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黄裳汪曾祺 | “三剑客”在上海

在近代文化人交往史上，黄永玉与汪曾祺是一对难以绕过的挚交。只是他们在特殊时期“失联”，也曾引起一些人的好奇心前后追索。至于真相如何，或许就连他们二人也说不清楚。

为此我也曾向李辉先生、苏北先生请教详情，他们虽然具体说法不一，但总体的还是以黄、汪二家重修旧好为主体。反正那一段复杂的交情不只是牵涉人情，也牵涉到了世道。总之，从积极的一面看，这种经历反倒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见证。

近日再次拜读黄永玉的《黄裳浅识》，更是觉得黄永玉于汪曾祺并无成见，或许就是一种好友之间应有的知趣和距离。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好友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更不是看着对方“得势”了赶紧上去祝贺或贴近，远远放在心里，未尝不是一种礼仪。

黄永玉致黄裳书信，1957年3月9日

不妨看看黄永玉、黄裳、汪曾祺当年在上海滩“混迹”的派头， 三人也常被称为文化界的“三剑客”。当时最有钱的是黄裳，因此请客买单的大多是黄裳。记得有一次我和苏北谈起黄裳， 他说老爷子请客很有派头，舍得花钱，有一次拿出 5000 块钱请人吃饭，你想想啊，那年头，5000 块！

黄永玉曾以见过一些好友的父母为荣，如黄裳的母亲，又如汪曾祺的父亲，“近处讲，见过汪曾祺的父亲，金丝边眼镜笑眯眯的中年人”。我在想，黄永玉是在什么时候见到汪曾祺父亲的？是在高邮还是在上海？

大概是在1946年还是1947年，黄永玉先生在文章中说他记不清楚了，总之是抗战胜利后没多久。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中写道：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地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可以想象，两个教书匠（黄永玉的画那时尚未有大市场，据说他每个月的房租是五十元，而他发表一幅木刻画才二到五元稿费）时不时围着好友黄裳聚餐白相的场景，买单的自然是最有钱的那一位。而且这三个人至少有两个人是爱好美食的，黄永玉不大爱饮酒，茶和咖啡似乎是爱的。这样的话，爱玩、爱热闹的三条好汉的消费不会是个小数目。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 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1991年7月汪曾祺画作

当然，黄裳的收入虽然颇高，但开支也不低。除了应付生活必需的支出，他还嗜好收集古籍以及好的文房用品，更少不了像黄永玉与汪曾祺这样的好友食客们。黄永玉说：“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我有时在遥想这三人吃饭买单的是黄裳，点菜的会是谁？ 汪曾祺？我想应该是他。记得沈从文先生到了晚年还是渴望能再回湘西去看看。黄永玉就鼓励表叔说，等你好了咱们一起回去，雇一只船，沿沅水回湘西，你看中哪个码头咱们就停下来。沈从文提出疑问，如何解决伙食？黄永玉说咱们带上曾祺，这个他最在行了！

黄永玉比汪曾祺小四岁，但在艺术的主张上，汪曾祺是早就看出了这位兄弟的才华的，就连黄永玉讲故事的本领他都颇为佩服。不信你听听黄永玉的回忆说：“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有时候他们喝多了，从酒馆里出来，路过妖娆之地四马路，就会被“好客”的婆姨扯住往屋子里拽。有一次黄永玉就被抓住了，黄裳和汪曾祺正在聊着晚明的话题，一看黄永玉的架势禁不住爆笑开来。因此，黄永玉说他永远记得当时黄裳的开怀大笑，还有汪曾祺的“见危不救”。

2011年12月初，黄永玉与黄裳先生的合影

我非常好奇的是，这几位在上海都会吃些什么？我在汪曾祺回忆旧人的文章中看到了朱南铣，说这个同学家里很有钱，在上海开有钱庄，在昆明时就经常请他们同学吃饭。

到了上海， 汪曾祺曾借住在朱德熙家中，朱南铣照旧请他们吃饭，“他请我们几个人在老正兴吃螃蟹喝绍兴酒。那天他和我都喝得大醉，回不了家，德熙等人把我们两人送到附近一家小旅馆睡了一夜”。

再后来读汪朗先生回忆父亲的文章《京沪之间的落魄才子》，说爸爸在上海教书时生活惨淡，因此也没有什么记录，倒有一篇小说《星期天》记录了当时的实情：

我。我教三个班的国文。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吃了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后，就回到学校里来，在“教学楼”对面的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很喜欢这间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

从文中可见，汪曾祺当时除了去作家巴金家坐坐，就是和黄永玉（天才画家）去荡马路，吃的是什么呢？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雨后的夜里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的叫卖声，不禁起了馋意和乡愁……

不妨再看看文中还有哪些食谱。“每年冬至，他必要把全体教职员请到后楼他的家里吃一顿'冬至夜饭’，以尽东道之谊。平常也不时请几个教员出去来一顿小吃。离学校不远，马路边上有一个泉州人摆的鱼糕米粉摊子，他经常在晚上拉我去吃一碗米粉。他知道我爱喝酒，每次总还要特地为我叫几两七宝大曲。到了星期天，他还忘不了把几个他乡作客或有家不归的单身教员拉到外面去玩玩。逛逛兆丰公园、法国公园，或到老城隍庙去走步九曲桥，坐坐茶馆，吃两块油氽鱿鱼，喝一碗鸡鸭血汤。”

汪曾祺既然如此写法，说明当时他是尝过这些味道的。这一年多的时光食宿无着，吃过哪些小吃，相信一定会令他记忆深刻。另在顾村言先生的《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文中还透露黄裳先生后来的回忆内容：“黄裳且提及与汪曾祺在上海经常去三马路上的'四川味’，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现在上海还能吃到纯正的棒子鸡吗？

那段时间，黄永玉也是生活无着，朋友也不多。他在《太阳下的风景》中描述一位好友：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多自负，时间和精力像希望一样永远用不完。我和他时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为，最了解最敬爱他的应该是我这位朋友。如果由他写一篇有关“沈公” 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在写作上，他文章里流动着从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我真为他骄傲。所以我后来不管远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去比较我当时读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脚。

这位作家好友无疑就是汪曾祺。但此文中黄永玉却没有直接点出姓名，对此汪朗先生在回忆文中说：“不过，黄永玉先生没有指明爸爸的名字，因为两个人后来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故。”

但是在 2020 年第一期的《收获》中连载的黄永玉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却直接点出“曾祺”的名字，并提及“看曾祺样子讲话未必总是那么少。他耐烦听别人废话”可谓准确。

究竟是怎样的一些变故呢？时过境迁，人世沧桑，早已经失去了深究的意义。重要的倒是那些值得追溯的过往。

记得那时的汪曾祺常常给老师沈从文写信，信中常常会提到黄永玉的艺术。有一次，汪曾祺在信中提到：“我想他（黄永玉）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 23 岁）， 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

沈从文与学生汪曾祺

汪曾祺致从文先生书信（1）

汪曾祺致从文先生书信（2）

汪曾祺还在信中提到想方设法请人为黄永玉的木刻版画作品写评论，当时一个个扒拉着找，美术家王逊自然是可以的，林徽因也可以，费孝通也是可以的。老舍呢，可以是可以，但不知道他愿意写否。又想到了去世的闻一多和梁宗岱都是也可以的，后来又找出几位，但又一个个排除了，真可谓用心得很。

后来读到李辉的著作《传奇黄永玉》，还有2010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黄永玉与汪曾祺》，我对于“三剑客” 的交情更生了一层敬意。文中提及他们昔日的交情：

“浪漫而令人回味的友谊，却少见黄永玉直接写到汪曾祺。问他，他不假思索，即摇头：'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 答得认真，也含蓄而委婉。” “文章虽未写，汪曾祺却一直是黄永玉的话题。'我的画只有他最懂。’谈到汪曾祺，黄永玉常爱这么说。”

不用说，黄永玉常常会念及上海的那段经历，甚至非常感恩汪曾祺对他艺术的肯定和鼓励，黄永玉曾拜托李辉帮忙寻找汪曾祺写给沈从文的信，后来还真给找到了。“六页稿纸， 实为同一天写的前后两封信。据信中内容推断，汪曾祺信写于1947年7月。”

在此信写作近五十年后，也就是1997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个月后，即1997年8月，黄永玉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修建完工。

在李辉的文章中我读到这样一个句子：

“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黄永玉这样感叹。

根据李辉文章的记述：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1996 年冬天。这是黄永玉自 1989 年春天旅居香港七年后的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为欢迎他的归来，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先后举办了两次聚会。其中有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次，汪曾祺的脸色看上去显得更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那天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 那一天的主角自然是黄永玉，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 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那种场合，他们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

1951年1月6日，黄永玉在举办个人画展时，汪曾祺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发表于1951年1月7日的香港《大公报》副刊：

我和永玉不相见，已经不少日子了。究竟多少日子，我记不上来。永玉可能是记得的。永玉的记性真好！听说今年春夏间他在北京的时候，还在沈家说了许多我们从前在上海时的琐事，还向小龙小虎背诵过我在上海所写而没有在那里发表过的文章里的一些句子：“麻大叔不姓麻， 脸麻……”

我想来想去，这样的句子我好像是写过的，是一篇什么文章可一点想不起来了！因为永玉的特殊的精力充沛的神情和声调，他给这些句子灌注了本来没有的强烈的可笑的成分，小龙小虎后来还不时的忽然提起来，两个人大笑不止。在他们的大笑里，是也可以看出永玉的力量来的。

汪曾祺《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

汪曾祺曾这样评论黄永玉的画作：民间的和民族的，适当的装饰意味，和他所特有的爽亮、乐观、洁净的天真，一种童话似的快乐，一种不可损伤的笑声，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的精力充沛的笔墨中融成一气，流泻而出，造成了不可及的生动的、新鲜的、强烈的效果。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

黄永玉笔下的凤凰县

应该说，汪曾祺是对黄永玉的艺术和为人比较了解的一位挚友，1950年他在文中写道：“永玉的生活，永玉的爱憎分明的正义的良心都必然使他的画带着原有的和特有的优点作进一步的提高。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会越来越强的。”

黄永玉曾多次写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

遥想汪曾祺在河北张家口下放时，领受任务绘画马铃薯图谱，当时就不时与黄永玉写信交流，并请他帮忙邮寄纸张和颜料。再后来，汪曾祺拿起笔重新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当时要出版一本《羊舍的夜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这本书的封面和插图都是黄永玉即时创作的作品。

黄永玉画汪曾祺的《羊舍的夜晚》

《羊舍的夜晚》插图

黄永玉在致黄裳的信中还提及：“估计十天至十五天我还要刻一批小东西，是急活，是大师汪曾祺文集的插画。出版社来了一位女同志，女编辑，黄胄的爱人，为这事受到批评，说她抓不紧，于是昨天来了两趟，非干不可。（1962年11月14日）”

根据李辉的记录，黄永玉于2008年12月17日向他谈及了此事，说汪曾祺写了小说后，请他帮忙配插图：“出书时，要我帮忙设计封面和配插图。我刻了一组木刻，有一幅《王全喂马》，刻得很认真，很好。一排茅屋，月光往下照，马灯往上照，古元说我刻得像魔鬼一样。”

李辉曾把黄永玉与汪曾祺后来的一些变故比喻成两人之间只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而已，恐怕不用捅自己就破了。他至今甚为后悔的是，没有拍摄两位老人在1996年“久别重逢、 隔膜化解”聚会时的场景。

2018年，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市在文游台建造了汪曾祺纪念馆，馆名是黄永玉书写的。我曾见过李辉拍摄的书写现场的照片，黄永玉先生写得很是认真，好像是写了好几条最后挑选了一幅满意的。那一年，黄永玉先生九十四岁了。那一年，汪朗去黄家取的书法题签，自言“听他谈了一些两人当年的交往情况”，一切都随着岁月陈去了，风轻云淡，波澜不惊，留下的唯有友谊的醇香。

在汪曾祺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句话：“他是我认为全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一直到今天都这样认为。”落款是黄永玉。

再回到黄永玉写的《黄裳浅识》：“和黄裳兄多年未见，这半年见了两次。我怕他行动不便，专门买了烧卤到府上便餐，他执意迈下三楼邀我到一家馆子去享受一顿盛宴；我再到上海， 兴高采烈存心请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饭店餐厅吃一顿晚饭，那顿饭的水平吃得我们面无人色，使我惭愧至今。”

我曾见过李辉拍摄的黄永玉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黄裳去吃饭的场景，依旧地潇洒，依旧地动人，使人会遥想当年“三剑客”在上海滩“闯荡”时的青春无忌。

黄永玉推坐在轮椅上的黄裳前去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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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艺术史学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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