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老祖先，不是猪食，是宝贝
许多80后都对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天山景物记》有着深刻印象，里面对新疆风物的描写实在吸引人：“有这么一条野果子沟，沟里长满野苹果树，连绵五百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的累累的苹果无人采……现在，已经有人发现了这条野苹果沟，开始在沟里开辟猪场，用野苹果来喂养成群的乌克兰大白猪。”
新疆野苹果的果实 | Yakov Fedorov / Wikimedia Commons
学这篇课文的时候，同学们无不为喂了猪的新疆野苹果（Malus sieversii）感到可惜。后来才知道，这种野苹果口味偏酸，对吃惯了栽培苹果的现代人来说并不好吃。
棕熊立下的功劳
新疆野苹果乃是今天我们食用的苹果（M. pumila）的老祖先。主要分布在中亚地区，生长在海拔约1200米地区的山坡、山顶和河谷地带，自哈萨克斯坦南部，经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至我国新疆，都曾有过“五百里花开”的壮美景象。
新疆野苹果的花 | Łukasz Szczurowski / Wikimedia Commons
根据目前的研究，天山西侧生长的新疆野苹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传至欧洲，与欧洲野苹果（M. sylvestris Mill.）、山荆子（M. baccata (L.) Borkh）、高加索苹果（M. Orientalis Uglitz.）等其它苹果属植物杂交，逐渐成为驯化物种。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公元前约4000年Sammardenchia-Cueis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的苹果种子，但尚不能判断出它来自于欧洲野苹果，还是和新疆野苹果杂交后的产物。
欧洲野苹果 | Wehha / Wikipedia
在野生苹果属植物里，新疆野苹果已经属于当之无愧的“大果”，直径约7厘米。在人类活动影响苹果的种子传播之前，它的种子传播主要依靠哺乳动物的活动。几百万年来，天山一带的棕熊、野马等动物在吃新疆野苹果时，无心插柳地发挥了“选种”作用，个头更大、口味更好的果实更受青睐，随着动物粪便对种子的传播，果实适合食用的基因也会“漂流”得更远。其他苹果属植物的种子传播则主要依靠鸟类。
鸟类取食苹果属的果实 | dennisflarsen / pixabay
然而，新疆野苹果已经被列入IUCN红色名录“濒危”类别，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它很可能会面临灭绝的风险，这甚至会动摇栽培苹果大家族并不牢固的根基。
英雄留下的种子
天山山脉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野苹果成为第四纪冰川期的幸存者。哈萨克斯坦的前首都阿拉木图有“苹果之源”的含义，在古丝绸之路上，以“苹果”命名的城市还不止这一座。在《长春真人西游记》里曾提到：“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这里的“阿里马城”又写作阿力麻里城，遗址在现在新疆伊犁，自唐代至元代都是中亚名城，曾经是察合台汗国的都城，它的名字同样来源于“苹果”。
哈萨克斯坦的本地特产Aport苹果，实际上是新疆野苹果和俄罗斯栽培品种杂交得到的，果实最大的重达一公斤 | Marco Fieber / Flickr
在1929年，苏联著名植物学家、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根据在阿拉木图考察的野苹果林判断，中亚的新疆野苹果是世界栽培苹果的祖先，也是保证苹果遗传多样性的天然基因库。他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建立起了全世界首个种子资源库，收集了25万种种子用于遗传学和杂交育种研究，来自阿拉木图的野苹果种子也是收藏对象之一。
1941-1944年，列宁格勒遭遇德国纳粹围城900多天，在全面断粮的恶劣条件下，守护种子库的科研人员付出了至少9人饿死的代价，换得了几吨重的种子的安全。瓦维洛夫也于1943年死在狱中。这些为人类农业技术发展贡献出生命的英雄，值得被我们铭记。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种子库一直保存到今天，现在叫作瓦维洛夫植物栽培研究所。
植物栽培研究所中的瓦维洛夫像 | Bogdanov-62 / Wikimedia Commons
“苹果之城”的危机
但在将近100年后，瓦维洛夫所记载的“漫山遍野的野苹果林”已经大大萎缩。苏联解体后的30年内，哈萨克斯坦境内约70%的野苹果栖息地因为人为砍伐、开发等原因而毁灭，与栽培苹果的异花授粉也对现有种群造成了影响。
阿拉木图的苹果摊 | Olga Zavyalova / Wikimedia Commons
大规模种植的苹果种类远远少于野生种类，美国的栽培苹果，仅约15个品种就占据了全国苹果植株数量的90%。驯化后的栽培种对于传染病、虫害和气候变化的抵抗能力都比较差。以气候为例，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气温升高逐渐提前，造成种植苹果的冬季休眠期变短，影响了产量。这一影响在工业化大批量栽培的地区尤其明显。
因此，野苹果的基因组被寄予期望——从中得到帮助“后代”抵御新的环境威胁的密码，但这一切的前提，仍然是对现有种群加大真正的保护力度，保留种子，是为了保留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