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万王之王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八月,一支来自北方的突厥铁骑,突然从塞外呼啸南下,风驰电掣地越过黄河,一路烧杀抢掠直扑关中而来, 数日之后,十余万大军已在渭水北岸下寨,兵临长安城下。
“今我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已遮天蔽日地入关而来,望陛下,三思而行”面对骄横无礼的突厥使者,这位刚刚登基,还不足二十天的大唐天子,该如何执掌这个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内忧外患之下这个尚未走出政变余波的中原王朝,又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呢?
然而,兵临城下,仅仅只是噩梦的开始,弑兄逼父的原罪,才是民心离散的祸患之本。如何能让天下万民归心,成为李世民登基之后面对的最大考验 。
自2002年起,考古学家们对昭陵的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和发掘。在出土的大量文物中,这些装扮奇异的残缺躯和斑驳难辨的铭文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结合历史文献,学者们证实 ,这些石刻残骸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昭陵十四国蕃君像。
一千多年以来,由于战乱和人为的毁损,他们昔日的面容已经满目疮夷。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些残存的乱石之中,仍然蕴藏着这位帝王威仪天下宾服四夷的宏阔经略。在华夏大地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从未停止 。 公元前后,匈奴人建立了第一个草原帝国,六个世纪之后,突厥人又疾风暴雨一般席卷了整个蒙古高原 。虽然在隋文帝开皇年间,曾经强盛一时的突厥汗国被正式分裂成东西两部, 但他们给中原政权的威胁并没有因此减少。
隋炀帝大业末年,高祖李渊于晋阳起兵也不得不在突厥的虎视之下 ,卑辞厚礼,改旗纳贡。然而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大唐帝国之后,颉利可汗继位,不但越发言词悖傲,请求无厌, 而且多次联合割据于河套地区的梁师都政权发兵南下,深入唐朝腹地,显有入侵关中进逼长安之势。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夏天,素来老成持重的李渊也不堪袭扰,甚至萌生了焚毁长安迁都避匿之念。虽然在李世民的极力劝阻之下 ,这座风华绝代的城市,侥幸得以保全,但对于强悍的突厥骑兵而言,初生的唐帝国仍然如同一只随时待宰的羔羊。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探知李唐王朝发生政变,顿时大喜过望,率领十余万骑兵从靖州方向入口 ,在距长安城仅四十里的渭水北岸安营扎寨,同时指派心腹执失思力,遣使长安,企图刺探长安布妨之虚失。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李世民恨不得马上与突厥开战 ,但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大唐天子,李世民知道自己决不能草率行事。隋末战争的创伤至今尚未痊愈,国家贫困,民生维艰,不堪负重的帝国百姓早已无力支撑庞大的战争消耗 。而刚刚经历玄武门之变的帝国政局更是危机四伏,暗流涌动,一旦与突厥全面开战,内忧外患一并袭来,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此刻的李世民,早已做好了与突厥议和的心理准备,但为了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李世民依旧摆出了一副誓与突厥决一死战的强硬姿态 “朕与颉利曾经当面缔结盟约,前后馈赠余之 金帛不计其数,但汝之可汗却公然背弃盟约,引兵深入 ,而虽为戎狄,亦有人心。怎能大言不惭的在此自夸强盛,朕今日就先砍下你的人头。来人呐,”“陛下,……”
最终,在执失思力的慌忙请罪之下,李世民才令左右将其押至门下省囚禁。“陛下饶命。”随后仅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策马疾驰至渭水南岸,厉声斥责颉利背弃盟约, 以为疑兵之计。颉利见使者去而未返,又见李世民竟然仅率麾下六骑而来,顿时心生狐疑。
不久大将尉迟恭, 集结大军赶至太宗背后列阵,原本就已踌躇不定的颉利可汗,见唐军旌甲蔽野,军容大盛,亦未敢贸然交战。最终,双方于渭水便桥之上杀白马缔结和平盟约,史称渭水之盟,冒着巨大的危险,李世民终于劝退了突厥大军,长安城暂时恢复了平静。
但作为一个曾经用刀剑荡平群雄的创业之君,刚刚即位,便被迫签下这城下之约 。这让他一朝天子的颜面荡然无存,而更让李世民痛心疾首的是,渭水之盟,不但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而且还要源源不断的送给突厥大批生活物资 。
为了换取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曾经意气飞扬的李世民也只能选择向父亲李渊一样隐忍屈辱。但这位年轻的帝王仍然决心改变这种无奈的现状。
公元627年正月初一,李世民一道诏书颁下,大唐帝国,正式改元 ,贞观。与此同时,亦将休养生息,改善民生,确立为帝国的基本国策。
在免去州县各地全年租调之后,李世民又大幅降低宗室贵戚的实封税户,同时责成房玄龄,大力裁汰冗官庸吏,精简州府机构,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这处既为帝国校理典籍之所又兼招纳学士之用的弘文馆,设立于武德九年秋天,渭水之盟以后。李世民便经常在此与百官借鉴历代兴亡,商榷朝廷政事,直至夜分方罢。
已经很晚了,忙碌的长安城逐渐安静下来,但甘露殿中的李世民还在批阅奏折。史料记载,李世民的书房经常贴满了官员劝谏的奏章,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帝王, 在统治大唐的二十三年里,他以诏令的形式向百官征求谏言的记载,竟达三十余处。
而进一步推行科举制度,责令官员向朝廷举荐贤才的旨意,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帝国的兴盛,李世民将以民为本,克己纳谏的治国思想推行到了极致。但遗憾的是,当这一切还未及时奏效的时候,一场更为严峻的灾难,又一次不期而至 。
贞观元年的深秋,异常罕见的霜灾几乎冻死了关中地区的所有庄稼 ,大面积的饥荒席卷而来。贞观二年又逢关中大旱,各州蝗灾肆虐,百姓颗粒无收,就连天子脚下的长安城也是米谷踊贵,道殣相望。措手不及的李世民只能打开城门,放百姓,出城逃荒。
在那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这些本应正常看待的际遇消长日月浮沉,却都在市井坊间的肆意中被笼罩上了一层难以言说的诡秘与玄机。 或许就连当时的李世民,也不免将这一切与玄武门前的天道人事联系起来。
“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这件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珍贵文献,是一篇抄于初唐时期的话本残卷。虽然其体裁近似小说情节纯属虚构,但因内容涉及太宗,因而被学者们定名为《唐太宗入冥记》。
故事说的是一日,李世民的魂魄被阎王勾入地府 ,责问玄武门之事,李世民闻言 顿时汗如雨下,无言以对,险些被滞留地府。百般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得放下帝王的尊严,向一执事判官行贿,才侥幸逃脱,重返人间 。
作为唐代坊间颇为流行的一种通俗文学,言辞之间却对当朝天子多有讽刺。这一现象或多或少地告诉我们,在那个突厥侵扰,霜旱为灾的贞观初年,这位以非常手段上位的帝王,不仅没有获得足够的拥戴,反而舆论骚然,思潮涌动 。
李世民又一次从梦中惊醒,他时常梦到突厥,梦到玄武门。随着登上帝位的兴奋感渐渐消退之后,这位曾经桀骜不驯的天策上将,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压力与恐惧。但弑兄逼父的罪恶感和渭水之盟的屈辱,又压迫着他必须有所作为 来重塑日益离散的民心。
这件昭陵十四番君长相的石座,现藏于昭陵博物馆 。尽管原有的石像,已经严重残损,但石座之上,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汉的九字铭文,依旧清晰可辨。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些历经千年风雨而幸存下来的铭文之中却藏有玄机 。
薛延陀是发源于我国阿尔泰山南部的一支游牧民族,早在南北朝后期就己臣属于突厥。贞观二年,西突厥内乱, 薛延陀首领 乙失夷男率领其部帐七万余众重返漠北,依附于东突厥麾下。
而在渭水之盟以后连年的灾荒,虽令中原损失惨重,但罕见的寒潮也同样席卷了整个突厥汗国 ,用于作战的马匹以及用作食物的羊群纷纷饿死 ,民众不堪其苦。但挥霍无度的颉利却仍以王庭开支不够为由,向草原各部加征赋税, 各部无以为继,纷纷叛离,又遭到颉利的大军镇压。
薛延陀跋涉千里安身立业的满腔热情,又一次被东突厥的冷漠和残暴浇灭。无奈之下 ,乙失夷男率部起兵反抗,而判离东突厥的北方各部,却因此纷纷归附于薛延陀帐下 ,并共推以乙失夷男为可汉。
冬夜的大漠万籁俱寂,大帐之内的乙失夷男却是一筹莫展。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拥戴,乙失夷男虽然有心自立,却也担心举事不成,被颉利返攻倒算,再无后援,因此迟迟不敢接受可汗头衔 。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乔师望的唐朝特使,竟然千里迢迢的为他送来了一道大唐天子的诏书。不但册封他为薛延陀可汗,还特意赐给他象征可汗权威的巨鼓和旌旗。乙失夷男知道大唐正在全力。准备和东突厥的战争, 倘若接受唐朝驰援,南北制衡。正是他与颉利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的绝好时机。
广阔的星空平静不了 乙失夷男澎湃的内心,多年寄人篱下的隐忍之后,他终于看到了部族崛起的曙光。 乙失夷男随即遣使入唐朝贡,并以李世民所赐尊号,真珠毗伽可汗传檄大漠,宣布成立薛延陀汗国,自此薛延陀正式成为唐朝在漠北的第一个附属藩国 。草原各部纷纷归附大漠以北,西域以东的广大地区几乎全部归于薛延陀控制之下 。
但乙失夷男的辉煌,却难掩另一位突厥酋长的失意。这两件出土于昭陵北司马门的碎石其貌不扬,散佚严重。但细心的学者通过校对之后,依然可以确定他们正是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钵苾的雕像残块。
阿史那什钵苾是突厥皇族,东突厥始毕可汗之子 。武德四年 ,始毕可汗病逝,突厥群臣拥其叔父颉利即位,阿史那什钵苾则被封蕃于幽州北面,统辖汗国东部 ,号曰,突利可汗。
贞观二年,随着严重的雪灾和薛延陀各部群起反叛, 突利辖下各部亦纷纷归降唐朝。颉利因此对突利大为不满,甚至将其监押鞭打,满腹怨恨的突利终于生出反叛之心。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 突利秘密遣使入唐,但却因消息走漏而遭颉利大军围攻。这位本应继承父祖遗命的突厥王子,终于在叔父的暴政和排挤之下陷入绝境。 面对突利的求援密奏,李世民立即问策于群臣,满朝文武大都认为反击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大举发兵北上。
然而李世民依旧力排众议,仅派遣小组兵力北上接应突利,而趁颉利疲于内乱 自顾不暇之际,迅 速收复了隋末以来一直依附突厥羽翼之下的梁都师政权,北拒突厥的战略要地河套地区正式收归大唐版图,很显然李世民所采取的,正是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对突战略,这与隋朝末年突厥对待中原 政权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双方的角色已经发生了互换。
虽然自渭水之盟以后,唐军与突厥尚未开展任何正面较量。但这个曾经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的游牧政权,却在李世民的分化瓦解之下,几乎一夜之间就从鼎盛跌入谷底。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原王朝在天灾之后所呈现出的惊人恢复力。
史料记载,贞观三年之后,关中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物价回落。在李世民休养生息的政令之下,从塞外回乡的中原百姓以及归附唐朝的四方少数民族人口,前后相加竟达一百二十多万 。这更让唐朝的实力陡然大增。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秋收之后,李世民降诏,命兵部尚书李靖 ,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十余万大军,兵分六路反击突厥。没有人会相信 ,这位刚满30岁的年轻帝王,将把大唐快速带入到一个威仪天下,四方来朝的崭新时代。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李靖亲领三千精锐从马邑出发,直捣突厥王庭。毫无防备的颉利以为唐军举国来犯,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 ,不战而溃,仓促逃到阴山以北的碛口宿营。最终在六路唐军不断的打击之下,颉利自知大势已去,便派使者到长安求和谢罪,以为缓兵之计。却不想在一个大雪飘飞的夜里,又一次遭遇唐军毁灭性打击。
此战唐军斩首突厥七八千级, 俘获十余万众,日暮西山的东突厥汗国就此被彻底覆灭。数百年来,一直威胁中原民族的北方边患就此解除 。原本依附于东突厥的北方少数民族,全部归附。南抵阴山,北起大漠的光袤土地,全部落入大唐帝国的掌控之中。
这是一个空前广大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在这里生根发芽 。如何有效的统治管理,成为李世民攻灭突厥后的又一次重大考验。
在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后 ,李世民最终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了四个都督府,任命突厥本族首领统帅原有部众,保留原来的组织 与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而投唐的突厥首领都被授予京官武职,五品以上胡人武官几乎占至 朝中同级官员的一半。
数十万户突厥民众迁入中原,其中一万多户选择了永远定居长安。交流与贸易取代了多年的攻伐与争斗,中原的丝绸,瓷器,手工制品传往边地。 而北方的良马,皮张,农副产品亦源源不绝地输往内陆,一切迹象表明,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到来。
贞观四年的夏天,北方各族酋长纷纷前至长安,共同向李世民敬献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遵号,天可汗。天可汗,不仅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更是一种实质性的政治体系,李世民以大唐皇帝身份下行可汗事,不仅为大唐皇帝,更为天下共尊的万王之王,为表示对天可汗的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须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的统一征调,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战争 必要时亦得接受征调至中原平乱,一个彪炳千秋光芒万丈的天可汗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贞观二十三年,五十三岁的李世民戛然离世,唐高宗李治,特将贞观时期被收复和归顺的十四位少数民族首领,凿石刻像与昭陵六骏一起列于昭陵北司马门两侧的廊坊之内, 以表太宗英烈。
千年的风雨之后,这些雕像或深埋地下,或残破不堪 ,甚至被再次凿磨,成为后世祭陵的碑座。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重现他们昔日的荣光,但学者们通过这些石刻残块和石座上残留的铭文,依然可以考证, 西侧的蕃君主要是来自今天的新疆 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首领,而东侧所立则主要是以突厥可汗为主 ,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的蜀国君王。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 ,一个个游牧政权,如疾风骤雨一般急速而来,又以同样的速度很快消亡。唯有这些凝聚着无数沧桑的文物,依旧诉说着他们来去匆匆的脚步,也见证着华夏大地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那段云蒸霞蔚的黄金时代。
或许正是信念与理想的延续,李渊立国之初的隐忍与屈辱,终于在继任者李世民统治之下, 被一举终结。史书记载在一次庆祝胜利的宫廷宴会之上,太上皇李渊不禁感慨,“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尽管这段简略的计记载,亦不排除为李渊顺时承势的应景之言 。
尽管那场弑兄逼父的悲情往事,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感同身受,但我们更愿意相信那段宿命般的父子隔阂,或许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帝国的昌隆而被抚愈弥合,渐渐消散。
贞观九年,七十一岁的李渊在自己的离宫中悄然离世。如果说在那个医疗环境有限的年月,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带着后辈的方兴日盛,寿终正寝,不失为一种令人羡慕的生命归宿。
那么在短短一年之后,另一位良佐佳人,在这否极泰来的黄金时代,盛年而逝,则不免令李世民更加难以承受了。
这座依山而建的大唐帝陵,为后世留下无数谜团,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切秘密的源头却正是来自这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深宫丽影 。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世民弃绝了延续千年的陵寝法度,而影响这一历史进程的,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敬请期待——第四章 开山建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