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送给母亲的礼物
1968年底,中央决定,各地在外的公办教师回乡,转回本村,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1969年春天,母亲带着4个孩子回到老家,重新建房安家。转回家的头几年,全家户口都落到大队,成为农业户口,只有父亲一人在外。从未从事过农事的母亲和4个幼小的孩子无法耕种、收割,父亲工作忙,也不能常常回家。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异常艰辛,是在几位伯父与堂兄们的帮助下度过的。听母亲说,刚回去时,因多年不在老家,与老家人不熟悉,有些孩子欺生。母亲挨家挨户做工作,与家长交流与孩子们沟通,不多久大家就接受我们了。两年后等我出生、记事时,已经生活相处得很融洽了。几位堂兄几乎天天长在我家里,帮着干活,一起吃饭,像一家人似的。后来,母亲又帮着他们娶亲、生子,几位堂兄与我家感情深厚,直到现在关系都很亲密。
母亲带着五个孩子
母亲性格温和,待人真诚。虽然经历了很多,但是豁达开朗、与世无争。教学之余,打理家庭,照顾子女,或许这也是母性使然吧。外面的世界疾风骤雨,她尽着自己的本能,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时的村小学只有两个老师,母亲和一位民办教师。他们教着一到五年级的全部课程,20多个孩子,分到两间教室里。母亲带一到三年级,通常是给低年级的上课,高年级的写作业,轮番上下来,晚上再把作业带回家,在煤油灯下批改。一天下来,很是辛苦,下班后还得到村外的井口去担水,洗衣做饭,照料全家的生活。奶奶和我们住在一个院里,也得一同照顾着。
我不记得小学上了几年,从记事起,每天拿着父亲为我特制的一张很矮的小板凳,跟着妈妈去上学。因年龄小坐不住,经常上着课我就跑到讲台上,拽着妈妈衣角耍赖影响上课。后来就把我送到那个李老师的班里,那是一个很严肃的男老师,但是唱歌很好听,我在那里学会了人生第一首歌《泉水叮咚》。再稍大一点,就回到妈妈班里,跟着小朋友一块学写数字,写拼音。认识了“天安门”“红太阳”等字。记得,我站起来念“天安门”三个字时,那种自豪和骄傲油然而生,产生了想去北京看天安门的憧憬,这或许是我梦想的萌芽吧。
作者的母亲(左)与同事
从那以后,父亲都是骑车亲自把她送到学校,大姐快出生的时候,也是父亲骑了一天的自行车把她接回家。一路的颠簸与劳累,回到家不久,大姐就出生了。
作者的母亲与大姐
后来跟着驻村的父亲辗转十几个乡村教书、生活。以至于我们兄妹5人分别出生在不同的地方,直到我上小学时,才回到县城里安顿了下来。
湾头完小教师合影(作者母亲为第二排右一)
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教师的地位较低,更别说为他们过节,也没有因为母亲的教师身份有丁点优越感。我们兄妹在家都是喊爹和娘,到了城里后,也一直没有改过来。有时候我埋怨,人家妈妈没工作的都叫妈,我们为什么不?母亲说,这么多年一直在村子里,不能搞特殊化。和群众一样,叫爹娘更亲切。是啊,现在我也能切身处地的理解了父母那代人的不容易,深深地感到只有爹娘这个称呼,才更加体现出深切的情感。
母亲对我的启蒙教育,随着日常的琐碎,融入到我的整个生命中,反而很难找出有哪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因而漠视了母亲的付出和存在,以至于迟到了十多年的感恩无法送达。现在的我除了忏悔和祈求,遥远的天国,母亲也能过一个属于您的快乐的教师节,为您曾经奉献青春、挥洒激情,实现崇高理想的美好事业。
作者的母亲赵秀贞老师
“句点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