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也可以转化成对有利因素

人们常识会觉得生育给女性带来了不少麻烦，那既然一切都只是取决于解释，那只要换一种思路，生育完全可以成为有利因素。既然生育的使命在女性身上，那也意味着掌控生死的大权也在她身上。

从个体哲学来看，生育，能让她更接近神性。尽管生育的过程十分艰难，但相应的回报是能拥有确定是自己的后代、能亲身感受生命在自己体内的诞生和孕育，感受高频的生命能量在自己体内化身为低频物质身躯的过程，这可谓与创造之源十分接近的神性的过程。

具体到社会中，女性也不一定会因生育而被奴役，她也可以因生育而自由。例如，她可以充分把握这种创造生命的主动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情况，想生育时就挑选优质伴侣进行生育，而不用反而非要在婚恋市场上接受对方的挑剔，成为为别人生产继承者的工具（当然，在目前社会下，女性想把握生育主动权，还是困难重重）。

到此，以上共列举了五个例子，以说明生理决定论也只是一种解释。换种角度看，或许结果就会不同。

但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以上说的一切不是为了争辩两性谁优谁劣，而是尝试对当下主流的男权思维的进行拓展，看到更多的可能性，颠覆既往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观点。实际上，两性本是一个整体，对社会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存在价值的高低。

女性沦为“第二性”

既然生育可以转化成有利因素，既然生理决定论也只是一种解释，那女性何以还是沦为第二性呢？

原因之一是，女性对繁衍过程的主宰，对于男性来说是很大的心理创伤。于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男性取得支配地位后，便把女性对繁衍的主宰权夺取过来，把她们变成私有财产和生育工具，并用各种方法限制她的自由。

例如对两性的行为实行双重标准，宽容男性的放纵，却用贞操观和荡妇羞辱来扭曲和改造女性的性；

宣传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服侍家庭就是最大的使命，这也让她们形成了对男性的依赖，情感上也就更容易产生“恋爱脑”，也更容易受到伤害；

实行“嫁娶式”婚姻，“嫁”让女子变得如一件物品，不仅在夫家变成仆人和生育工具，而且在娘家也变成外人；

孩子随父姓，这甚至可以说抹杀了女性在生育上所作的巨大贡献，让人们认为男子才能传宗接代，进一步加剧了重男轻女。

并且，为了巩固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人们试图从生理上解释这种人为造成的性别差异，例如两性的大脑差异、杏行为差异，以及强调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劣势，以说明男性更优越，更需要性。这些生理上的解释，让情况更难以得到改变。

生理差异并不是两性地位的决定因素

正如波伏娃说到，对于两性地位的成因，从生理因素进行的分析确实能提供一定的帮助，但“体力、男性生殖器官、工具的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才能确定”。

也就是说，差异并不会导致不平等，只有当人为地为这种差异附加上种种价值判断的时候，才让一切开始变得不一样。因此，导致不平等的根源并非天然的生理差异，而是各种价值判断。

例如，在老挝缅甸边境生活的克伦族，被称为长脖族，那里的人认为，脖子的长度跟家庭背景有关；女孩子脖子越长，也越被视作漂亮优雅。因此，脖子长度不一样的人，生活便有了不同的差异。但很明显，脖子的长短并不是导致不平等的真正因素，针对脖子长短所作的价值观判断才是。

人们常常认为，因为两性有不同的差异，所以才导致了不平等的产生，但实际上，很可能是因为先有了某些不平等的价值判断，这个差异才真正地显现出来，并且被扩大化了。

——《透过性别看世界》

相反，要是一味地把两性地位差异归因到生理因素，只会让真正的原因被掩盖，忽略了背后更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让实现平等更加困难。

最后总的来说，两性问题并不全是由生理造成的，更多是文化的塑造。生理仅仅只是生理，换一种角度去看，换一种方式去行动，便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为了体现社会环境对性别角色的塑造力量，近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强调文化在人的性别身份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提醒着我们：女性受压迫的起因是人为的、制度的、文化的、被建构的，而非生物性的、非本质的。

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

——人类学家博厄斯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