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x 张莉：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精神，百年来在写作中一直缺席

如今全世界范围内，女性写作者越来越多，女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男作家的数量。大体上说，大多数国家不同性别的写作者在各自文坛上也都能享有同等的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还要重提“女性写作”这样一个看似已然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不是评论家张莉在她时隔十年再版的博士论文专著《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着力解决的问题，却是可以从中引申开去做一些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日前于北京SKP书店举行的发布会上，张莉坦言，她这本书的写作受到了由学者戴锦华和孟悦合著，于1989年出版后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当代女性理论的发生之作”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的深刻影响。张莉又听了作家梁鸿的建议，在十年前初版时把书名定为《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张莉不由感慨，对她来讲，这本书完全打开了她的另外一种视野，她感觉自己的人生由此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也应了活动主持人、评论家季亚娅的话，这一命名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张莉等这一代女性文学研究者对戴锦华等前辈的致敬，毕竟她们是在前辈学者打开的精神穹庐和问题意识底下进行思考的。

Part 01

中国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明，更是现代中国的新人

的确，《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不仅影响了张莉对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等现代女作家的重新理解，也让她产生了一个问题：她们是怎么成长为作家的？她们在成长为作家之前是什么样子？由此出发，她在做硕士论文时就开始凝聚到第一代女学生。因为她慢慢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大学生，也就是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第一代女大学生。“她们基本上都是在考上大学后才成了女作家，我就非常好奇她们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她们在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在成为女作家的路上遇到了什么，换句话说最终是什么原因，或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才使得她们成为第一代女作家？”

图为《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不同版本封面

以张莉的博士生导师、已故评论家王富仁的说法，把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和女学生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结合起来，以区别于西方女性写作最开始的自我表达，是张莉老师在当时一个很直觉的、本能式的同时又是很新颖的发现。戴锦华很早就读这本书，却不完全是好奇于张莉的“发现”，而是这本书为什么以“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做书名，她说的“之前”是怎样一个“之前”？“既然我们讲的‘浮出历史地表’是在‘五四’时代，我一开始抱的预期，她是写晚清女性的，却由此始料未及地遇到了一个奇特的角度，这个角度仍然延续着传统中国文学研究，也是作家作品论的，而且是知人论事的。她更多深入到这些女作家的个人生命当中去理解和发现她们写作的动力、由来、以及她们的素材、情感。但她的研究又不是旧式的，她有着非常明确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即：现代女性的发生。”

在戴锦华看来，这个方向之于中国新女性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新女性十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明，相比从旧举子蜕变而来的新青年，她们更是现代中国的新人。“实际上，中国的女性议题不仅是关于性别的问题，它同时携带着社会的激进命题，这种激进性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

戴锦华

中国新女性十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明，相比从旧举子蜕变而来的新青年，她们更是现代中国的新人。中国的女性议题不仅是关于性别的问题，它同时携带着社会的激进命题，这种激进性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

当然，这是戴锦华回望历史得出的判断，涉及到具体的生命个体，每一位女性都展现出不一样的经验，这样的经验也未必激进，在当时看来反倒是日常的。张莉举陈衡哲的例子表示，她当时坚决要独身，并不是反抗婚姻制度，而是想着过了18岁以后，要是不能读书了怎么办？她努力让自己不嫁人，终于有一天等到机会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她考中后就去了美国，在那里开始白话文写作，那是1917年，像陈衡哲这样的女性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这些看起来是细枝末节，但是你站在她们的角度，你会觉得这些细节关乎她们终生道路的选择。你会慢慢发现她们经历的艰难和不易。当我的研究进行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投入感。我觉得自己今天的生活受益于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努力。这项研究可以说融入了我生命的体验，我希望能够写出那些独属于中国女性生命的轨迹，把她们当时的付出，以及所遇到的困难尽可能还原和恢复。”

Part 02

当年女性写作碰到的困扰，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

事实上，无论是戴锦华还是张莉，她们之所以投入女性写作研究，部分原因是出于学术建设的需要，同时也多多少少关乎个人切身的经验。

戴锦华回忆说，她当时之所以要写当代女作家，是因为她想通过研读她们的作品当中为自己的生命解惑。“我阅读她们的作品后，才了解到很多东西不是我个人独自经历的，通过她们的作品，我知道有些事情也不是我错了。”张莉亦有同感，在写这些女作家的过程中，她也从她们的生命经验中获得自己作为女性的那些力量或者是认识。“我越是深入了解她们在遇到困难或者困扰时是怎样做的，就越是从她们那里获得一种生命的给养，这是这本书对我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由此引申开去，是不是说，在张莉看来，当年女性写作碰到的某些困扰，在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存在，她反而觉得有必要从她们的写作中寻求“解决之道”。或者说，相比当年那些女作家的写作，今天的女性写作在某些方面并没有能带给她新的，同等的震撼。她坦言，当下女作家的写作，确实没有满足我们对新的女性形象的期待。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在她看来，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脱节。她举例表示，这些年，屡屡爆出女性遭遇家暴事件，却很少有女作家，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位女作家涉足这个题材。“我并不是说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得在中国女作家的作品里得到反映。但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的不敏感，可能也是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些年，屡屡爆出女性遭遇家暴事件，却很少有女作家涉足这个题材。我并不是说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得在她们的作品里得到反映。但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的不敏感，可能也是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张莉

如果这是事实，随之而来的疑惑是，今天的女作家们为何普遍对这些涉及女性生存困境的问题缺乏基本的敏感？既然写作从来都不只是写自己的生活遭际，那么类似家暴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在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空间当中发生，也不能成为她们不涉及的理由。戴锦华不由感叹，今天中国多元的现实在中国整体作家的作品中是缺席的，我们很难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和不同的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的生活现实发生共振，并让人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的经验。“我们要问的是，今天的作家对于边缘人，对于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普通百姓，有没有共情的可能？今天会写作的女性，她们对于遭到家暴的女性有没有共情的可能？”

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如张莉所说，包括大多数女作家在内的中产阶层女性，在遭遇办公室性骚扰或职场上的差别对待等，进而呼吁女性独立或性别平等的时候，她们与处在更为糟糕的生存状态的底层女性之间，却没能找到认识上或者情感上的共通点，并能够彼此理解。或者说，底层女性的生存现实，可能从来就没能真正进入女作家的文化视野，从而成为她们的书写对象。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最初版本封面

这似乎有些令人费解。按常理说，网络时代使得这些现实，能更快进入女作家们的视野。何以如此？在戴锦华看来，部分原因恰恰在于，由网络兴起的网络女性主义，让女性主义传播路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她回忆说，她1994年到美国访问时，孟悦已不在国内，她差不多成了中国唯一的女性主义者，但等到她一年后回到国内，中国已经遍地都是女性主义者。“这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有关，为了筹备这届妇女大会的召开，国际所有重要的基金会资助了全世界女性主义者来中国‘传道’。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虽然经由学院路径，但从来不只是学院路径，而这个经由世界妇女大会普及的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比较偏向于实践性和社会性。”

反观如今经由网络所出现的网络女性主义，戴锦华表示，它既不是在中国社会实践当中以基层妇女为主体，有专业人士参加的女性主义；也不是学院里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它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由网络汇聚起来的，以相对年轻的中产阶层女性为主体，有她们自己一套言说脉络的女性主义。“在中国当下社会发生脉络当中，以生活在城市里受过较高教育的青年为主体的文化，正逐渐覆盖并且抹除了基层的、年长的、边缘人群的文化。曾经以基层女性为主体，带有非政府组织性质，同时也带有更广泛社会实践意义的女性主义基本消失了。”

Part 03

真正的女性写作，要理解女性自身，要发出自己独立、坚定的声音

如此，当下女性写作何以会选择性的“失明”，似乎得到了解释。但实际上还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情况，某些女作家并不缺乏共情能力，她同样选择无视或不写，又是为何？说来也不复杂，因为她们考虑到这样的写作很可能不受欢迎。这就触及张莉在近期于云南丽江举行的题为“边地女性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的活动中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当代女作家居多进行的是察言观色的写作。

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

张莉打比方说，中国女作家笔下，很少以全天在家带孩子的主妇为主角。因为在她们的判断系统里，家务劳动、家庭主妇是低等的，当律师，当大学教授才是高等的。但她特别喜欢的加拿大作家门罗却是一直写家庭主妇看到的世界。“在她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她的女性立场。但通过写家庭主妇的观察和思考，她却是发现了很多非常戏剧性的，有关性别的政治、权力的政治的，微弱而又有力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张莉认为，真正的女性写作精神是说那些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依然有书写的价值。“但是中国女作家似乎很少这样去想问题。因为自己出境没能产生共情，她们也很少站在处于边缘和底层的边地女性的角度看问题。”

以张莉的观察，相比写家庭主妇，现在活跃在网络上的大量女性写作者倒是喜欢写宫斗文，或是写一群女性围绕霸道总裁你争我斗。“现代女性的价值理念应该是哪怕所有男人都不喜欢我，哪怕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可以爱的人，我依然很重要。但宫斗文的逻辑是，只有皇帝或总裁爱你，我的价值才最高，所以要争宠。现代女性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大量的女性这样书写？就是因为她虽然是女性写作者，但她用的是男性的思维逻辑。由这样的逻辑扩展开去即是，皇帝或者霸道总裁不理我，他打我，是因为他爱我，这恰恰就是家暴的基础逻辑。”

由此，张莉强调所谓真正的女性写作，取决于女性写作者是否体现出女性精神。“在我的研究里面，我更强调的是社会性别意识。女性的生理性别并不直接决定她就是天然的女性写作者。我指的是一个男人有可能是深具女性精神的写作者，一个女性也有可能是一个男权主义的维护者。”以张莉的理解，女性写作也不是说女作家就得站在女性的角度，认为女性什么都好。“你看张爱玲的《金锁记》，她写的女性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这是痛切的思考。”

粤剧《金锁记》剧照

实际上，今天中国的女作家居多意识到女性写作的某种局限性，更希望被单纯认为是一个作家，而不是女作家。张莉在性别观调查的时候，就碰到很多女作家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女作家，她们给出的理由是那样自己的写作就显得非常狭窄。也因为此，前一段时间，北大一位教授转给张莉一封信，说是意大利一个汉学家，请他们推荐中国当代最具女性精神，并且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写作者，几乎所有人都蒙了。“我们发现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写作者，因为中国的女作家慢慢地已经开始跟男作家写得没有什么区别，她们一直在以自己的写作证明，我也可以像男作家那样写作，我也完全可以写出以前认为是只有男作家才能写出的作品。”

在中国当下语境里，这样的写作诉求如张莉所言，似乎可以理解。但以她的观察，当女作家以此为准则去写作，也会失去一些东西。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此，她们没能像门罗那样通过写家庭妇女写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在张莉看来，今天的女性写作者在下笔写作时，有必要问问自己写作是为了什么？“让更多人爱我，接受我，喜欢我，是一种写作方式。我写作是因为我对世界的理解和男性不一样，我写作是因为我要理解女性自身，要发出自己独立、坚定的声音，而不是依靠男人的系统来思考，是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写作方式。只有把这些逻辑思考清楚，真正的女性写作，真正具有当代女性写作精神的作品才可能诞生。”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现场图、出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