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先生家世、早教及其他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中午，陆费逵先生在香港家中会见客人。下午三时许，他感到浑身酸痛，大汗淋漓，躺下来枕头、床单都湿透了。当时陪伴在身边的女儿陆费铭绣，焦急地询问父亲怎么了？陆先生说没做什么，只是谈话时，客人劝他抽了一支小雪茄。第二天陆先生依然感觉不好，他半夜起来，开始整理中华书局的账册，又给夫人写下遗嘱。九日清晨，陆先生从浴室中出来，心脏病发作，突然倒地，从此长眠不醒，时年仅有五十六岁。

就这样，一代中国百年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一颗中国现代百年出版业的文化巨星，从浩瀚无际的夜空之中，猝然陨落。他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四十年从事教育与出版事业的辉煌经历，是一篇篇优秀的政论与教改文章，是一所所他参与兴建与主持的新式学校，是一套套他组编或亲自撰写的各类图书。更为耀眼的业绩，是他在民国元年创办的中华书局，他远见卓识，历尽艰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造出一艘中国文化出版的巨型轮船，给我们留下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化典籍，如《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中华大字典》与《辞海》等，还有各类中小学教科书，各类期刊杂志，以及规模庞大的各类图书。使中华书局成为百年以来，中国出版业名列前茅的双雄之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华书局生生不息，他们承继前贤，不忘陆费逵先生当年留下的产业精神与文化遗产，还在陆先生的家乡——浙江桐乡，建立伯鸿城市书房，设立伯鸿书香奖。

但可能是陆费逵先生离开我们的时间太久远，可能是他的人生之路过于短暂，也可能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陆先生的人生轨迹，更偏重于一位实业家的塑造。在我们的视野中，能够了解到陆先生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或者说，许多事情的认识，仅限于人物介绍的层面：我们知道，陆费逵字伯鸿。陆费是复姓，《百家姓》上没有，明末出现于浙江桐乡。陆费一族本姓费（读bì），明代时，其先祖出嗣舅父陆氏，遂冒陆姓。后费氏一支无嗣，为兼祧两家，改姓陆费。我们知道，陆费逵先生的五世先祖陆费墀，曾为《四库全书》总教官，他曾在浙江桐乡建枝荫阁，藏书极多，后来毁于兵乱。我们知道，陆费逵先生的母亲吴幼堂，有言她是李鸿章的侄女，很有才华。陆费逵早年未入学堂，只是由母亲在家中教育五年，“幼承庭训，与经史各籍无不研读。教授法以讲解为主，且循循善诱，不喜责挞，以易于领悟为要旨。”（陆费执《陆费伯鸿先生传略》）我们知道，陆费逵先生天资超群，勤奋好学；成年之后，同人们评价他才智过人，人品端正，有“大头”之戏称。

当然，我们更知道，陆费逵先生二十三岁时，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事；五年后自立门户，创办中华书局，在商业上始终是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有观点说，中华书局的兴起，一直秉承着追随与追赶商务印书馆的产业精神，在此基础上改革创新，最终成为出版界名列前茅的企业。也有观点说，中华书局始终缺乏创新的能力，许多产品都是模仿或追随商务印书馆的结果。我认为，后一个观点有失公允。在产业林立、竞争残酷的商场，追随本来就不什么坏事情，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情。何况在陆先生创业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无人知晓的故事。比如在他逝世的时候，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曾在《悼念陆费伯鸿》一文中写道：商务与中华，“经过激烈的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陆费逵）先生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深一层思考，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实业家，陆先生个人留下的文字不多，而且他的文章大多短小精炼。再者时光流逝，人们留下的记忆也不是很多；许许多多的事情，人们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脑海中，自然会有许多问号浮现出来：陆先生的祖辈何以辉煌、何以中落？他为什么从未上过正规学校，只是家教七年，而后自学，就能够有如此才华，如此见识？他为什么有勇气与能力，创立中华书局，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创造新的业绩？

在此，我想从两个方面，深入挖掘一下陆费逵先生的思想源流：一是他的五世祖陆费墀的故事，再一是他早教的故事。

一、五世祖陆费墀

在陆费家族的先祖之中，陆费逵先生最崇拜他的五世先祖陆费墀。关于陆费墀的身世，其小传有记：“陆费墀字丹叔，号颐斋，清桐乡人。乾隆乙卯南巡，召试一等，特赐举人，授中书。丙戌，传胪官至礼部侍郎。未几，卒。读书自经史百氏外，旁及堪舆、医卜、术数、方技之学，靡不究晓。精鉴赏，凡彝鼎、图书、碑刊、缣素，入手辨真赝。书法得力颜平原。诗宗唐少陵，宋苏、陆两家，能自出新意，不落前人窠臼。”

在《校印〈四部备要〉缘起》一文中，陆费逵先生写道：“先太高祖宗伯公讳墀，通藉入词林；《四库全书》开局，以编修任总教官，后任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任职之专且久，鲜与匹焉。晚岁构宅于嘉兴府城外甪里街，颜其阁曰枝荫，多藏《四库》副本。洪杨之乱毁于火，今者甪里街鞠为茂草矣。”在此文的后面，陆先生还附上一段“附志”，更为详细地讲述了先祖陆费墀的故事。综其要点：一是《四库全书》开局，陆费墀即任总教官，后来乾隆皇帝称赞陆费墀承办《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有关事宜，“实心勤勉，学问亦优”，因此得到奖赏。二是因为馆中的书有“应毁未毁”，以及底本未移交明白等问题，陆费墀受到革职留任、自费赔偿的处罚；后来又因为杭州文澜阁中的书排架错误，陆费墀受到重罚一万两，未几去世，年仅六十岁。三是因为陆费墀在京寓所失火，陆费墀《全集》被焚毁；继而甪里街别墅枝荫阁又遭遇洪杨之变，其中藏书荡然无存，从此家道没落。四是陆费墀主持《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十七年，一直勤勤恳恳，辰入酉出，寒暑不懈，每有会心，手抄节录，若急饥渴云云；虽然馆中还有很多职员，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但真正与《四库全书》相伴始终且出力最多的人，唯有他的先祖陆费墀。

以往人们对于陆费逵先生出版生涯的研究，谈到他的先祖陆费墀，大多是以陆先生上面这一段文字为依据的。可以说，关于陆费墀的故事，就内容而言，陆费逵先生的自述基本准确，但我们还可以站在书籍史与文化史的角度，翻看一下《四库全书》编纂的历史，那里记载了更多的历史资料，使我们可以从更为丰富与客观，乃至负面的角度，读到更多的故事，从而得到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推断。这方面的文章典籍很多，如《陆费墀：〈四库全书〉总校官》（高云玲）、《四库全书问答》（任松如）等。此处整理出几段，将其与陆费逵先生的自述，做一个点对点比照，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一是《四库全书》开馆时，乾隆皇帝已经六十二岁了，他担心看不到《四库全书》竣工，因此让人从中择取精华，编纂成《四库全书荟要》。在这项工作中，陆费墀主要负责《四库全书荟要》的校对、核查其缮写与誊录等事项。由于此书是专门给乾隆皇帝看的，所以陆费墀与誊录官、纂修官都非常用心：“每校订一书，陆费墀都详列著者年代、官职、里籍、姓名，缮写所用底本，以及校勘所用版本，并将诸本异同之处列为条目，附于每册之后，名曰《考证》。”（史志龙《陆费墀与〈四库全书〉》）乾隆皇帝拿到书后，发现缮写认真、考证严谨、校勘精确，非常满意。

二是自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馆，直至乾隆五十五年去世，陆费墀入馆十七年，“辰入酉出，寒暑未尝稍懈。职员中与《四库全书》相始终而实际任事最力，经理出自一手者，殆陆费氏一人也。”（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

三是在乾隆四十五年，王杰任武英殿总裁时，曾参奏陆费墀遗失《四库全书》底本四五百种。乾隆命大臣英廉、金简等审查。经过调查发现，遗失底本三十余种，遗失的原因是广征天下书籍，卷帙浩繁，收发不清，加之人员冗杂。陆费墀并没有私藏书籍，或者以此牟利。乾隆皇帝惩罚陆费墀“销去加一级，免其降调”。

四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和文津阁珍藏，是为“北四阁”。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二年，又抄写了三部，分驻江浙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是为“南三阁”。书成之后，乾隆皇帝发现，在缮写、誊录与校订等方面，全书漏洞百出，讹谬丛生，当删不删，该毁未毁。因此乾隆皇帝非常生气，严厉惩罚总校官陆费墀，“南三阁”所有面页、装钉、木匣、刻字等项，全部命令陆费墀自己出钱筹办，而且不让盐商等承办，以防陆费墀从中牟利。接着将陆费墀革职。陆费墀受此打击，不久便抑郁而死。他死后，皇家又籍没其家产，仅给其子孙留一千两做为生活费用，其余全部作为添补“南三阁”办书之用。而总纂官纪晓岚、陆锡熊与陆费墀一样，实际负责《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但他们却没有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五是乾隆五十五年，陆费墀死后，乾隆皇帝依然耿耿于怀，下旨称：“陆费墀本系寒士，家无担石，向在于敏中处藉馆为业，谅不过千金产业耳！今所办三阁书匣等项，及缴出罚银一万两，计其家资已不下三四万，若非从前在四库馆提调任内苞苴馈送，何以有此多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皇帝还曾作诗《题文津阁》写道：“究因考核未尽力，薄用创惩示懈公。独有费墀牟利重，职镌其计叹非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

以上诸事，《清史稿·陆费墀传》亦有记载：“陆费墀，字丹叔，浙江桐乡人。陆费为複姓。墀，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四库全书馆总校，用昀、锡熊例，擢侍读。累迁礼部侍郎。书有譌谬，上谓昀、锡熊、墀专司其事，而墀咎尤重。文澜、文汇、文宗三阁书面叶木匣，责墀出资装治。仍下吏议，夺职。旋卒。上命籍墀家，留千金赡其孥，馀充三阁装治之用。”

史论认为，其实乾隆皇帝重罚陆费墀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书的谬误，而且在于陆费墀与于敏中的关系。于敏中首倡编修《四库全书》之事，并且向乾隆皇帝举荐陆费墀。乾隆皇帝后来发现，于敏中勾结地方官员，贪污受贿，因此认为陆费墀倚仗于敏中，藉修《四库全书》有牟利之嫌。说来陆费墀和纪晓岚二人，一生的主要精力，均在编修《四库全书》上。然而前者因《四库全书》而获罪，后者因《四库全书》而扬名，际遇迥异，令人叹息。

二、母亲的教育方式

研究陆费逵先生早年接受教育的状况，他在《我的青年时代》中写道：“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回到本文开篇处的问题，此处需要进一步追问：陆费逵先生为什么一生不入学堂？主要是他个人的意愿，还是母亲的主张？在早期的家庭教育中，父亲充任什么角色？母亲的教育，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先说不入学堂，需要说明，不是不入，而是曾经入过两次，但都时间不长，半途而废。第一次是在陆费逵先生五岁那年，母亲开始教他识字，后来因为母亲生病，父亲把他送到汉中府署花园内汉台上，那是当初汉高祖拜韩信为将的地方。陆先生在《我之童年时代》中回忆：“塾师甚严，我甚畏之。有时我淘气，师辄拧我耳。我恨极，非上课时，绝不登汉台。我母病愈，我仍由母教，不复入塾。”陆先生一生文字清雅，尊重师长，此处罕见出现一个“恨”字，可见对一个幼童而言，“拧耳朵”之事刻骨铭心，一生难忘。第二次是在陆先生九岁那年，又是因为母亲生病，父亲让他师从邻居刘先生学习《纲鉴》。后来陆先生在《我之童年时代》中写道：“我幼时，悉受母教。惟九岁一年，因母病初愈，出就外傅。业师刘姓，以能文名。初入学时，我极痛苦，后渐习之。年终求吾母曰：'明年仍在家守母教，不愿入塾。’母允之，自是遂悦学。”再者，此上面所言“师教一年半，付十二元学费”，说的就是邻居刘先生教授他《纲鉴》吧。

还有，在陆费逵先生的文章中，一共提到过三位老师。除去上面两位之外，还有一位朱虹父先生。陆先生在《我青年时代的自修》中写道：“我从小未有作文造句。先母主张多读、多看，不要勉强作文。后来随便写作，朱虹父先生（谢健之业师，四川名士）看见说道：'你很有思想，文笔也不错，不过不甚简练，你如高兴正式作论文，我可以给你改。’一共改了五篇。”

再说父亲的教育，陆先生说“父教一年”，时间很短，那么究竟是哪一年呢？应该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在《我青年时代的自修》一文中，陆先生写道：“先父长于文学，书法及治印，因曾随侍先祖于汤阴，对于岳武穆尤有深刻印象，岳武穆词两首曾教我诵读，至今能背诵；课余命记典故、检类书、习尺牍，故我十三岁时文理粗通，……”除此之外，陆先生记叙父亲对他教育的故事不多，有几处与父亲的交往，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一是陆先生五岁时喜欢秉烛夜游，被父亲禁止，因此“恨自己不能自制”，其实有“恨父亲简单粗暴”的嫌疑。后来母亲与乳母帮助他自制蜡烛，让他感念。二是他十二岁时喜欢画画，父亲怕影响他读书，严令禁止，此时他再次“恨自己不能自制”，每天起早偷偷习画。他十四岁时，邻居将他所画的绘屏四条挂起来，父亲看到了，不相信是他画的。这件事情，让陆费逵先生一生得意。三是陆先生十二岁时，“父教一年”之后，他正式跟母亲说，希望不再按照旧有的方式读书。母亲非常了解他的自修能力，所以跟父亲商量，从来年正月起，听凭他自修学习。需要说明，陆先生回忆父亲时，落笔一直十分谨慎。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故事，那就是他在《我的青年时代》中写道：“我十三岁正是戊戌年，我那时勉强能看日报和时务报，有点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冲突；先母却赞成我的主张，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习算学，并读格致书了。”

最后说母亲的教育，我读《陆费逵自述》，总结起来，此事缘于三个原因：一是陆费逵先生本人的意愿，他极度厌恶去学堂读书；二是母亲对儿子的迁就，这里既有溺爱的因素，也有从天资到秉性，母亲非常了解自己的儿子；三是母亲有学识、有胆识、有能力，敢于撇开正规学堂，亲自教授自己的儿子，通常的父母是不敢冒此风险的。至于母亲教育的高明之处，我却觉得，母爱与母教都在起作用；很多的时候，可能母爱远远大于母教。下面我们把二者分开来讲述，不过爱寓于教，教寓于爱，在此意义上，两者也是分不清楚的。

先说母爱的故事，说起来大同小异，读进去各有不同。陆先生回忆母亲，更多的是母爱，只是其中蕴含了教育的意义而已。一是他五岁时爬上房顶，于屋漏上书写“大王在此”，母亲见况担心他的安全，又怕他受到惊吓，不敢呵斥，急忙躲开，直到晚上才责怪他。二是他小时候有一次被厨子灌酒大醉，大喊“打死我也要饮酒”，母亲大怒，酒醒后，母亲告诫他饮酒的害处。三是他五岁时喜欢秉烛夜游，父亲不许，母亲与乳母帮他自制蜡烛，让他终生难忘。四是他五六岁时淘气骂人，母亲屡屡训诫不改，只有动手打他，母亲一边打一边落泪，他自此铭记在心，不再说脏话。五是他小时候暴饮暴食，不听母亲告诫，导致腹泻。六是他经常与母亲下棋，最初母亲让子很多，慢慢少让。七是他出门时瞒着母亲，让乳母背着他，母亲批评他表里不一。八是他穿新鞋很快踢破，母亲告诉他，会在鞋前加上云头，这样可以多穿些时间。九是母亲谈论他娶妻的事情时说，不要着急，儿子好，会有好姑娘找上门来；儿子不好，我们也不能害人家。……

读着陆先生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忆，许多人都会感到有些熟悉，因为它们大多是寻常人家，做人做事的一些基本常识，其中充满了母爱与家教的传统观念。另外，陆先生在《内庭趋侍记》一文中，还总结出母亲教育自己的八件事，略记如下：一是不许多吃；二是不许多着衣；三是说话要口齿清楚，不许说下流话；四是保持清洁，手污必洗，衣污必换；五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六是不许取他人之物；七是兄弟和睦；八是冬日必须开窗，还要去户外沐浴阳光。

再说母教的故事，人们一直把陆先生自学成才，归因于早年母亲的教育。其实在陆先生原本就不多的文章中，关于母教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略举几例：一是他九岁时，母亲担心他在烈日下玩耍，奖励他习字，每写一张，给制钱一文。他最多时一天写五十六张，疲倦时诵读《纲鉴》。二是他九岁时阅读史书，见到“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一句，他把“负”字理解为“负重”，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他理解错了，应该为“辜负”之义。三是他十三岁时，母亲同意他自修，研习新学。四是他十八岁时，母亲鼓励他离家远行，说道：“蓬矢四方，男儿之志，身体名誉，幸自保持。”（《内庭趋侍记》）

一九一五年，陆费逵先生的母亲去世，父亲命他作《祭先妣文》。陆先生通宵达旦，泣泪沾衣，写下一篇长长的祭文。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在深情回忆，早年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教育：“母之督率，宽严并用。黎明即起，起则早餐。七时栉发，八时课读。手理针黹，口授经书。逵读孟子，均自母讲，母之所讲，怡然涣然。公孙丑篇，不动心章，母云艰深，未之授解。逵虽屡读，成诵为难，膝下咿唔，恍如昔昨。……”

三、家世的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陆费逵先生家世的遭逢，对他人生的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增辑〈四部备要〉缘起》一文中写道：“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嚮往之。”我未读过陆先生的《家乘》，但很明显，陆费墀与《四库全书》，在陆先生心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也太沉重了。这里面有文化的意义，更多的是对家世浮沉的百感交集。在此意义上，陆费逵先生一生投身出版行业，与其说是出于文化追求，出于生活偶然，出于种种原因，不如说是家世的影响，尤其是五世祖陆费墀的人生际遇，始终是影响他择业的第一位要素。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面陆费墀与《四库全书》的故事中，得到清楚的认识。在此，我们还可以列举几件事情，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一是陆费逵先生的《四库全书》情结：他在《增辑〈四部备要〉缘起》中写道：“民国乙卯（一九一五年），都中友人商印《四库全书》，后以卷帙太繁，校订匪易终止。”印行《四库全书》未成，陆先生并未死心。一九二一年，他领导的中华书局收购了聚珍仿宋版，其“字体精雅，印行之书，直可与明清翻宋仿宋诸精椠媲美。”此版为杭县丁氏所创制，丁氏即八千卷楼旧主人。于是陆先生又动了印制《四部备要》的念头：“乃与同人商辑印《四部备要》，由高君野候主之，丁君竹孙等十余人分任校事。第一集出版，颇为海内所赞许。今第二集植校及半矣；此后进行较速，或可年刊一集。预定二十年以上之时期，刊行二十集，都八千册，四部要籍，或可略备。”两年后此版《四部备要》陆续刊行，它与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四部丛刊》初编，形成呼应之势。

二是陆费逵对于错字的敏感：比如二〇一二年，有记者采访陆先生的女儿陆费铭琇，她曾经感叹：“父亲认真，特别认真。”她说到现在的出版行业已经非常发达，出版公司多如牛毛，但她经常跟老伴抱怨，现在的许多书错字太多。当年父亲陆费逵，组织人力，花费四年时间编成《中华大字典》，其所收字条比《康熙字典》还要多；花费二十年时间编成《辞海》，整理出版古籍《四部备要》。做这些事情，父亲陆费逵的认真，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两亿字的《四部备要》，检查一遍，只发现十几个错别字；改正后，竟然达到一个错字也没有。他还特别在报纸上打广告，声言谁能在《四部备要》中找到一个错字，奖励十块大洋。结果没有人回应，因此这十个大洋也没有花掉。

由此想到陆费墀编纂《四库全书》，每部共收书三千五百多种，七万九千卷，三万六千万册，约八亿字。而且七部《四库全书》，全部由人抄写，出现谬误，也在情理之中。但因抄写中种种错误，还是受到乾隆皇帝的重罚，最终丢了性命，导致家破人亡。这样的家族史，一定会让陆先生刻骨铭心。

三是陆费逵先生的学术观点：细读他的每一篇文章，其中许多见解，我们往往能够能从他家世的学术渊源中，找到思想的根据。比如一九〇九年，陆费逵著文《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此文开篇写道：“文字者，用符号代言语，所以便记忆免遗忘也。符号愈简，则记忆愈易，遗忘愈难。而其代语言用，固与繁难之符号无异。”他是主张多用简单的俗字，替代繁难的正体字。

这让人想到，当年陆费墀曾有著作《四库全书辨证通俗文字》传世，全书分辨似、正讹、正帖通用三门，辨别正、通、俗三体书法。研究者发现，当时四库馆对于俗字的使用，还是比较宽容的。同时在校勘时，也非常重视文字的规范化。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里，就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如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全书处汇核四至六月缮写全书讹错及总裁等记过清单所记：《稼村类藁》内又“其谁有意于憐才”句，“憐”讹从俗体作“怜”……总校官朱钤记过七次，分校官秦泉记过十四次。《焦氏易林》内“既癡且狂”句，“癡”讹从俗体作“痴”。总校官王燕绪记过一次，分校官鲍之锺记过二次。《徂徕集》内“合州太守鬢将丝”句，“鬢”讹从俗体作“鬂”。总校官王燕绪记过一次，分校官卢遂记过二次。此册系总裁董诰阅。（江庆柏《陆费墀与〈四库全书荟要〉纂修》）

四是陆费逵扶乩的故事：也可以在他早年的家教中，找到影响的痕迹。比如陆先生《我之童子时代》中写道：“八岁之冬，我母大病。祖母及女佣极信佛，辄以信佛诏我。我母病重时，令我往城隍庙求神。我入庙肃然起敬，虔心祈祷。未几，我母得良医，病旋愈。祖母女佣，信以为神佑，我亦深信之。南昌风俗，五月间辄赛神。祖母命我等见神必拜，否则有祸。”

后来陆先生一直相信扶乩，比如一九一八年，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写道：“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说的就是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的事情，他们还刊行《灵学丛刊》。此类事情的发生，有特定的社会背景托衬，我曾写文章《云五扶乩》，谈到王云五先生十岁时，也学习过扶乩，后识破其荒诞手段而放弃。有人说，陆费逵先生招聘中华书局员工，要求应聘者相信风水。但当时的印刷所副所长唐驼说，并非如此，信仰自由，但我就不信风水，依然在那里做事。（赵俊《怀念雄才大略的出版家陆费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