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晋书法”的新审读
纵览我国书法史，魏晋笔法和风格，为历朝历代主流书法家们所仿摹、效法。当代书法人同样置身于书法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那么以虔诚的心态，观照魏晋时代书法演变的轨迹，于研究和学习魏晋书法的过程中，深刻认识我国书法的内核和文化艺术价值，真正地靠近“二王”书法，理应成为当前提倡书法回归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魏晋时代及其书体沿革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动荡时间最长、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而且也是中国文化艺术大发展、思想大解放的时期。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这是中国人生活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尽管魏晋时代战乱不已，但书法艺术的发展不仅没有中断或者说停滞，恰恰相反却成为了当时官僚和士族之间竞相标榜的一种时尚，促进了这一时期内文人书法流派的大发展，完成了我国书体划时代的演变，当然也是书法技法集大成的伟大时代。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蕴含在当时深刻的社会历史现实之中。从曹魏开始，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环境相对宽松，文人学士及官僚士大夫空前超脱和自由，思想轴线的转移使他们相信身体是有限的，精神是无限的，以及形而上的学问等老庄思想。在当时统治阶级重视的现实情况下，他们逐渐成为了那个时代书法高潮的主要推动力量，出现了许多天才的书法家，锺繇就是这个书法家群体的代表人物。西晋灭亡后，在当时北方渡江士族和江南士族的支持下，东晋王朝建立。在东晋这段历史时期内，正如葛承雍先生所说：“社会上层异常频仍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内争实与东晋王朝相始终。无论是北方的门阀还是南方的士族，他们蔑视现实，要求解脱，这就构成了晋人风度内在深刻的一面，也使人的主题有了更深刻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从而出现了一批中国书法史卓绝优秀的代表。王羲之就是杰出的代表。”
从汉末发端到魏晋，伴随着楷、行、草各书体的定型与成熟、新书风的换代和文人流派的交替，我国书法史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锺繇是曹魏的重臣，他曾以东汉工于篆隶的曹喜、长于行书的刘德升、善于八分的蔡邕为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为己所用，擅长隶、楷、行、草诸体。以锺繇为代表的一个时期，在楷、行书的笔法研究与书法实践方面，开启了一代新风，在将汉隶转向魏晋楷、行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卫氏家族中卫夫人和王氏家族都学习他的笔法。南朝王僧虔曾在《论书》中记载，晋王导酷爱锺书，乃至战乱频仍，丧乱狼狈，犹以《宣示表》藏在衣带中。过江南渡后，赠给王羲之。王羲之后又传给王修，王修殁后随之殉葬，原迹因之毁灭。现流传诸本，均以王羲之临本翻刻。对锺繇的书法，南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说：“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唐张怀瓘《书断》说：“真书绝妙，乃过于师”，“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尽管他的书法墨迹实物无存，但从阁帖中后人临摹的作品来看，除了《宣示表》外，《荐季直表》堪称锺繇最煊赫的明迹。这说明后来进入王羲之为代表的时期，张芝、锺繇便成为了标杆性人物。汉代张芝是章草的首席大家。章草的横笔和捺笔为保持着隶书的波荡状态，笔笔之间也常有牵引，但字字之间不能连接。随着楷书取代隶书，章草失去了母本，也就随之楷书而转变成了今草。王羲之把楷、行、草三书体推向历史的高峰。而后王献之在其父王羲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造。概而言之，我国书体在魏晋时代演变的过程，依据出土或历史遗留法帖的先后顺序，可以分别作出归纳。楷书：新莽楷书残纸、熹平元年解殃瓶题字、魏晋残纸、锺繇《荐季直表》《墓田丙舍帖》、东晋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今草：东汉简牍中今草、亳县曹氏墓少数刻字墓砖、西晋《平复帖》、东晋王羲之《寒切帖》《十七帖》；行书：东汉《宝鸡汉墓陶书》《永寿二年陶瓶题记》、敦煌汉简、东汉楼兰“九月十一日”等帖残纸、东晋王羲之《丧乱帖》《兰亭序》、王献之《鸭头丸帖》。孟会祥在《读锺繇》中说：“锺繇处于隶楷错变时期，不但从时间顺序上被尊为祖，事实上，经过王羲之的改造，那种富于隶意的楷书，也成为绝响。正所谓'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后人不可能再现他的古质深雅，他也便遥不可及了。”唐孙过庭《书谱》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锺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锺、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锺张，锺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锺之意也。”
锺繇《荐季直表》
但凡穿越我国书法史的人，可以说都会关注王羲之个人及其家庭的书法秘密。他出身于政治地位显赫、权势炙手可热的王氏家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所在的这个东晋王家，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门庭。王羲之的父辈中就有三个杰出的书法家，其父亲王旷、伯伯王导和叔叔王廙。到王羲之这一辈，堂兄弟中的王恬、王恰、王劭、王荟都是大书法家。其中王洽的儿子王珣和王珉依然是书法家，《伯远帖》就出自王珣之手。据记载，王羲之很有政治抱负，然而，他的时代已不是曹魏初期那样生机勃勃，可以建功立业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屡遇挫折，使他不得不在永和十一年（355）于其父母墓前自誓去官，转而“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与当时很多晋人一样，只求自由解放，率真任性，超脱现实，“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就很有影响，成为了人们的楷模和景仰的对象。连素有书法传统的庾家子弟都争相效仿，以致“少时与右军齐名”的庾翼有“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雉”之叹。当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明方孝孺说：“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如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
当历史的时钟指向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东晋名士41人聚集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祓禊之礼，并作诗兴乐。王羲之即为众才子诗集作序。据说《兰亭序》是他在饮了酒飘飘欲仙的情境之下，在蚕茧纸上用鼠须笔一挥而就。其书写时如有“神助”。这本《兰亭序》就成了王羲之平生最得意之作。他将其传给子孙，一直传到七世孙智永手中秘藏。由于《兰亭序》真迹失落，摹本或刻本的真伪也就成为书学研究中的争论疑点。其实，真伪之争将永无定论。现在是随着一些墓志与墨迹的出土，特别是魏晋时期楼兰汉文简纸文书在20世纪初的发现，使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在我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兰亭论辩”过程中，其断然否定《兰亭序》其文其书为王羲之所作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二、魏晋书法的完全自觉与艺术特征
魏晋时代，许多有真知的士人逐渐显现出人的真性情，欣赏人的自然美与和谐美。以老子、庄子为师，崇尚自然，崇尚玄学。追求人的个性回归与解放，使文化艺术之风尚开始发生变化。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李泽厚先生说：“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又说：“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样、丰富、错综而变化。陆机的《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鸭头丸》诸帖，是今天还可看到的珍贵遗迹。它们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风神壮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高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横生’，从书法上表现出来的仍然主要是那种飘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当然，书法发展到魏晋，实用性并未完全消失，也几乎不可能完全消失，他被提到了重要地位的却是书法的美。”
这就揭示了魏晋时代书法风气的兴盛，取决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其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重大变化，表现在书风上，就是对书“韵”的不懈追求。当时书家们开始用书法来抒发个人的心灵感受和精神、审美的追求，他们所观照的对象和心里契悟的真意流露于笔端。所以，魏晋时代的书法，表露出的是集自然之美、流动之美、空灵之美、儒雅之美、哲思之美于一身的和谐之美。
我国书法史上一般认为，在书法艺术上达到自觉与高度成熟的时代是魏晋时代，最成熟、影响最大的是王羲之。对王羲之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书家巨擘来说，其大胆革新后的楷、行、草书体，不论在汉字的结构姿态上还是笔法体势上都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形成了一整套新的书法技法和审美体系。所代表的魏晋书法其美感和风格，正如南朝萧衍所说：“字外之奇，文所不书。”宋苏东坡也说：“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特别是行、草书体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当代学者余秋雨先生在他的《书法史述》中说：“能从行书里看出那么多风景，一定是它进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处。”孟会祥先生《二王名帖札记》中说：“变幻莫测，是王羲之最高妙处。书法史上，实在没有第二个人比肩。”又说：“《兰亭序》享'天下第一行书’之名，自是书法无上至宝。虽真迹不存，而化身犹在，通过神龙本及其他摹刻本，亦足以体会它的高妙绝伦。它的高不可及，在于树立行书极则。”
王献之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其父王羲之的笔法、风格，而且有创新，其作品以飞动俊逸见长。后人将其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唐太宗尽管以“饿隶”评价他，一些曲迎上意、信口雌黄的攻讦在舆论上也对他大为不利，但王献之并没有说无法翻身，在宋代以后就重新获得人们的称颂。倘若说王羲之用笔内扌厌，那么王献之则用笔外拓。父子二人从不同的书体取意，使得各自的书写风格都可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也反映出他们是有意识地从各种书法的渠道吸取美的素质，创造出新意妙理。人们从王献之的书法作品《廿九日帖》《洛神赋》《鸭头丸帖》《中秋帖》《十二月帖》等等，都能看到才能横溢的他不少地方已改变了王羲之的法度，书风流美面貌独具。
王献之《洛神赋》
书法理论著述的陆续问世，成为魏晋书法这一划时代高峰的另一显著标志。如索靖的《草书势》，卫恒的《四体书势》，卫铄（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它们的理论价值很高，内容涉及面广，文字简短而意蕴精深，既有对各种书体的深刻剖析，也有对基本笔画的形象描写，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学基础。它们对书体的起源、美学特征等作了形象的阐述，显示了当时书法审美意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由此奠定了古代中国书法理论的基础，对后世书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书法艺术走向完全自觉的必然产物。
三、魏晋书法的传承及其在当下的意义
魏晋法帖与墓志造像字形上虽然大相径庭，但笔法相通。其对后世历代书法艺术发展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祖述笔法相沿成线的递进传承路径实现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锺繇，锺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之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像这样对笔法紧密传授链条的笼统概括，固然不一定可靠，但它集中反映了古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笔法的开端是神圣的，它造就了那样精彩绝伦的书法。但笔法的传授必须遵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方式而传承下去，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笔法的纯正性。
兰亭序局部
我们看看历史进入唐代。尽管旧的门阀世家遭到巨大打击，但社会仍然按照贵族政治的方式运行，使得魏晋笔法以及积淀在笔法里的珍贵经验继续传递下来。余秋雨先生说：“在王羲之去世257年后建立的唐朝，是多么意气风发，但对王羲之书法却怎么也不敢再'创新’，就连唐太宗这么一个睥睨百世的伟大君主，也只得用小人的欺骗手段赚得《兰亭序》，最后殉葬昭陵。他知道，万里江山可以易主，文化经典不可再造。又说：唐代那些大书法家面对王羲之，一点儿也没有盛世之傲，永远地临摹、临摹、再临摹。”
王羲之《兰亭序》高清大字
其实，唐代文化灿烂辉煌，书法成为了我国又一个高峰时期。唐太宗酷爱书法，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功力颇深的书法家，他将王羲之推向崇高的地位。唐朝书法也有创新和发展，楷书是第一书体，而且产生出大唐精神的审美对应体，即草书。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孙过庭与最绕不开的颜真卿以及欧阳询、虞世南、柳公权等楷书大家，组成了这个时代光辉闪耀的书法明星群体。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根植于魏晋书法基础之上。创新的背后，是传承在起作用。书法史告诉人们，历史形成的经得起检验的书法传承体系，就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书法传统。对我国书法传统，当代书法人必须珍视，格外重视。
毋庸置疑，当代书法人生活的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与魏晋时代是不同的。然而，魏晋笔法的那种空灵，那种“凌空取势，一拓直下”的精神，王羲之用笔的粗细轻重、线条的方圆曲直、结字的正欹参差、行气的断续聚散，不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能做到既变化无穷、纯出自然，又遒媚劲健、端秀清新，表现出无穷的韵味等等，当代书法人理应效法，下苦功夫研习。可以说，今天传承魏晋书法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字外之奇”“笔短趣长”的深刻艺术解读，找寻出那些符合当今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下字外的东西，树立新的书法创造和发展的意境和思考方式，从而确定对书法的一种哲理支撑。
书不入魏晋终为俗格。魏晋书法风格在我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基于“取法乎上”的思想，就必须把魏晋书法确定为当代书法人学习书法的起点和书法之“道”。因为只有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真正找到强大的传统文化保障，从而推动我国书法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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