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中的孝道观 潘志宏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时下诏令魏征、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人编纂的一部治世宝典，包含了“六经”、“四史”、诸子百家等治国理政的经验，将唐代以前有关“平治天下之道”的道理撷取出来汇集成书，以便“鉴览前古”“用之当今”。因为孝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博采众长的《群书治要》自然也蕴涵着丰富的孝道思想，并且与修身、齐家和治国均有深刻的联系。
孝道与修身
孝道是修身的内容。修身的含义是涵养心性、修正身行，《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均离不开孝道。《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说的“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意思就是孝道是修身的根本，要想成为君子，就要从孝亲做起，这也是修身的前提条件。《群书治要·礼记》指出，生活起居不庄重、侍奉君主不忠诚、做官任职不负责、朋友之间没信用、打仗之时不勇敢都是属于不孝的表现，如果这五者做不好，会使父母蒙羞甚至带来灾祸。所以孝道是修身的主要内容，一个孝子在各方面都会谨慎严格地要求自己，就是为了实现对父母的孝道。
孝道是修身的动力。真正的孝子时刻不敢忘记父母的教诲，念念想着使父母光耀。按照这种标准，孝道就会为修身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群书治要·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通过修身立德以立身行道，从而能够扬名于后世，使父母感到非常的自豪光荣，这个孝道就做到了极致。《礼记·祭义》指出孝子“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如此心心念念不忘父母就是孝道。按此标准行事，孝子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孝子能继承先人之志，不忘使父母显扬，因此能获得无穷的动力以修正自身。
孝道是修身的条件。修身需要一定的环境熏陶，结交忠臣孝子、良师益友是非常重要的条件。《群书治要·曾子》云：“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的修身会受到周遭环境与接触的人的影响，如果环境恶劣、接触的都是乱臣贼子，一定会产生负面作用。《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如果结交的都是忠臣孝子，那么对于个人修身与德行的提升都会起到重大的辅助作用，反之亦然。《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只有先把孝道做好了，才能齐家和治国；要追求齐家和治国，就需要不断地行孝修身。
孝道与齐家
齐家的核心是重视孝道。《大学》第一章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齐家是“修齐治平”中的关键环节，想要治理好家庭，需要从孝道着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就像细胞之于人的身体、水滴之于江河湖海。在伦理关系中，家庭有“三伦”关系，即父子、兄弟和夫妇。齐家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群书治要·礼记》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在家庭中起到核心串联作用的就是孝道，没有父母不希望儿女孝顺自己，没有兄长不希望弟弟妹妹恭敬自己，没有夫妻不希望和睦相处。孝道在家庭中的作用就是理顺各种关系，使家庭和谐和睦和顺，是齐家不可或缺的伦理观念。
齐家的方法在落实孝道。治理好家庭需要从孝道着手，着手的方法就是父母家长要言传身教，通过自身德行的提升，将孝道潜移默化地烙印在子女后代的身心生活中。《群书治要》指出的“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背”“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等，这些道理都是在告诫后人，在上位的人能够尊敬老人，在下位的人就会更加孝顺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在下位的人就会更尊重自己的兄长。在上位的人能够落实孝道，在下位的人自然而然会学习效仿。不论是对为官者还是对每个家庭而言，均是如此。
齐家的重点为以礼行孝。在家庭中落实孝道，还要重视以礼来推行孝道。因为礼的核心精神是恭敬，恭敬是表达孝心的重要方式。《群书治要·礼记》认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曲礼曰：毋不敬。”礼的作用就是依照礼来规定家庭中的伦理亲情关系和秩序，使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守本分，如果没有礼就无法治理好家庭，而要做到以礼行孝最关键的是恭敬之心。《群书治要·孝经》指出：“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治理一个家庭的家长，对臣仆婢妾都不敢轻视失礼，更遑论对他的妻子和子女呢？所以能够依礼得到家庭中众人的欢心，使众人都愿意去侍奉双亲，这就是以礼行孝的典范。
孝道与治国
以孝治国。中国自古以来就倡导以孝治国，认为忠孝是一体的。“孝慈则忠”“以孝事君则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孝合一，使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更加突显，其根源就在于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孝道。例如，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体现了汉代帝王对孝道的尊崇。除了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以外，其他汉代皇帝的谥号中大多有“孝”字；亲尝汤药的汉文帝成为唯一载入“二十四孝”的皇帝。《群书治要·吕氏春秋》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
以孝教民。治理国家首先推行孝道教育，将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孝道传承给百姓。《群书治要·孝经》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道是道德的根本，是教育产生的根源。所以，要想治理国家、使民风淳厚，就需要从孝道这个根本入手。《礼记·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意思就是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一国人民，首先要进行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善良增长，过失得以挽救，德行不断提升，而教育的核心即是孝道。孝道教育首先要自己身体力行，让子女顺着善良的方向去发展，知道孝敬父母、忠于国家，才是真正的教育。
以孝选官。古人认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道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如果小人居于高位，就会给国家带来动乱和灾祸。《群书治要·孝经》云：“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群书治要·曾子》认为：“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君子立志行孝道，就是忠诚的表现，君子的孝道体现在忠君、爱亲、敬长等方面，就是常说的“移孝作忠”。汉惠帝首开“举孝授官”的先河，汉武帝创立“举孝廉”的用人制度。《群书治要·汉书》说：“贵孝悌，贱贾人，进真贤，举孝廉，而天下治矣。”以孝选官制度使汉代“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推选出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官员。
以孝赏罚。以孝治国还表现为奖赏孝子和惩罚不孝。《群书治要·韩诗外传》记载古代的“命民”就是孝敬父母、怜爱孤苦、谦让不争、工作尽职的人，因为有德行而获得君主嘉奖的诏命。《群书治要·晋书》提到吴隐之因为“孝友过人”获赏加封为“前将军”，赐赏钱五十万、谷一千斛。这样的奖赏制度就是要弘扬孝道，让百姓去追求孝道和德行。相反，中国古代对不孝的惩罚非常严厉。例如《群书治要·孝经》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群书治要·尚书》中，周公说对于那些不孝顺父母、不友爱兄弟的人，要按照文王制定的刑罚予以严惩。此后，在历朝历代的律法中，不孝之罪皆为重罪，甚至是死罪。这也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孝道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极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