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如何拨动这根弦？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态文明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具有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区系组成独特，特有种类十分丰富，孑遗类群多。据《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0版》，我国现有122280个物种，包括54359个动物物种，37793个植物物种，12506个真菌物种以及细菌、病毒等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物种数量多，特有种比例高。近年来，虽然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国内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保护任重道远。为此，“十四五”时期，应通过加强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实施生态保护工程等措施促进生态系统有效修复和保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既具雄心又能实现的目标，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保障人类福祉。

厘清生物资源现状，加强生物资源本底调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乡村振兴、治理污染等一系列艰巨任务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首先，要弄清“有什么”“怎么样”“在哪里”。我国生物资源相对丰富，但其“家底”数据大多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调查结果。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变化很大，特别是土地利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已使许多物种生存受到威胁，对物种数量、分布和资源蕴藏量的重要变化知之甚少，急需对生物资源现状进一步调查，为后续评估、预警、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其次，鉴于目前国内一些关键地区现状，必须由专业化的调查队，通过专项经费保障对这些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类型进行全面调查。例如喜马拉雅山南坡、高黎贡山等，是目前战略生物资源收集的薄弱甚至空白地区，查清此类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可为跨境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一带一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数据。

尊重自然规律，有效推进对特殊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在不同地质时期的时空格局受到了地球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在地球环境的演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适度的人工干预来修复被破坏的草地、森林，促使植被的自然恢复是生态建设的重要途径。然而，在一些生态工程建设中，物种选择、配置、密度控制等缺乏科学依据，往往习惯采取高密度栽植，且品种单一，导致植被建设初期呈现一片绿色景观，但随着土壤水分条件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或病虫害攻击，植被大面积死亡、生态退化，以致出现沙化现象。近年来，一些地区在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中缺乏对本区域内的科学预研，比如河北坝上地区和宁夏防护林建设区发生的杨树大面积死亡，以及科尔沁沙地大量种植樟子松和杨树等乔木树种后，土壤6米深度以内的水分含量下降了30%以上，这些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警觉。为此，生态工程实施要以不突破本区域的水资源有效承载阈值为前提，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我国野外站长期观测研究数据，进行精准分析科学修复；另一方面要遵照物种选择——配置与分布地带性的类型与规模，确定科学的预研方案，以有效推进对特殊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新的生态范式。

规范行业领域标准，加速推进科学数据标准体系建设。随着科技进步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标准规范需要及时改进优化。比如，在沙区生态建设方面，目前依然沿用的是2007年发布的《防沙治沙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就目前来说，早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为此，一方面，以培育并完善数据要素领域标准化体系为总体目标，整合数据资源，统筹产业规划，破除数据孤岛，强化应用服务，以保障数据要素标准化工作目标清晰、技术可行、结果可见的体系化推进。另一方面，要加强以需求为导向的标准研究，从行业领域的需求出发，保障数据要素标准化工作发挥出实际价值。但是，目前行业标准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程序繁琐、信息不透明，甚至被一些学会所“垄断”，打击了科研人员申报行业标准研究的积极性，造成一些领域没有标准规范。比如，生物多样性网络化监测可以较系统地掌握监测对象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总体格局，然而国内在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方面尚无统一的标准规范，监测数据不能联网共享，也就难以实现生物多样性信息的融合、集成和深度分析。基于此，相关行业部门应及时梳理更新相关技术规范，打破行业部门间壁垒，加速推进科学数据标准化建设。同时，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探索建立完善的科学数据汇交、分享体系，促进大数据科研范式下重大生物多样性成果的产出，强化并提升大数据分析水平，以更好地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加强新技术运用，不断完善迁地保护体系的顶层设计。一个物种，一个品种乃至一个基因能繁荣一个产业，繁荣一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的未知潜力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展示了不可估量的美好前景。在一些生物多样性科学的关键点，比如物种濒危理论和自然种群恢复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迁地保护理论与技术亟待提升。尽管我国围绕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开展了大量工作，但迄今为止，真正实现迁地保护的物种仍十分有限。植物园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是植物迁地保护的基地，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就地保护）形成完美互补。植物园有别于纯粹的城市公园，承载着物种保育、科学研究、引种驯化、科学传播等重要功能。长期以来，我国植物迁地保护缺乏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和统一部署，缺乏科学统一的迁地保护协调机制，制约了我国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国家战略的实施，致使我国植物园建设管理泛公园化现象普遍，不能充分地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为此，建立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统一管理机制，目前已经势在必行。比如，在国内空白区域，如青藏高原寒带和寒温带地区新建一些植物园，形成完整的迁地保护网络，与就地保护体系一起，对本土物种全覆盖，以起到有效保护我国野生植物的目的。同时，加快推动新技术在实际场景下的应用，如人工智能的物种识别技术、生物多样性大数据深度挖掘技术，不断增强科技的供给能力，以更好地支撑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于10月11日在昆明开幕。COP15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新目标，对世界和我国都意义重大。作为COP15的东道国，我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向新台阶。10月13日通过的“昆明宣言”，是中国作为大会东道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展现领导力的产物，也是向国际社会发出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强烈政治信号，必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正向影响，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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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10月27日第7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