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永远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
在世人眼中，浪漫派诗人天生就该是情场上的浪子，譬如徐志摩，善于在恋爱的游戏中推陈出新，恨不得每一段感情都占据着娱乐版头条，留下一段段可叹可羡的情感传奇。然而，与徐志摩、艾青并列“民国三大浪漫诗人”的戴望舒，却是爱情上的低能儿，三段感情所遇皆为美女，却都以对方的劈腿而告终，情路之悲惨之可怜，让人扼腕长叹。
1905年11月5日，戴望舒生于杭州杭县大塔儿巷11号，原名戴朝安，又名戴梦鸥。戴望舒是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女神，据说美丽而幽雅。
戴望舒的父亲戴立诚祖籍南京，是秦皇岛市北戴河火车站的一名普通职员，直到戴望舒七岁时才举家迁回杭州，到一家银行做职员。母亲卓佩芝生于书香门第，虽未读过书，却知道不少文学典故。戴望舒童年时得过天花，使得他的脸部布满麻痕，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戴望舒八岁入杭州鹾（cuó）务小学读书，十四岁考进宗文中学，与几位喜爱文学的同学写了一些小说，发表在周瘦鹃、包天笑等主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上。此后不久，戴望舒、杜衡、张天翼和在之江大学读书的施蛰存等人，组织起名为“兰社”的文学小团体，创办了《兰友》半月刊，戴望舒担任主编。
毕业后，戴望舒和施蛰存一起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五卅”惨案引起的一场反帝运动高潮中，上海大学被查封。戴望舒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那几个好哥们儿不久也先后转了过来。他们很快开始了新的文学活动，创办了《璎珞》旬刊，一起投身革命宣传工作。后来经冯雪峰介绍，戴望舒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成为第一批成员。
1927年的政治事件突然打破了文学青年的梦想，他们在恐怖的气氛中躲避在松江施蛰存的家里，开始专心于文学创作。施家有女年方十八，清秀高挑，偶尔蹙眉露有幽怨气质，戴望舒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叫施绛年的女孩。他写了《我的记忆》，还有那首不朽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
然而，对于施绛年来说，戴望舒南人北相，虽然高大魁梧，却面孔黧（lí）黑，再加上一脸的麻子，怎么看都不是少女理想的情人。敏感而自卑的戴望舒，唯有通过诗歌向爱人表白，他写自己的悲观：“见了你朝霞的颜色，便感到我落叶的沉哀。”他写自己的希望：“静，听啊，远远地，丛林里，惊醒的昔日的希望来了。”
聪慧的施绛年何尝不懂戴望舒的心思，可是感情强求不来，碍于情面，她不好决然拒绝，只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戴望舒在感情的炼狱中，从苦涩中一厢情愿地提炼甜蜜的味道。第一本诗集出版后，他勇敢地在扉页上向世人公开了对施绛年的爱，他用古罗马诗人的诗句写给施绛年：
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
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
戴望舒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单恋者”，终于决定摊牌：向施绛年求婚。被拒绝后，又绝望地以跳楼自杀相逼。在哥哥施蛰存的力挺下，施绛年妥协了，有条件地答应了和戴望舒订婚：戴望舒必须出洋留学取得学位，并在国内找到体面的工作。
作为著名诗人，戴望舒根本不需要有一张洋文凭，但他还是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在诗里表达：“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只不过喜悦中也带着某种烦忧：“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青年戴望舒
1932年，戴望舒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游轮，到巴黎大学旁听课程，出入于图书馆、博物馆和书肆，拜访作家和诗人，而国内却不断传来未婚妻移情别恋的消息。三年后，戴望舒被学校开除，马上赶回国内，传言果然被证实：“丁香姑娘”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戴望舒苦求无果，悲哀地接受了现实：
什么是我们爱情的纪念呢？
拿去吧，亲爱的，拿去吧，
这沉哀，这绛色的沉哀。
看到戴望舒在失恋中沉沦，一帮哥们儿看不过去了。小说家穆时英说，施蛰存的妹妹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妹妹比她漂亮多了，你要不要见见？一见之下，果不其然，穆丽娟的姿色更胜施绛年，而且对戴望舒很有好感。从相识、相恋到结婚，他们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中间戴望舒的父亲去世他也没有按常理守孝。新婚燕尔，诗人倍感甜蜜：
我是从天上奔流到海，从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
我是你每一条静脉，每一个微血管中的血液，我是你的睫毛。
淞沪抗战爆发，戴望舒一家逃难到了香港，他负责主编《星岛日报》副刊。当时许多逃难文人都住着简陋的房子，而戴望舒靠着努力工作，租了一座山上的小洋楼，号“林泉居”。然而，美满只是表面的，夫妻相差十二岁，新婚时两人还能一起看电影、跳舞，等到女儿戴咏素出生后，他们需要面对的自然都是些柴米油盐的事情。
他们的婚姻很快出现危机，危机来自两方面：一是戴望舒为电影《初恋》作词，旧情难忘；二是1940年，沦为汉奸的穆时英被国民党特工在上海四马路暗杀，戴望舒不准穆丽娟奔丧，还扣下了岳母在上海病逝的消息。穆丽娟一怒之下返回上海，随后写信要求离婚。
戴望舒追到上海，苦苦哀求未果。胡兰成听说后，托人传话：只要他肯留在上海办报纸，保证穆丽娟马上回到他身边。戴望舒拒绝与汉奸谈条件，给妻子写下绝命书后服毒自杀，幸亏朋友抢救及时才没有酿成悲剧。这时，穆丽娟早已和《宇宙风》主编周黎庵好上了，两人在1942年正式结婚，而穆丽娟与戴望舒次年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因为在报纸上编发宣传抗战的诗歌，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但始终没有屈服，还创作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首在侵略者的铁窗下献给祖国母亲的歌，被编入了当时九年级的语文课本：“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那里，永恒的中国。”
1943年5月30日，戴望舒和第三任妻子杨静在香港结婚。当时，这位香港美女才十六岁，比当年穆丽娟还小两岁。戴望舒特意把结婚照寄给穆丽娟，以示炫耀。婚后，他们生有二女。由于年龄与爱好等差距，二人时常吵架，甚至拳脚相向。
戴望舒与杨静及女儿戴咏絮合影
到了1948年，杨静爱上了邻居小蔡，提出了离婚。结果，小女儿戴咏树归杨静抚养，二女儿戴咏絮由戴望舒抚养。这一次，戴望舒没有再以自杀相威胁，而是在人前一再摇头说：“死了，这次一定死了。”
是啊，诗人的爱情之心终于死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决定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的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待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到北京不久，戴望舒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法文科工作。欣慰之余，他向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
当时，戴望舒的哮喘病已十分严重，上趟楼都要休息好几次。有回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为了能早点治好，加大了麻黄素剂量，注射后不久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享年四十五岁。
有人评价说：
他永远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
在一个不可能的丁香姑娘身上，
浪费去一生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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