅的地毯上聊天，我心不在焉地坐在沙发上，想知道楼上的雷是怎么想的。在把那些短篇像吉尔所设想的那样串起来时，我假定有一位主角。可是我也悄悄往剧本里放进不少传记方面的信息，暗示那个主角就是雷。他是否会觉得我抹去了艺术和艺术家之间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本来已相隔不远）？他是否会觉得这样侵犯了他的隐私？我有点担心。
过了段时间——差不多有一个钟头，我想——雷下来了。他们那幢两层楼的房子有一座木头楼梯。我听到一步一步咚咚响的声音。他走进客厅，吉尔和苔丝陷入沉默。雷看着我，用他轻声咕哝式的声音说：“很棒，我觉得很棒。”
我想一下子搂住吉尔尖叫起来，可是控制住了自己。雷过来跟我一起坐在沙发上，我们把那篇初稿讨论了一个半钟头左右，慢慢地一页一页翻过去，过了一遍他在页边写下的笔记。
一九八八年五月，我在西雅图的埃利奥特湾书店又见到了雷。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朗诵会。他在那天收到了十四页的选择权合同，我也收到了我的那份。我承认，我看都没看就交了出去。
“我看都没看就签了名。”雷说完哈哈大笑。
那天晚上，他读了《大象》，写的是一个被家里每个人追着要钱的人。这个短篇也是一开始读着滑稽，但是到最后，你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他似乎读得有点透不上气，但还是读完了。他的脸庞浮肿，有传闻说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了他的大脑，可雷仍然坚持说他没事。“我会撑过去的。”他告诉我。
当时，我最小的妹妹也在跟癌症做斗争。她的决定是从不掩盖事实。她已被告知自己是癌症晚期。
一个月后，雷和苔丝举办了婚礼，我还是没有意识到什么。
这段时间，因为作家协会在举行罢工，整个电影业陷入停顿。出于这个原因，吉尔商谈推迟实施选择权的期限。八月一日，罢工仍未结束，我们实施了选择权。
八月二日，雷因为肺癌，在安吉利斯港去世。
八月三日，作家协会的罢工问题解决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四日，苔丝·加拉格尔把雷蒙德·卡佛安葬在安吉利斯港。
我无法去送葬，因为我当时有合同在身，那一周要为帕金斯和科伊律师行打字，我坐在律师行位于第二十五层楼的波特兰办公室，倍感痛苦。休息时间时，一位律师的秘书大步流星从餐厅那边走过来，谈论起她的一个女友为什么要离开丈夫。说话间，她点燃一支烟，狠狠地抽了两口又摁灭了。然后，她从冰箱里拿了罐减肥可乐，急急忙忙往门口走，撇下回荡在空中的一句话：“他老公就是从来没能让她的裙子飞起来。”
我把那句话记下来，觉得那一刻，是我个人跟雷有了交流。
到这时，我已经搬回俄勒冈州。我一直不曾辍笔，又发表过几个短篇，得过几个奖项，然后在一九八九年，有人邀请我去玛丽尔赫斯特学院教写作。
我们始终未能拍成我们的卡佛电影。最后，吉尔距离她的最低预算还缺二十五万美元。她生命中的四年时间都投进了这个计划，却未能留下一部电影。一九九二年秋天，她接受了圣母大学的一份教职。
对我们来说，人们是一步步去世的。我放弃打磨那个剧本时，第二次失去了雷。现在留下的是他的诗和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仍然是我的老师。
时不时，一位学生会打断我讲课，问起雷蒙德·卡佛。“我是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老师？”
“你们有多少人读过雷蒙德·卡佛的作品？”我让大家举手时，通常班上有一半人会举手。
我一再说，你们一定要读作品。找一本《我打电话的地方》，从头开始通读这本书。这是卡佛自选短篇集的唯一版本，是按作品写作先后顺序排列的。读读《肥》，这个短篇让人难以忘怀，用笔俭省；读读《大教堂》，对卡佛来说，这是关键的一篇，语言开始变得丰满；读读《差事》，写的是契诃夫（雷热爱的一位作家）去世时的一个瞬间。
我跟我的学生说，要是你按顺序阅读这些短篇，你会看到在不牺牲准确的前提下，雷把更多经历、更多感情投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这是我们所有人——理查德·福特、戈登·利什、吉尔·戈德米洛、苔丝·加拉格尔和我们这间教室里的每一位——付出巨大的努力想做到的。
作者简介，玛莎·吉斯（Martha Gies）曾是卡佛写作班上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发表过很多篇短篇小说，并著有《整夜不眠》一书。吉斯的这篇文章《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回忆了自己和卡佛交往的点点滴滴，有助于读者更加深人地了解卡佛的创作风格。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0年第5期，责编匡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