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僵化与灿烂（二）
继续昨天的读书笔记。
第四讲 思想方式
雅各和神摔跤被绊倒，雅各子女被称为“以色列”，意思为“和神抗争”。
古埃及，神和人有法老作为联系，希腊诸神更是具有人类的七情六欲。中国思想中天人交感，通天人之际，因为中国农耕文化，靠天吃饭，向来视自然为宇宙秩序一分子，对天地尊敬，敬畏自然。中国人吃饭时掉了一粒米是暴殄天物，砍掉大树是破坏风水，风水是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互作用作为根本假设，畜牧业游牧民族逐水而居，不如精耕农业注意风水，这种讲究风水的观念，不但在农业上讲求环境保护，甚而也影响到中国的庭园建筑，比如将外面的景色移至家中，讲究借景、补景。
中国亲缘关系上追祖宗下及子孙，时间上是线性关系，青铜器上铭文总有“子子孙孙永保用”字样，“世交”，中国历史书籍最多，国有国史，家有家谱，墓志铭和行状也是历史，求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等，不同于埃及金字塔木乃伊时间冻结，中国人不朽要的是时间延续。
印度是阶级社会，且不具有流动性。西方基督教中的平等观念兴起于近代，希腊和罗马帝国奴主之间不能跨越和延续，中国向来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家族兴衰大多为渐进，因此中国社会关系也是延续而非断裂。社会关系延续又可横向推展“推己及人”“民胞物与”是由五伦观念推延而来的差序格局，也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及于同胞乃至天地万物。每个人都是一连串社会关系的中心，层层关系构成网络，个人无法在这网外生存，也不能只存在于一个空洞的国家观念之中。
西方乡下为原著居民，城里是征服者建立的城堡，最早的城乡对立先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对立，以后则是城堡与城市的对立，中国由市集而城镇，而区域性的贸易中心，全国经济交换遵循一级一级的集散而构成庞大的市场网，最高级的都市到最小的三家村小店，人财物都在其中流动，传统中国人经商致富一定不忘回乡置产安享余年。（做官也是，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执念，不过如今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别处了。）人才选拔是一级级向上层流转，甚至地方和中央消息的沟通也在这网中运作，因此中国经济体系中城乡对立从未出现。（有城乡差距。）
中国人是天下一家，天下是连续的同心圆，一层大一层，逐步向四方扩展。没有断裂的观念，也没有主权的观念，在思想上没有截然的对立和斗争。关系转变只在连续线上的移动。佛教传入事，本来教义是出家人不受政治干扰，但中国没有“出世”“入世”两个世界的观念，于是沙门是否须礼敬王者成为辩论源起。
在佛教观念中，轮回是一己之事，中国则不然，中国人的功德可以传递于亲族之间，目连救母的故事可为例。佛教讲求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社会网络观，不易相融，后来佛教普遍化，做功德不是为了个人的来世，而是为祖宗，为子孙积福荫，形成了中国化佛教的一大特色。
佛教中越是理论的部分保留原来的色彩越多。中国大乘佛教很多不是来自印度而是自造。基督教若不能世俗化无法在中国扎根。佛教的改变甚至失去了原样，但还有人注意原典。中国佛教脱离不了中国文明的影响。佛教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与中国人道德观契合。中国人出家是不孝，所以有目连救母的故事。
印度在佛教以前，每廿五年为一阶段，共有四阶段，第一阶段受教育，最后老年受公众布施奉养，奉养的责任在社会不在家庭。中国家族讲求种族延续，使家族发达才是真孝顺，佛经中“孝”字有些是原典“敬重长者”的“敬”字译文。比较早晚期译本，颇可见佛教思想中国化的过程。
精耕农业、国家官僚、亲缘连带互为因果，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第五讲 转型期的发展
我的研究方法，在一个固定时点上切一个横断面，在下一个时点上再切一个横断面，然后比较这两个横断面的相异之处，再在其中寻求变动的主因及变化的现象。因此我这工作最重要是选时点，而选时点往往取决于个人主观意识，甚至冒险，有时因选择不对而导致观察结果错误，因此，历史研究的主观性使历史无法成为精密科学。
不同文化发展观察三个阶段特性：突破、转化、僵化。
突破由雅斯贝尔斯提出，他认为人类在文明之初并无反省的思想，直到某一文化成员对生存意义提出问题，人类文明遂得以出现，他认为突破时代是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孔子、孟子等在世时代。这些人物都提出过超越现世的问题.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在主要突破发生之前，各地人类都已经问到生死问题：公元前两千年两河流域《吉尔伽美什》史诗主题就是对于人生必有死亡提出严肃讨论。中国最早突破在商周，西周克商时，探讨周一个小邦可以克大邑商的问题，周人答案是商人道德低落，周人道德凌驾商人之上。商代上帝是商人的部落神和宗主神，周人的上帝是普世的，是道德维护者和裁判者。天命的观念第一次给予生活在世上的意义，也使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道德标准。
两河流域的古人寻求个人生死之间的意义，中国古人则寻求天命的集体性，以天命观念为基础，开周八百年文物制度道德基础，为孔子时代文化突破打下基础。
下一个突破发生在春秋战国。当时礼崩乐坏宗法制度崩溃，旧有体制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孔子为当时的人找到了新定点。突破在于将人道普遍化，将本来行之于贵族的礼乐观念普化于大众之间。
礼崩乐坏时周朝宗法制度崩溃，说明西周开创的文化已经僵化，初具雏形的文官制度渐渐取代贵族统治，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动力不足以维持其运作，单凭德性天命无法解释社会种种现象，时代需要一套新思想。中国长期思想混乱，秦汉时儒家和刑名法家合一才真正重新整合，这一时期中国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小，南方楚国文化虽有刺激，但楚文化基础又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不算外来因素。
罗马政治统合比思想统合久，政权和宗教分开，所以人们问宗教和政权关系，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凯撒”。基督教传布由边缘进入核心，中国文化传布则由核心扩散向四方。儒家官员始终带有传教士任务，传播中国思想文化。郡县制为中国定下两千年基础，中国政治和思想体系是整合的，比如内圣外王思想。整合的观念深深影响影响中国人，中国人总希望一切井然有序，整齐划一易于导致僵化。（比如各种开幕式尤其是奥运会的群体舞蹈）
中国文化的僵化，每每从内部产生，传播文化的儒生无法和政治分开，他们变成社会上阶级最高的既得利益者。（季羡林先生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旧思想无法满足一般人的需要，不能维系人心，天下遂面临崩溃。东汉灭亡，黄巾、羌人起义之外，最根本原因是东汉内部僵化。党锢之祸是东汉儒生士大夫大劫，但其中领袖孔融刘表一流人物，并不足以扭转乾坤。当时真正的杰出人物是正统思想之外的荆襄集团。秦汉完成的整体划一的体制崩溃了，佛教的影响填补了空白。南北朝时期变动剧烈程度只有春秋战国和近代大变可比。转变完成是在唐朝。
以上思想转变历程简单整理为：
西周（突破：天命）——春秋战国（突破：仁道）——秦汉（整合：儒法/郡县制）——东汉（僵化：党锢之祸）——南北朝（变动：佛教）——隋唐（完成：外来思想）
罗马和帝国各省的关系则是分别订立条约，厘定对于罗马的权利义务。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再未出现真正统一的大帝国。而中国经过南北朝长期混乱后又出现了隋唐统一的帝国。儒家不再一枝独秀，儒道佛三家相互整合，形成新的中国式思想。
精耕细作的高度生产力，端赖作者的自发工作意愿。（比如近代的包产到户、生产承包责任制激发的生产积极性）
文官体系的意识形态始终摄于儒家思想之下，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及天下一家的观念，促使中国保持统一。
传统中国体制到了清代已有改变，此时经济走下坡路，生活水平因人口过多而无先进的科技发展创新而再难提升，思想日益僵化。学术烦琐可与东汉经学相比。
明清以来的内乱，正因为中国固有的思想无法解决，不少叛乱的集合都有邪端异教作为理论基础，实在是因为正统思想不能满足现实大众的思想需要，邪教的另一个“来世”是另一种承诺。这种对现世的不满追求另一精神的凭借，不仅在历史上实现，现在台湾地区也因此出现许多新教派。比如美国的“盖亚那”集体自杀。（大陆何尝不是）
19世纪以来，中国体系崩坏已有百年历史，在这转化过程中，西方文化是一大冲击，但西方文化本身也正面临僵化的趋势，我们今日的文化改变，实际上遭逢了双重僵化的问题。
基督教文化的困难在于排他性，伊斯兰教唯一真神的观念及道德要求，与基督教同科。儒家的人间性包容性，是扩张的有利条件。印度教永远寻求个人内在的宁静，无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今日工业化社会，任何一个人很难离群索居，达到高度个人化很困难，只有高度厌倦组织化的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才会选择宗教。
美国文化也在僵化之中，但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不排斥外来文化。儒家可以转化，但不可能统一世界的思想，却可提供给世界另外一个角度，如同佛教不可能统一世界思想，但能帮助中国度过东汉以来的难关。转化最重要的是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对话，然后普及大众，学术专题的讨论普及到大众至少要20年。
禅宗是突破佛教藩篱的佛教，只是始终留在僧侣和学者的手里，无法像儒家一样深入民间。
中国社会和国家重叠制衡，政治文化不分，所以思想往往和政治特权结合，而导致思想正统化，少数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少数贵族，为了保持既得利益和政治权力结合，以致本来是思想先锋者而沦为政治保镖，丧失独立开创性而保守守旧，导致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僵化。儒家最大的优点，就是永远有一批在野的儒者以儒家思想体系来批评现有体制。
在社会中大家强调实用而不是思想。（30年过去了，依然如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