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莆真好 • 10〡我与林崧大夫的集邮故事 / 四六文摘

我与林崧大夫的集邮故事

（我与天津集邮家的故事之三）

李明

来稿时间：2021年03月22日 20:52

我在上中学时虽然“玩邮票”已近十年后，才得知“林崧”的大名。但是，这不是因为集邮，而是由于我的两个弟弟都是经林崧大夫接生而面世的。一个1953年出生于天津“恩光医院”，另一个1956年在“天津纺织医院（今'天和医院’）”诞生。而我第一次面见“林大夫（我们天津集邮界人士都这样称呼他）”则是在三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是，1981年在罗真老师主持下正在筹备成立“天津市集邮协会”时的事情了。当时，筹备小组研究后决定请出林崧教授来当协会的“会长”，并由我出面去林崧大夫家邀请他，这只是因为我家离林大夫住处仅隔了两个路口。可是，我与他并未曾谋面过，又不好直接去敲他家的门。于是，我就想起了与林大夫有多年交情的詹庆宝先生（知名邮商兼集邮家）并邀他事先与林大夫约好并说明情况后，再陪同我一起面见林崧教授。

林大夫住宅坐落在天津著名的“五大道”（现已成为天津的著名旅游区）之一“睦南道”的一个不长之宽敞胡同的顶端，是一座带花园之十分讲究的西式洋楼（文革时期曾作为天津驻军领导的住宅）。这座宅院呈“7”字型，有两个门：大门靠后，即处在“7”字的“横杠”上，有两扇大铁门直通花园，一扇门内挂有一个“信箱”，其门外是一个可以内外开合之长条型的“盖儿”，以便投递员送信。但是，我从未见这两扇大门开启过。一般，林家是走后门，它开在“7”字“一竖”的末端。该门框上装有电铃，来人一按铃声很大，这可能与长住在此的林崧老俩口耳朵背有关吧。可是，往往按铃人会等上半天林老才会来开门，甚至不会给你开门。因为，他老人家听到铃声后，先要到大门拨开其上的“信箱盖”看看站在“7”字末端的来人是谁，他认识的人才会再绕过来开后门，否则就会吃闭门羹。

因此，那天我与詹庆宝先生也是等了半天林老才开了后门，并将我们迎入一间很大的客厅就座。

林老坐在该客厅的桌前书写的照片。其后面是一大扇落地窗，窗外是花园再后面则是另一家的洋楼。

我说明了来意后，他也很痛快地就接受了作为作为筹备之中“天津市集邮协会”会长的邀请。我与林崧的第一次会面就这样简短地结束了。这次面晤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林老的集邮简历，据他自己说：“我是一九三六年开始集邮的。那时刚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不久，随老师谢和平教授乘船去西欧留学，船每停泊一处，谢教授总要上岸去购买当地的邮票。他的行动也使我对集邮产生了兴趣。以后四十多年里，除'文革’关进'牛棚’那段时间外，我从未间断过对邮票的收集。”（参见1984年8月16日《今晚报》第2版《半生苦积累 “方寸”见赤心 ——访集邮专家林崧教授》一文）

称林崧为“教授”是因为他是“天津医学院”的教授，而抄他家也是医学院的“红卫兵”干的。幸好他被抄去的东西（包括“邮票”）都被锁在了那时不上课的教室或其他空屋里。后来“落实政策”，其中绝大部分又都归还给他了。所以，才会有他上世纪80-90年代在中国集邮界的辉煌，否则，就只剩下遗憾了。但也有从中“捞便宜”的人。例如，林老曾对我说：在他归还的邮票册中“普5”的全套旧币高值票的四方连还在，可“普9” 全套新币高值票的四方连则踪影全无。这是因为后者当时可以用于邮政业务上，而前者由于已失去了该功能而逃过一劫。但是，对于集邮而言两者则有着天壤之别。林崧教授在“文革”也确实烧毁过邮票，那是因为他的邮票也太多了，被“抄家”后还是有“漏网之鱼”留在家中，特别是一些外国邮票如被“红卫兵”再发现则有“里通外国”之嫌疑，那可就惹来大“麻烦”了，于是只得忍痛将其付之一炬。作为“教授” 林老曾对我说过：“我与'林巧稚’是“六同”：同姓、同庚、同乡、同学、同科大夫和同是教授。”而在其专业上，他在晚年还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妇科病理”方面的专著，曾被辨认剽窃，为此还打过一场官司。

话再说回来，正当“天津市集邮协会”就要呱呱落地之时（参见《我与罗真老师的集邮故事》一文），突然接到“天津市集邮协会”要由“天津市邮电管理局”接办文件。于是，就有了1982年8月我与林老共同成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ACPF）”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天津市代表，而有了首次与他亲密接触的机会。

天津市代表团的合影，中间就是林崧夫妇。

由于，但是林崧任全国政协委员故享受携夫人共同开会的待遇。当时，我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个，就肩负起照顾他夫妇生活起居的任务。

在1983年《天津集邮》创刊后，我作为天津协会的学术委员，曾协助该刊编辑黎震寰老师对该刊所发的邮文进行校对，并在黎老的指导下为其撰稿。

1984年7月19日黎老让我到林老家去取其所藏那枚“中华苏维埃邮政战士图”半分邮票作为我在《天津集邮》1984年第2期（总4期）上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半分战士图样票版式初探》一文之插图，他所写给林老之手递信函。

这枚邮票在当时曾引起集邮界的轰动，在“中国嘉德2005春季拍卖会”《林崧收藏及邮品》拍卖目录中曾将我在《集邮》1984年第10期上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半分战士像邮票在天津》一文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1983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上，吴北光同志展出的中华苏维埃邮政半分战士图竖四连票，引起了集邮界的注意。

时隔不久，我在拜访老集邮家林崧时，谈到吴北光的竖四连票，林老高兴地我说他也有一枚，并取出来给为看，果然不错！只是刷色是蓝黑色，而吴北光的竖四连票是绿色。

当我问及这枚票的来历时，林老说：'记不请了，大约是1950年左右从邮商范籣如处购入的。它能保存至今，可算太巧了。多年来人们都说它是假票，但我舍不得把它扔掉，一直在邮册里放着。在文革中，许多我特意保存的邮票，如抗战军人六方连等，均遭浩劫，而这枚并不被我重视的'假票’，却能安然无恙！这也算得上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集邮研究》1984年第3期，刘广实同志在《全国邮展中的老苏区邮票》一文中指出：'中华苏维埃邮票，已知有半分、1分'2分、8分四种，吴北光展出的半分竖四连，在其说明中说：象是木刻印模，手工盖印，这个论点，看来是对的，但后三种面值却似石印。我们知道，一般的手工盖印邮票多带临时性或试制质。未知这种竖四连会否属于样票。’

今年五月刘广实来天津访问林老，见到这枚票是石印的，忽然有所悟，对林老说：他在未见此票前，因1分、2分、8分都是石印的，推断半分票也应该是石印的。今见此票确实是石印的，证明他的推测无误。现在可以肯定这一枚是正式发行的，是一件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当时，这枚邮票的拍卖估价是40000元。

在此之后，我就成了林老和黎老之间的“联络员”，经常往林老家中跑，直至1990年1月黎老突然离世。那时间，我正在编组《伦敦版单、双圈孙中山像邮票》展品，我收集了一些“单圈孙中山像”“限储金贴用”5分加盖邮票，可就是没有其在“邮政储金券”上贴用的实用品。对此，有一次我在林老面前提及此事。他说：“我到有几张这种东西。那是当初我到河北省邮政总局去库房提取购买的一批全张邮票时在地下撿来的，回头我找一张送给你。”大约过了月余，一天，林老来电话：“我找见了贴'限储金贴用’票的'储金券’，你抽空过来取吧。”我就在那个星期日让儿子带上照相机陪我来到林老家，他早已等候着我，拿出一张贴满“单圈孙中山像”“限储金贴用”5分再加盖“河北”邮票的“邮政储金券”给我看。

并在其背面谦虚地写上：“请李明同志指教林崧 96-5-3。”字样。

林崧教授所收藏的“解放区邮票”在中国集邮界是出了名的。他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华北区）》展品在“1983 北京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上荣获了全场竞赛级展品中五个“金奖”之一。然而，转年将该展品送至西班牙参加马德里世界邮展时却只获得了大银牌，即降了3个奖级。纠其原因是我们那时还不懂得“国际集邮联合会（FIP）”所制定的一系列竞赛性集邮展品的“评审规则”，而只是按照我们自己传统的方法根据相关的《邮票目录》去编排，仅仅是依次一套、一套地尽量展全该《目录》所列出的那些邮票而已。

对此结果，ACPF高度重视。于是，就推荐梁鸿贵老师作为1985年阿根廷世界邮展的见习评审员，并成功成为我国第一位FIP国际评审员。从此拉开了我国国家级邮展与FIP国际或世界邮展评审工作的对接，并从1988年1月1日起试行《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集邮展览总规则》，其中要求：“集邮展览评审委员会由经过考核的正式任命的评审员担任。”于是，就有了ACPF在1988年10月15日至28日在长沙市举办了全国第一期国家级评审员的培训与考核。我有幸经天津市集邮协会推荐参加了该届培训与考核。并经1989年2月召开的全国集邮联二届五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邮展评审员28名，我有幸成为了其中之一。我这个人是干什么，就钻研什么。于是，开始了从这套《FIP竞赛性展品评审规则》的原文出发了解其真谛，以便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其中，首先就是学习如何编组出一部符合“FIP规则”要求的“竞赛性展品”来。为此，我还落了一个“李FIP”的绰号。

199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生100周年，ACPF决定举办“’93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天津集邮协会对此十分重视，并于林崧教授协商，请他拿出一部“中国解放区毛泽东像邮票”的展品参展。于是，林老将其所收藏的这方面的素材交给了天津集邮协会负责邮展工作的齐辅玲老师。巧的是这一年我刚从单位退休，开始专心于“集邮”，于是由她和我共同为林老编组了一部《中国解放区毛泽东像邮票专集》展品，并在该届全国邮展上获得了“大金牌 + 特别奖”。

在林老把该展品的那些素材交给齐辅玲时，大部分都是将邮票一一放在一页“邮票插页”上，然后再用透明塑料袋包好。但也有某种邮票数量多一些的，就用林老吃过的面包包装塑料袋，里面用纸条写上是什么邮票共多少枚。这些东西均有两份复印件，分别由俩人的签名后交给对方保存，言明归还邮票时还要恢复原装交给他才算完事儿。之后，天津市集邮协会专门为齐辅玲和我提供了一间屋，我俩就天天在这间屋里“闭门造车”。工作完毕后齐辅玲要将那些已经没用的“塑料袋”当作垃圾清除出屋。我建议还是“完璧归赵”后再处理了不晚，以免出现我们想不到的差错。就这样林老的那些“塑料袋”也都全部保存在这间屋里。一切都还顺利，“大金牌 + 特别奖”也拿回来了，就只剩下再将这部展品贴片上的素材和没有上贴片而保存在这屋的多餘票品，按照齐辅玲手中那份“复印件” 一页一页“恢复原状”后交付林老才算了结这份工作。就在这最后的关头却出了个“大问题”！林老交给我们的“加盖'辽南邮政’改值邮票”除了上“贴片” 的还剩下了几枚，翻来覆去地找了两三天，就是找不到了。这几枚票就价值万儿八千的，这可急出汗来了。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了，想来想去会不会还在林老包装它们的那个“面包袋”里了呢？转天我和齐辅玲真的就从保存的那一堆没有丢弃“塑料袋”里找出它们来了！我的这一番劳做也收获了林崧教授这部《中国解放区毛泽东像邮票专集》展品的彩色复印件。在今天看来一部《展品》的彩色复印件可能并不算什么。但是，在1993年彩色复印机才刚刚引进我国，天津集邮协会花费了2000元一共复印了两份，其中一部送给了我，另一部存在协会。在齐辅玲老师退休时，我曾问她协会保存的那部“复印件”的下落。她的回答是：“协会来回搬家，不知道那儿去了！”

经过这一来二去的，我与林老处得更熟了，协会有些要找林老须要跑腿的事儿，往往让我去办，反之亦然。因此，我也就熟系了林老听到门铃声如何才开后门的习惯。有一回罗真老师有事情要找他，去了两次都没有叫开门，后来还是我陪他去才叫开了门。而且，我还在按完了他家门铃后，就从其大门外掀开其上的“信箱盖”看见他从花园一露面，就大声喊（因为他越来越聋了）一句：“我是李明”。这样就能让他少走两步路。

说话就来到了1998年夏，那年正逢我国第一套邮票“大龙”发行120周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其诞生之双“甲子”的吉日。于是，ACPF组织了一批全国的顶级专家在天津开了一次“大龙”邮票的研讨会。期间，有几位与林崧教授熟系的集邮专家希望去看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